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加深认识，很有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过程中，始终坚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在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其步步扩大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正因为如此，战败前的日本侵略者一贯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死敌，妄图将其扑灭，由此留下了大量相关记述。尽管这些资料中充斥侵略意识、多有污蔑中国抗战言语，但所涉及的史实与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看来，反倒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作用的历史见证，从反面使我们确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经得起检验的历史定论。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持续14年的侵华战争的开端，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但中华民族的反抗运动也由此迅速高涨，特别是东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开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序幕。那么，究竟谁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已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当时日本侵略者的记述，也对此提供了确证。

1934年，日本外事协会编纂、出版了《满洲帝国总览》一书，其中第四章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情况，凸显出中共起到发动和领导作用，其领导的军队是东北抗战力量的中坚。内称：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数无虑几十万人。以地区而论，在辽宁有辽西、辽北一带和三角地带；在吉林、黑龙江，最突出的是东边道地带，以此为中心，在中东铁路至中苏边境之间，有无数义勇军、救国军。而东边道、农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领导的，“在中苏边界的虎林、靠近哈尔滨的庆城，当时甚至出现了苏区”。面对日伪军警的残酷镇压，抗日力量实行游击战，破坏铁路与通信设施，袭击重要建筑，扰乱敌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损失后，就退到东边道及北满的山区……中共还将东北的抗战与关内持续展开的反日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动员东北抗战军民选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战会议，促进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制造伪满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依然最主动、积极地领导满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挥的“由工农兵组成的红色游击队”在东北所有抗日武装中“最为活跃”，在日伪眼中“恶性最大”。

日本在战败前，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为服务于对外防共和反共，办有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刊载相关情报及对情报所作分析。1935年2月、3月，该刊第151号、152号连载《在满洲国的中国共产党状况》，更集中地叙述了中共发动和领导东北抗战的情况。该文回顾了中共在东北始于192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斗争历程，称：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发出《对时局的宣言》，号召“收回旅大、满铁及一切矿山森林”，“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日本军警驱逐出境”。“九一八”事变后，又迅速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东北抗战。

无独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华团体“大亚细亚日本青年联盟”在其编纂、出版的《第一次满洲研究团报告》中，又根据关东军公布的资料，将东北抗战诬为“恶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时特别强调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组织”，明言“王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战尚未解决”，承认日本企望的所谓“扫灭”面临着“严重性与困难性”。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战更为猛烈。日本殖民当局惊呼：这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时局的影响”。日本外务省随即根据驻东北各领事馆提供的报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东北抗战力量的统计表，其中显示：在兵力总数23388人中，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有12427人，占了大半。此后直到日本投降，众所周知，东北各地抗战的主体都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即使在日本有关伪满所谓“治安”之类的档案中，记载也比比皆是。

中共广泛发起、有力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史上，抗日战争以最大规模并取得最终胜利而具有最辉煌的历史地位，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空前广泛地动员起来，以持久抗战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基础条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坚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极为仇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行破坏而紧盯其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留下了许多相关记载和议论。而在今天看来，这些资料倒是从反面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非中国共产党莫属。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名叫波多野乾一的日本御用学者，为所谓“防卫赤化”而一直从事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他对中国的抗日浪潮极为敌视，尤其为“1935年夏以来中国展开的抗日运动与以往有质的不同”而“骇目”，1936年夏专程到上海进行“探究”，结论就是将抗日运动与共产运动等同起来，以“抗日人民战线”来概括见闻。应该说，此人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

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来说，关键环节是国共再次合作的实现，而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则是实现国共再次合作的重要契机。当时正在图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得知西安事变爆发后，极为忌惮国共双方由此接近、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故由军方授意，让日本最大报纸《读卖新闻》等在12月17日发出叫嚣：“日本以排击共产主义为国是……在日中交涉中，将防共作为主要项目之一向中方提议，出于这种精神，对目前事态的激发只能感到危惧”；西安方面“公言容共政策，欲使赤化势力流入中国”，对此“日本不会坐视”。而日本之所以迅速作出这种反应，不仅是直接针对当时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合作的态度，更是由于其看到了中共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乃至于其后中国政治走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日本参谋本部在12月15日编印的秘密文件《西安事变前的陕甘红军》，就是证明。其中写道：红军“绝不杀戮原东北军俘虏，而是好言安慰后释放，随后对原东北军宣传‘红军不打东北军，释放所有俘虏’，‘红军同情东北军失地、流浪各地，我们要团结一致以对外’，等等”，使东北军消除对红军的敌视。在中日矛盾激化、青年激愤的形势下，中共号召“不分党派一致对外，展开我们的民族斗争”，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而西安事变则“可说是由张学良下面赤化的下层军官实行的”。鉴于中共体现出的“飞跃的优势”，对今后的动向，“不容我们有片刻忽视”。但是，日本侵略者后来所看到的，却是令其震撼的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得到大众全面赞成拥护”，“南京政权也不能无视”，在日军挑起“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毅然重新合作了”。日本满铁调查部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于1939年专门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献译编成书，以供日本各方研究。

历史告诉人们，国共合作的成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为扩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抗战。但是，其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却很不平坦。究其根源，就在于国民党内一些势力消极抗战乃至于抗战立场动摇。而日本侵略者则一直寄希望于由这种状况而达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日本国内有一种“相当流行的意见”，说是“驱使中国投入抗日战争是国共合作的结果，其背后站着的是共产党分子，所以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不久必会发生分裂，国民政府内知日派分子将发动政变，国共必定会再次分裂”。“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没有对日和平，和平终究是与共产党的一切相反的。国共合作建立在彻底抗战的基础上”。所以，他们就把中共视为其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国民党其他势力对日“和平”（实为投降）的最大障碍，宣称“和平就是反共”，并将国民党反共、制造磨擦事件都归结为要对日“和平”的表现。而日方这些言论恰好从反面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不移的抗战立场，成为阻止国民党动摇、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

中共领导军民展开持久、全面抗战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已做了全面总结，后来我国学界很多史著也有翔实叙述。笔者在此只提及所见抗战期间日方的一些相关反映，以作为补充例证。

1、对于中共指导抗战方针的反映

1939年，一位自称“致力于灭共已有8年”、且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到华北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人深田悠藏，在本国的改造社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军现状》，指出：中共能适应中日矛盾激化、国内形势剧变的状况，并与共产国际发动的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运动相呼应，在理论上从国内阶级斗争转向对日抗争、从反抗国民党转向国共再次合作，从而促成了举国一致、各党派团结的局面，“国共共同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心力量”。

1938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编的《关于八路军及新四军的资料》，又对中共战略方针的贯彻情况作了叙述，称：中共领导的军队“相信持久战绝对能打败日本，且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能从单纯防御达到进攻或进攻防御，对抗战前途具有自信。相对于国民党军队将一个区域被日军占领视为中国领土的损失的想法，他们……认为这是民众斗争的开始……要与用现代武器充分武装起来的日军战斗并取胜，只能实行主动的游击战。所以，他们……将沦陷区改称游击区，为动员沦陷区内的民众参战，而更为积极地行动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持久战方针，日本侵略者极为敌视，身为大将的阿部信行在1940年写道：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无论何时都主张对日抗战，阻挡了日本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路”，因而成了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头号大敌。此外，日本在华特务机关也通过其报刊，对持久战方针大肆诋毁。

到1944年，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历经艰难曲折，已看到胜利的曙光，而中共中央又及时地提出了积极为大反攻做好准备的号召。对此，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视为政治攻势，加紧研讨所谓“剿共方针”，而在报告中论及中国抗战历程时，突出提到了“中共以毛泽东名义”提出的持久战“三阶段论”，不得不承认：“彼我抗争的经纬与国际战争、政治局面的推移，大体上就是沿着上述阶段过来的”；并且，“中共必然实施大反攻的概率很大”。这也不只是在华北的日军高层的看法，当时日本的情报机构“大东亚省总务局总务课”，在同年编撰的《中共概说》中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迅猛发展的步骤，大有注意的必要”。因此，该机构在这年专门编印了《毛泽东抗战言论选集》，将《论持久战》等5篇毛泽东著作全文译出，以向当局“提供反映国共统一战线、抗日中国动向的宝贵资料”。

2、对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反映

始终敌视中国共产党的日本侵略者，从南昌起义爆发至红军长征到陕北，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从未停止过窥探。因此，当陕甘宁与南方的红军分别于1937年8月、10月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就在日方激起了强烈反应，其相关情报活动也随之大力展开。日方颇知八路军装备差，一些部队“步枪数量只有兵力数量的一半左右，自然他们普遍为缺乏弹药所苦，弹药补充几乎都要自己去解决”，而“新四军的装备……较之八路军还要差”。但是，日军很快就领教到八路军在华北“狂奔于对日游击抗战”，新四军在华中也“通过游击战术对日彻底抗战”。

1940年10月，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提出《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的观察》报告，称：在国民党一再明里暗中施压、阻碍的情况下，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其他力量仍“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且“只要重庆方面想言和乃至有软化抗战意识的倾向时，总是马上抨击，以使其朝着抗战的方向”。八路军“在总体上编制微不足道，装备也不良”，但“斗志旺盛，机动性大（能做到一天行程约40公里、连续行军一周），通晓地理地形，善于分散作战”，“其高层干部是经过磨练之士，有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苦斗的历史，因而统御的才能相当可观……能巧妙指挥、运用分散在广阔区域的众多小部队”，“采用的战法是所谓游击战，极为巧妙、顽强地进行少数人的机动游击战，成了我治安的最大之癌”。

对于新四军，在其刚成立之时，日方即声称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在九江沦陷后，长江中下游的国民党军队收缩了作战区域，但新四军“游击作战的主要目标是华中、特别是经济中心上海”，在福建、广东也有支队。其后，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报告及总领馆警察署编印的所谓《治安月报》中，新四军在上海、浦东、金山、崇明、松江、川沙、南汇、太仓、昆山、常熟等地深入民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情况，就成了常有乃至于固定的内容。1942年，日军登集团报告苏北新四军情况，指出其“依然苦于武器弹药不足”，以至于在战争中“要着眼于使用刀矛”，但同时仍承认其为“优秀”之敌，“持续抗战，强化根据地，为大反攻做准备”，尽管在1941年遭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但仅隔一年多时间，仍“显出异常的发展”。以此推测未来，日军如果拿不出新招、继续依靠伪政权和伪军，就无法阻止新四军“随处产卵增殖，并通过地下工作进行看不见的蚕食”。

3、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广泛动员民众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反映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全力发动和组织民众投入和支持抗战；同时，为执行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以壮大自己、打败日军，而一贯致力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日本侵略者由此深陷人民战争的大海，步步走向失败。而当时他们出于敌视立场和找对策的目的弄的一些材料，也有力反证了上述情况。

1938年10月，日本大本营即根据“最近的情报”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致力于通过巧妙的政治宣传工作扩大红色地盘，同时增强共产兵力”，“他们的工作步步见效”，有很多“土民”等投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其兵力趋于逐步增加”。而在华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日本特务深田悠藏，1939年在其书中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军事行动之外，更重视政治行动，以掌握中国四亿民心、将其组织起来”，因而“是可怕的敌人”。同年满铁调查部依据有关八路军、新四军情报编的书中也指出：八路军出动以来，“随处掀起民众运动，积极组织人民自卫军、游击队等，扰乱日军后方，截击交通兵站线，破坏新政府（指伪政权——引者），同时在非沦陷区域内努力建立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抗战”。新四军 “对民众的组织、武装动员异常努力”，其战地服务团在城乡展开宣传、教育和一切政治性活动，号召民众抗日救国，组织抗日团体。同时，新四军对日作战，也是以根据地作为依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下，领导军民建立了众多根据地，并在与野蛮残酷的日军反复搏斗中，使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为壮大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在此过程中，日方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而竭力寻求对策，为此探究抗日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因由。而1944年日方情报机构的报告，便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看法。该报告写道：中共领导的根据地遍布于陕、甘、宁、晋、察、冀、鲁、豫、苏、皖、鄂、绥、浙、闽、琼，分为基本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两种类型。这些根据地支撑八路军、新四军等坚持抗战，同时还实行各方面建设。面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存在及其全面而卓有成效的建设，报告作者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中共影响下的边区人口，估计总共约有1亿”，而“六百万党员领导中国之日，大概就是中国‘赤化’之时了”。可以说，这是其对日本终将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则肩负着中国未来所做的一种惶恐无奈的预告。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