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讲述赴日采访日本战犯经过

图为2013年7月日本战犯绘鸠毅接受卢骅采访。 (资料图片)

2013年7月,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曾经组织研究人员赴日本,面对面采访了8名日本战犯,形成了珍贵的战犯口述实录,记录了这些昔日的战争魔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的过程。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当年赴日的研究人员中唯一一位专家,抚顺改造战犯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卢骅,他向记者讲述了采访8名日本战犯的过程,并提供了战犯口述实录内容。

战犯流泪接受采访

“我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有多年合作,参与了拟定陈列馆解说词、展览大纲等工作。原陈列馆馆长张继承在2013年和我讲,健在的日本战犯只剩下20人左右。”卢骅告诉记者,他多方呼吁,建议进行日本战犯口述资料的整理、研究,最终获得了支持。

卢骅介绍,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组织研究人员赴日采访战犯一行6人,他是其中唯一一名专家。按照我国外事相关规定,民间访外团体只能逗留一周时间,但此次要采访的战犯遍布日本多个地区,时间不够用,辽宁省外事办根据特殊情况,特批给了两周时间。2013年7月,他们踏上了飞往日本东京的飞机。

接待卢骅他们的是日本三个民间团体,分别是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大阪地方组织、抚顺奇迹继承会。

“‘中归联’在1957年9月24日创建,会员均由日本战犯组成,该会一直致力于反战和平与中日友好事业,成为日本重要社会团体之一。后因会员大多年事已高,在2002年4月20日宣告解散,但‘中归联’大阪地方组织却一直保留下来。”卢骅解释说,“中归联”宣告解散的同时,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主要由“中归联”会员家属子女以及日本青年等组成,以传承和发扬“中归联”精神。

“这三个民间团体与抚顺战犯管理所以及后来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卢骅回忆说,“此次采访团队成员之一,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张继承曾在2012年到日本接触过这三个民间团体,所以此次采访是他进行联系、沟通的。飞机抵达东京后,这些日本友人对我们非常友好、热情。”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都是由卢骅发问,出发前他已经做足了功课,准备了采访提纲。卢骅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包括日本战犯亲自实施或亲眼目睹部队上级、同级以及下级的侵华罪行；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有什么感受；日本战犯对中日友好关系的未来发展有什么看法。

卢骅介绍,他们用两周时间,从东京出发,途经名古屋、大阪、北海道等地,最后再返回东京,一共采访了8名日本战犯。

“采访过程中还是有阻力的。”据卢骅举例称,他们在采访日本战犯须子达也时,他的儿子不想让公众知道父亲是战犯,所以不同意父亲接受采访。

须子达也当时说:“我儿子反对我来,我不管那些,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我有恩,我必须接受采访。”

当卢骅问日本战犯所犯罪行时,均已九旬高龄的战犯们都流下了悔恨、痛苦的泪水。

“这次采访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为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证史、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言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卢骅评价说,进行抢救性采访十分必要,日本战犯年事已高,只有极少数还健在,他们的口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改造战犯堪称伟大

在采访中,卢骅还向记者提供了部分日本战犯口述实录内容,从中不难发现他们从魔鬼变成人的历程。

稻叶绩,1923年生,1943年入伍,曾任侵华日军第3旅团步兵第6大队通信队队长。1956年7月被宽释回国。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理事。

以下是他的口述:在第6大队本部,那个时候,被要求见习少年兵教育训练,我到现场看到,把中国八路军俘虏从后面绑上,挖出坑,将俘虏在坑前排成排,让刚从日本来的少年兵进行刺杀活人训练。结果经过4年,我第一次明白了不要为了自己被救而反省,不要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要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终于从认罪过渡到谢罪,我自己也终于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谢罪了。说到宽大政策,我的解释是宽大政策给了我们反省的机会。现在,在一些演讲、讲话过程中,对这种犯罪的认识、反省越来越强了。现在我终于明白,宽大政策就是从思想改造到心灵改造,最终到对人进行改造,这就是宽大政策。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到现在,世界上都是对战犯采取处罚,特别是犯有重罪的就处死刑。但是中国政府对战犯无一人判死刑,而且不只是让认罪,而是通过认罪使其更好地为人类作出贡献,我就是一个例子。

难波靖直,1921年生,曾任日军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第1大队机枪中队兵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山阴支部事务局长。2014年3月因病在日本去世。

以下是他生前的口述:那场战争中,我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爪牙,参加了侵略战争。那时,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对这个责任,在这里,我作为日本人由衷地道歉。在寺庙(白阳寺)下的山谷里有几个村庄,日军600多人的部队分别攻了进去。在战斗开始时,大队长要求,即使一只猫也不要放过,全都杀死,所有的东西全部抢走。给我们下了命令,按照这个命令,冲进村庄的部队把一百几十个老百姓全都屠杀了。现在两国间的局势很严峻,我非常担心,特别是我在中国获得了新生,想到这些,想到“抚顺之心”,现在日本政府在做什么?对此,我感到强烈愤慨。日本政府一直宣称“不存在领土问题”,实际上日本把自己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全部掩盖了,对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我感到很遗憾。我已经92岁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坚守“抚顺之心”活下去。

承认日本是侵略者

大河原孝一,1922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伍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回国。45岁开始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历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全国委员、常任委员、委员长、代表委员等职,1986年当选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

以下是他的口述:归国后,我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向中国人)谢罪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说明了这件事,我的罪孽深重、愚蠢至极,我对人类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是盲目的,做这件事是多么的愚蠢,而且这是绝对不应该做的事情,我把这作为重点向人们诉说。我认为必须反对战争,对战争进行反省。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必须明确承认日本是侵略者,不管怎么样,日本是侵略者,必须首先承认。

绘鸠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生,1941年入伍,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11大队机关枪中队下士官、军曹。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三批被宽释回国。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常任委员、常任委员长。

以下是他的口述:我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或个人,对杀死自己父母兄弟或国民的人,不能给予人的待遇。在基督教里有“爱你的敌人”这样的话,但是人类是不能做到的。对这个不能做到的事,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对日本战犯做到了。总之,优待日本战犯,让他们回国,用一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一般的人和一般的国家做不到的事,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到了,创造了一个奇迹。我想正是因为有这个奇迹,我们这样的侵略战争的尖兵才能转变为为了和平和日中友好进行正义战争的人。

高桥哲郎,1921年生,1944年入伍,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步兵炮中队上等兵。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被苏联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曾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事务局长。

以下是他的口述:我的身体像年轻20岁吧,这么健康的身体是中国人民给我的。还有一个就是脑子,思想的问题。现在日本的国民是没有思想的,就是没有对中国侵略的认识。安倍首相也说了没有侵略,这个思想最不好,所以我们“中归联”从1956年到现在对日本国民说出了对中国侵略的事实。通过(抚顺战犯)管理所,作为被害者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实行的政策,完全是一种新的政策。我深刻理解到了,经过60年后更加理解。所以,我们在管理所时记住了“认罪”这个词,那么认罪是什么呢?从那时到现在,过60年再过70年一直到死,对侵略过中国这个事实,我们不忘记,对这个事实进行深刻认识,我认为这就是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