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犯如何“从鬼到人”——探访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

图为日本战犯在自己组建的“战犯学习委员会”上讨论学习。 韩宇 翻拍

1950年至1964年,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里,982名日本战犯接受改造,中国创造了让这些战犯“由鬼到人”的世界奇迹。一些战犯回到日本后,感念于中国政府和群众的善良与宽大,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发誓将后半生献给反战和平与中日友好。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赶赴抚顺,探访抚顺战犯管理所当年是如何创下改造日本战犯奇迹的。

《论持久战》影响日本战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将大批俘获的日军战俘押送到西伯利亚。1950年7月,苏联将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引渡给中国政府。中国将这部分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改造。

“日本战犯在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只有3个月时间,便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了确保战犯安全,管理所将日伪战犯转移到哈尔滨关押。1951年3月25日与10月24日,战犯才被分两批迁回抚顺。”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孙杰介绍,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在日本战犯中引起巨大震动。此前,他们还幻想美军能够占领中国东北并释放他们。幻想彻底破灭后,日本战犯开始认真接受中国政府的教育改造。

管理所根据实际需要,开始组织战犯开展政治学习,并指定日本战犯重点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选集》。

“对日本战犯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通过学习,战犯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还组建了‘战犯学习委员会’。”孙杰说。

时年30岁的战犯三轮敬一曾任侵华日军中队长,刚入所时他抗拒学习改造。经过一段时间的帮助教育,三轮敬一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他主动要求回到学习小组。

管理所时任所长孙明斋、时任管教科科长王凤林和管教员金源等人先后为日本战犯作学习辅导报告。为了巩固提高学习效果,管理所还经常为日本战犯放映纪录片和故事片,播放各种宣传材料。

1952年年初,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对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管理所在组织战犯开展政治学习的同时,又在下级战犯中开展认罪悔罪教育,并创造性地在下级战犯中采取了“忆苦思罪”的教育方式,收到了很好效果。

“1954年4月下旬的一天,原日本第39师团第232联队中队长宫崎弘在管理所举行的战犯认罪悔罪大会上发言,成了战犯们坦白自己罪行的突破口。”孙杰说,宫崎弘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在日本战犯中引起很大反响,不仅影响了中下级战犯,也影响了原来不肯认罪的日本将官和高官们。

值得一提的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的第二号“太上皇”古海忠之是日本战犯中的“死硬派”代表人物之一。经过学习和思想改造,他对自己在伪满洲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了比较认真和全面的认罪悔罪。与此同时,日本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也作了认罪悔罪。这一文一武的认罪悔罪表现,对日本将官和高官的转变产生很大影响。

记者在一张老照片中看到,战犯大井健太郎在座谈会上放声大哭,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为残酷杀害中国人而流下忏悔的眼泪。

伙食标准超过管教干部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作出了明确指示:要尊重战犯的民族习惯,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对战犯的伙食要给予分灶对待。要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从1950年至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日伪战犯保存物品1.2万件,在战犯获释后一件不少地全部返还战犯。1952年10月,哈尔滨监狱隔壁的猪鬃加工厂失火,延烧至监狱,管教人员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把所有战犯及其财物都抢救出来,但管教人员的衣物却毁于火海。战犯所需日常生活用品全部由管理所免费发放,从衣服到牙刷牙粉,一应俱全。

按照周恩来总理批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伪战犯伙食实行三级分灶对待:将官级吃小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考虑到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主食全部是大米和面粉。

“当时中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即使是战犯的大灶标准,也比普通百姓高出几倍。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伙食标准都不及战犯,为了节省粮食,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孙杰说。

孙杰举例介绍,有一次,管教人员与战犯们在地里劳动,战犯们以为管教人员带的干粮一定不错,结果一看是玉米面做的“菜团子”,让战犯们非常感动。

“让战犯享受如此优厚的伙食标准,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教育改造战犯的决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教育改造战犯起到了积极的感化作用。”孙杰说。

医务室水准超中级医院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还建有设施完备的医务室,有医务人员26名,负责对战犯的医疗保健工作,心电图检查机、小型X光透视机等一应俱全。

孙杰说:“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水准,超过当时社会上的中级医院,很多战犯的疑难病症在这里治愈。”

护士焦桂珍护理卧床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武部六藏达4年之久,直至他假释回国。

患有鼻咽癌的战犯岸川健一在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沈阳军区总医院得到悉心治疗,病情好转,岸川健一感动得痛哭流涕,向管理所上交了悔罪书。

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战犯榊原秀夫患有严重肺病,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亲笔批示,使榊原秀夫得以及时治疗并被提前释放回国。

战犯永富博之当年曾打掉中国无辜者全部牙齿,管理所则为他镶上4颗牙齿,这使他的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表示“一定要彻底认罪,重新做人”。

据统计,管理所为151名战犯配戴了各种眼镜,为302名战犯镶牙。

日本战犯入所初期,因运动量较小,有些战犯患有末梢神经炎和胃肠疾病。管理所为保证战犯身体健康,决定每日运动3小时,劳动3小时,学习3小时。

由于参加适量的特色劳动,加之科学合理搭配食谱,战犯们的体质增强了,末梢神经炎和胃肠疾病几乎绝迹。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献力

1954年3月4日,中国政府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对战犯开始侦讯工作,并为依法审判日本战犯做准备。

1956年6月9日至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开庭,公开审判铃木启久等8人战争犯罪案。7月1日至7月20日,公开审判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0名战争犯罪案。36名战犯最终分别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法庭上出现了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景:由于日本战犯犯罪事实清楚没有任何争议,所有受审日本战犯无一否认罪行、无一要求赦免。相反地,他们在法庭上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予以严惩,并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强烈谴责。

1956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21日,根据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分三批宣布对1017名罪行较轻和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宽大释放回国。

从1958年始,管理所根据服刑日本战犯表现及身体状况,分别给予减刑、假释和提前释放。到1964年3月,除一人病故外,在押日本战犯全部获释。

孙杰欣慰地介绍,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任务已经结束,但改造成果却在延续着。

1957年9月24日,获释日本战犯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首任会长是藤田茂。该会一直致力于反战和平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日本重要社会团体之一。

“中归联”自创建以来,会员们始终把“认罪”“悔罪”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把“加害者的民族反省”作为活动的前提,敢于大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把“实践与发展日中友好”作为宗旨,不间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

自1956年始,“中归联”会员在近50年间,念念不忘他们的“再生之地”,念念不忘教诲他们的“恩师”,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他们的忏悔之意,感激之情。“中归联”会员发表、出版了大量图书、回忆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归联”会员集体编著的回忆录《三光》《侵略》。

“‘中归联’把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一项主要奋斗目标,长期奔走呼号。其中,在1963年组织开展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3000万人签名运动,声势浩大。”孙杰说。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签订了共同声明,正式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中归联”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因“中归联”会员大多年事已高,2002年4月20日,“中归联”宣告解散,同时成立“抚顺奇迹继承会”,主要由“中归联”会员家属子女以及日本青年等组成,他们传承“中归联”精神,敢于承认日本侵华历史以及所犯罪行。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里,有一组中日两国少年儿童共同放飞“和平鸽”的雕塑作品,那一个个正在翱翔的生灵昭示着和平、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