阜平县人民在选举。
唐县选举出第一任女县长陈舜玉。
本版照片均由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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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父亲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深入晋察冀边区，走访了15个县500多个村庄。”84岁的北京医院离休干部张国男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的女儿，她告诉记者，正是这次敌后之行，使后来为民主事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李公朴，明确提出了“晋察冀是今天民主的模范抗日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形”的观点。
在1940年出版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李公朴这样写道：“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无独有偶，抗战期间两次到河北各大根据地实地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逊，也曾亲切地称这里为“新中国的试管”。
是什么吸引和打动了他们，使他们做出这样的论断？
在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根据地这片热土，又怎样孕育了新中国的雏形？
一碗豆子和两个女人
——民主选举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认识到政权与自身的联系
“一选选出来个女县长，长脸儿，个子不低。”作为当年站在台下的女娃娃，唐县西杨庄村86岁的邸改先至今对75年前发生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女的都是在家干活、养孩子，真没想到女的还能这么有本事，当选县长还是全票通过！”
1940年9月1日，边区新民主主义运动帷幕拉开后，25岁的陈舜玉当选为唐县县长，庆祝大会就开在邸改先家所在的西杨庄村。
“根据馆方搜集的相关资料，陈舜玉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选举所产生的第一位女县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周慧敏告诉记者，“这是晋察冀妇女解放的鲜明旗帜，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标尺。”
1940年6月，晋察冀边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发出进一步在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和促进全国真正实施民主宪政的决定，并定于6月15日至8月底为边区新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唐县就是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的试点县。
“村里一下子热闹了，宣传队讲的都是‘民主’、‘选举’、‘参政’。”邸改先的老伴，93岁的李晚子当时刚满18岁，亲手填写过选票。
当年李晚子因为粗识几个字，选票是自己亲手填写。“不过听说有的村老百姓不识字，就用‘豆选’的办法投票。”李晚子所说的“豆选”，就是在每个写有候选人姓名的条子上面放一个碗，选民每人拿一颗豆子，同意哪位候选人当选，就把手中的豆子放进他的碗里。
“这次民主选举是一次由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长期从事根据地建设研究的中国抗战史学会专家组顾问、河北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谢忠厚介绍，当时的区、县和边区三级选举，参选人数一次比一次多，平均参选人数占公民总数80%以上，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选人数达98%以上，有的区、村达100%。“即便是敌占区、游击区，选举也依然秘密进行，参选人数一般也达70%以上。”
一张张亲手填写的选票，一颗颗亲手投下的豆子，自下而上选出区代表、县议员、边区参议员以及国民大会代表，并由民意机关选举政府工作人员，成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这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民主选举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认识到政权与自身的联系。”谢忠厚说。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权建设的一种形式，边区的民主选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探索。”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学民解释说，从边区民主选举起，民主政权建设开始步入重要发展节点，包括解放战争时期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和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制定，再到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民主政治建设。“因此，边区的民主选举为新中国民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和共产党员、福州人陈舜玉一道在这一次唐县民主选举中脱颖而出的，还有本地北店头村的另一位女性张春云——她当选为唐县参议会的第一位女议员。
令今人不免惊讶的是，张春云不仅是女人，而且是个地主。“张春云出身望都医学世家，丈夫早逝后，她便成了一家之主。家里拥有近三百亩耕地，四十间房屋，县城还有一家合股皮店。但她乐善好施、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支持抗战。”长期研究当地民间文化史的唐县人大原副主任韩海山告诉记者，为了迎接抗日政权的诞生，张春云把四十多间房屋全部腾出来打扫干净，配置好桌椅、被褥等工作生活用品，打开粮仓以供应粮食，并捐出一千多块大洋，“称得上是一位毁家纾难的开明地主。”
“我父母当年种过她家三亩半地，她考虑到我们家人多地少，生活困难，租子一般都是随我们的便，交多交少都行。”86岁的北店头村村民贾晨有至今记得张春云的义举。“有的户年年借粮无力偿还，再借不便开口，只好说借糠吃，张春云就偷偷在谷糠下装上谷子和玉米。”后来边区实行减租减息，张春云不仅积极响应，还告诉种她家耕地的农户，谁种谁收，不再交租。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建设最重要的一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王聚英教授解释，为了将之付诸实践，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种崭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三三制”政权。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张春云当选县参议员，正是‘三三制’特征的鲜明体现。”
三件礼物与一身棉衣
——民主集中制的干部任命方式刷新干群关系
“那时候边区不讲请客送礼，可陈舜玉一当上县长，就收了三件礼——一个钢球，一套针线，还有一面镜子。”对各区代表送的这三件礼的寓意，邸改先至今印象深刻，“让新县长梳梳头、照照镜，希望她办事像镜子一样清正廉明；钢球是希望她把全县人民团结似钢铁一般；针线是指要她穿针引线、把各界人民串联起来，团结抗日。”
“这次大规模的民主选举同时也是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权机构的一次成功尝试。”谢忠厚解释说，选举产生了区代表大会、县议会、边区参议会和各级政府，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系统地建立起新型的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这种自下而上的干部任命方式，对于改变工作作风，树立‘公仆意识’，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
“当时的唐县民主政府设有六科、一局、一室，除公安局外，县政府机关只有十几名干部和三四个勤杂人员，人少担子重。”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馆长陈玉恩介绍说，因唐县多山地、丘陵、河流，地势险要，利于隐蔽，所以晋察冀军区机关、边区政府机关等以及学校、工厂等单位都驻扎在唐县，综合人数达5万余人。“当时的唐县只有20万人口。每年要提供的公粮达650万斤以上，军鞋5万多双，还要供应军衣、被服等物资。特别是在反扫荡期间繁重的支前工作等，都是摆在县长面前的首要任务。”
1939年7月，唐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两岸30多万亩农田被冲毁。水灾过后，又闹瘟疫和虫害，再加上敌人的疯狂扫荡，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难中。“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县长的陈舜玉马上投入工作，积极动员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并和机关干部一起，节衣缩食，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米，支援灾区。”陈玉恩告诉记者，当时陈舜玉到平原地区进行募捐，一次就募捐粮食636000余斤、款5800余元。
“她将募捐来的粮、款及时发给灾民，并请医生到灾区进行巡诊，帮助灾民防病治病，还亲自到三区下庄村参加分配救济粮款的讨论，与村干部一道，逐户查找重点救灾对象，并连夜送到灾民手中。为了保卫秋收、组织反扫荡，当时怀孕不久的她累得流了产。”陈玉恩说，“事实证明，群众的选票没有投错。”
在根据地，像陈舜玉这样的行政干部绝非孤例。
“三爷爷是在反扫荡中为掩护群众身受重伤被俘的，敌人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企图诱降，但他坚决拒绝，敌人恼羞成怒，把他杀害了。”虽然从未见过三爷爷，但今年刚从大连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史珊珊是从小听着他的故事长大的。
史珊珊的三爷爷陈翕儒，原名史炳祥，1939年11月任赵（县）元（氏）高（邑）联合县（后改名赵元宁联合县）县长。陈翕儒牺牲后，被冀中六地委追认为“模范县长”，还将赵元宁联合县改名为“翕儒县”。
“说是当上了县太爷，可是没办公室、没秘书、没伙房，居无定所，身上常掖着干粮，人家都说他当的是个‘走官’。直到37岁牺牲，也没娶上媳妇，连个后人也没留下。”史珊珊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祖父当年讲起这个三兄弟时的心疼和遗憾。
不同于旧时坐在衙门里作威作福的县太爷，抗日县长陈翕儒每月只有十五元津贴，吃穿和老百姓一样，甚至还不如老百姓。有一年入夏因为反扫荡紧张，单衣没能及时发放，他便穿着一身的棉衣大热天到处奔走，老百姓要送一身单衣，他愣是推脱不要。
正如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介绍的那样，当时，晋察冀边区没有薪俸制，所有的工作人员只是按月结发一定的津贴。早在边区政府成立的时候，军政民代表大会就有这样一个决议：“原则上规定每月每人的待遇，最高不得超过十八元，具体规定由边区政府负责。”
“这样少的津贴，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够。”李公朴在书中解释了当时根据地实行的供给制，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抗日工作有积极的自觉的认识，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而工作，不是为了某个人而工作，所以津贴的多少，不在他们的意中，反而他们高度发扬了积极性”。
“事实上，当时廉洁政府的构建，干部的自律只是一方面。”王聚英认为，另一方面还依赖于当时监督与被监督体系的完善。
当时政府机关建立并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县务会每月召开一次，由县长、县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和工、农、青、妇、武等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研究确定当月中心任务。
据周慧敏介绍，1938年4月，在晋察冀第一届党代表大会上，彭真提出加强党的建设，5月，中共晋察冀省委制定了《关于在政权机关工作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其中一条要求干部做到：刻苦耐劳，积极负责，绝对廉洁、正直。“这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廉政条例。”
一张路条和5000所学校
——精密的群众组织建设筑起抵御外侮最神秘、最牢不可摧的屏障
“上哪去？干什么的？拿路条来。”
“没有路条。”
“明明有规定，你们怎么不执行？”
“这都是咱们边区首长……”
“谁管首长不首长！”
时隔70多年，说起当年自己把红缨枪往地上一插、“查住了聂荣臻”的趣事，曾任阜平县西辛庄村儿童团团长的王专还是禁不住捧腹大笑。
“原来那是首长在故意试探我们，人家其实有路条。”恪尽职守的王专，虽说“连人家骑的大洋马的肚子都够不着”，却凭着这股认真负责的愣劲儿，得到了聂荣臻的褒奖:“你们做的对，一定要严格执行。”
当时只有10岁的王专已是个不小的“干部”。身为西辛庄村的儿童团团长，王专带领着6个自然村200多户人家的七八十个适龄儿童，“而且我们的组织和部队一样，干部按职位高低，依次是团长、连长、排长、班长，团里还有政委、副政委。”
虽然成员年纪小，但在王专的经历中，儿童团却是个管理规范、严格的组织，“行军拉练时背着小背包、扎裹腿，跟红小鬼一样。”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送伤员、搞宣传、拥军优属、搞大生产、坚壁清野……王专一一列举儿童团的职能。
“不念鬼子书，不吃鬼子糖；不上鬼子当，不对鬼子说实话；不给鬼子带路，不说出抗日干部；不给鬼子军用物资；不泄露八路军机密……”在当年的根据地，不论是巩固区还是游击区，这是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背诵和遵守的誓言。“为什么后来涞源、平山等地围绕王二小，甚至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这些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到底是谁，会有那么多争议，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年类似的事迹太多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实实在在曾经有过无数的王二小。”王聚英表示。
“抗日人人有责，抗日人人有岗，儿童团称得上是广泛发动群众的最好例证之一。”阜平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晋察冀边区首府阜平纪事《寻根晋察冀》的作者张曙红介绍说，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根据地的中心一环。为此，各抗日根据地开创以来，普遍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团和回民建国会，佛教会、抗敌后援会和自卫队等等，几乎村里任何一个人都有组织归属。”
“在普遍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上，根据地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晋察冀根据地的小学数量由1938年的2799所增加到7697所，通过各种各样的民校、夜校、半日学校和冬学等季节性办学形式，开展大规模的识字扫盲和普及各种常识的社会教育。”宋学民表示，抗日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次改变农村面貌的思想启蒙运动。大量农民因此摆脱了文盲状态，学到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抗战觉悟和生产建设能力也由此得到了很大提高。
“1938年9月到1940年，河北各根据地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对群众团体进行了整理，使群众运动走上了全面巩固和发展时期。”谢忠厚介绍说，各种群众组织经过整理，加强了党组织，选配了得力干部，在加强统一领导的同时，还将改善民生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民主选举运动。
“晋察冀的组织，简直是神秘微妙、不可思议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互传讯息，传递抗日军所要的消息，而且传递的速度，比电报、电话还要‘快速’。”在大龙华之役缴获的日寇文件中，敌酋桑木师团长就曾这样哀叹。
“根据地全称‘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也说明根据地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民主政治建设，一方面是支持抗日，而且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也为抗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后备支撑。”王聚英解释说。
“正如聂荣臻曾指出的那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绝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的问题，它包括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宋学民说。（记者 周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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