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汇合野夫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共同御侮！

　　然而，蒋介石却一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围剿红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变的正确处理，引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张、杨策划“兵谏”行动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清晨捉蒋后，张学良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计，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组织联合政府。

　　中共制定了和平解决方针

　　12日夜间，这个消息就在陕北红军中传开了。所有听到消息的人，都在半夜里起了床，高兴得不得了。有的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有的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有的情不自禁地跳起舞、唱起歌来。

　　的确，蒋介石十年剿共，手上沾了不知多少共产党人的鲜血，这个仇恨太深了。

　　中央领导同志们的心情其实也和大家一样。他们最初的反应，是要清算和公审蒋介石。

　　然而，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了解了西安的实际情况和张、杨的真实想法并向中央汇报后，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反应，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们的头脑也冷静下来，并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宋氏兄妹也想讲和

　　蒋介石被扣后，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派兵威逼西安。更值得注意的是，事变当天南京即致电当时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催他立刻回国。汪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与其在国内的同伙儿电报频传，密谋策划，并当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一旦南京政府被亲日派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周恩来12月18日从西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

　　中共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关注，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战，奴化中国”。

　　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的亲属、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力主和平解决。

　　宋美龄不顾何应钦等人的阻挠和反对，于12月22日偕同宋子文飞往西安。为不影响蒋的安全并有利于“救蒋”，中途在洛阳停留时，她会见中央军将领，命令陆军停止向西安进攻；未经蒋介石批准，飞机不得飞临西安上空。12月23日，宋氏兄妹由洛阳飞到西安，受到张、杨的欢迎与接待。

　　宋氏兄妹见过蒋介石后，立刻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了谈判。由于各方都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的意向。

　　蒋终于同意一致抗日

　　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面见蒋介石。蒋见到周恩来，从床上勉强坐起来，请周坐。周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立刻不失时机地回答：“只要蒋先生能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这时，宋美龄也插话说：“以后不要剿共了，这次多亏了周先生千里迢迢来到西安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则具体地说明了中共当前的方针。蒋介石也随即作了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虽然大多数人都主张让蒋留下书面协议才放他走，但张学良还是说服杨虎城，立刻放蒋介石回南京，并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

　　25日下午3时，张学良叫上杨虎城，陪着蒋介石一行悄悄前往机场。当他们一行到达机场后，发现机场竟然聚集了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其实这些人是来迎接指挥绥远抗战的傅作义的，但蒋介石却误以为群众是来对付和为难他的，便有些紧张，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接着，蒋把答应的条件内容重述了一遍，并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半年多的艰苦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持续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西安事变成了中国由内战转向抗战的枢纽。

　　1937年2月，国共两党代表开始在西安谈判。国民党代表是顾祝同、张冲和贺衷寒；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谈判围绕着两党合作、共同抗日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然而，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

　　本来周恩来在西安见蒋时，蒋就邀周在他返京（指当时的首都南京，下同）后去南京会谈。蒋返京不久，又通过潘汉年邀请周。当时中共中央鉴于蒋不顾信义，扣留了张学良，担心周去后成为“张学良第二”，决定“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如今谈判不顺利，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3日电示周恩来：“两星期后，周去宁与蒋谈。”

　　当时蒋在杭州，周恩来3月下旬从西安来到杭州，在潘汉年的陪同下见了蒋介石。

　　周恩来向蒋强调以下几点：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等。蒋介石对此的态度显得出乎意料地通融。

　　然而，当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再次同蒋介石会谈时，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蒋介石比两个多月前杭州会谈时后退了一大步。他虽表示红军可改编为3个师4.5万人，但在3个师上设总指挥部的承诺被推倒，并提出请毛泽东、朱德离开苏区出来做事。

　　“七·七”事变，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的爆发，使蒋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抗日。于是，两党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迅速改观，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问题获得解决。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于22日正式发表。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蒋同天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达成。

　　联合时局

　　“八一宣言”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这是1935年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的激情文字。这个文件更为人们熟悉的名字是“八一宣言”。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

　　“八一宣言”的产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据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宣言是由王明执笔起草的。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记载，1935年7月14日，代表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王明起草的中共和苏维埃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依照原文一致通过，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文字加以修改并写一封加以解释的信。

　　“八一宣言”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宣言编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3日全文刊载。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在流传着这一宣言。

　　联合背景

　　瓦窑堡会议及其后的国共接触

　　“八一宣言”发表时，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当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了。

　　为了及时向国内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1935年11月间取道蒙古辗转回到陕北，中共中央这才了解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并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据李德《中国纪事》说：1937年12月王明回国后，“我听说，毛泽东赞扬了王明在起草1935年8月1日宣言时的积极行动，说这一行动为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基础。”

　　瓦窑堡会议决议，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八一宣言”的基础上得到补充和完善。

　　当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认为可以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了接触，曾养甫派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长江局取得了联系。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国民党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然没有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联合观点

　　抗战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郑大华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就在于自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各阶级各党派实现了大联合、大团结，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在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国共两党的斗争，有时还相当激烈，但直至抗战胜利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形式还维持着，国共两党并没有完全走向对抗和分裂。这当中要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作用。

　　首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呼吁、奔走和组织下建立起来的，正是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才形成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和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对日妥协和投降，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反对和斗争，才粉碎了日本一次又一次的诱降阴谋，阻止了国民党内一次又一次企图与日妥协的活动，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再次，因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孙中山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人往往是一盘散沙而很难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但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作，从而使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中的反抗侵略的力量得以激发壮大，这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中国人民之所以没有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将中国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在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再次破裂，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才真正从沉沦开始走向复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联合事件

　　最高国防会议上，全体起立赞成对日作战

　　“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随即着手进行对日战争，开始筹划最高国防会议，并电请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山，共商国是。7月下旬，军令部作战组组长刘斐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求他前往桂林，邀请李、白二人出山。

　　面对蒋介石的邀请，各地实力派在犹疑。李、白二人也无法确定，蒋介石这次是真心邀请还是另有他意。把刘斐安顿好之后，李宗仁、白崇禧召集众将官开会讨论：南京，到底该不该去？

　　白崇禧觉得应该去。他认为，“九·一八”之后，李、白就力主抗日，并在广西搞新面貌建设，几年下来，已成为全国抗日决心最坚定的省份之一。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之所以能有如此牢固，抗日的号召力功不可没。现在，“七·七”事变爆发，眼看大战在即，此时蒋介石要全面抗日，桂系想不出不去的理由。

　　但桂系的将官却不这样认为，李品仙、廖磊等人都心存顾虑，他们跟李宗仁想的一样：蒋介石这次是真的要抗日吗？要是去了南京，他们还回得来吗？

　　不仅桂系，就是其他地方实力派也在看桂系行事。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给他们来电进行劝阻：如果你们去南京，被软禁了怎么办？别抗日不成又添新乱，还是等等再说吧。

　　但是，白崇禧打定主意要赴南京。他判断，这回蒋介石是真想抗日了，“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必须对日本要有个明确的态度。抗，则蒋能继续统治；和，则南京政权崩溃。从这个角度来看，蒋抗日，既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亦为国民政府之统治，也为他自己的地位。最后他们商定，由白崇禧进京，李宗仁则留在广西，为出桂抗战作准备。

　　白崇禧一进南京，各地方实力派很快也赶到了南京。

　　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国防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悉数出席。各地方实力派也都出席：除了桂系的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也来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也来了。群贤毕至，济济一堂。在国民政府的历史上尚未有过如此整齐的阵容。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最后，蒋介石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都起立赞成对日作战。

　　中国军人们显示出了同仇敌忾、举国一致的抗战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