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制胜 斩获颇多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不时看到和听到当年抗战时期早就被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答何应钦、白崇禧“佳电”所指谬过的陈词滥调，如说新四军“不打日军专搞磨擦”，“一分抗战、九分发展”，还有以国共两党军队战役大小的对比，来贬低中共武装在敌后抗战的作用和贡献，等等。这里，用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档案，对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作出必要的澄清。

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统计的新四军抗战

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新四军，其战略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挺进敌后，组织、领导沦陷区人民群众，配合国军正面战场开展对日游击作战，扰乱敌后，削弱日军，直至将日寇逐出国门，以求得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对日作战始终是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游击的主旋律。

新四军各支队集中后，首先从江南3个支队各抽调部分干部和侦察员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下旬开赴苏南实施战略侦察；接着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指挥下，于6月中旬挺进苏南茅山敌后；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指挥下于7月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指挥下，于策应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经宣城、芜湖开到泾县军部附近铜陵、繁昌、南陵地区；江北的第四支队在司令员高敬亭指挥下于4月中旬进入皖中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各支队东进之后，克服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很快适应了丘陵及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在敌我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运用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各种游击战术，取得了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一部在皖中巢湖东南蒋家河口设伏，全歼由巢县县城下乡骚扰的小股日军，取得新四军建军后首次对日军作战胜利。紧接着，新四军先遣支队于6月17日在苏南镇江西南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毙日军少佐土井及大尉梅泽武四郎等13人，伤日军8人，取得新四军苏南敌后首战的胜绩。

在江北江南首战的鼓舞下，新四军第一支队设伏竹子岗首俘日军；第二支队奇袭官陡门；第三支队五次繁昌保卫战；第四支队安合公路伏击日军车队；第五支队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窦楼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鏖战余家店；“江抗”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火烧上海虹桥飞机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由此展开，使日本侵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孟繁纶统计上报，新四军在东进的1938年8个月中对日作战171次，其中：第一支队50次，第二支队52次，第三支队34次，第四支队35次，共计毙敌官兵1417名，伤敌官兵1347名。1939年，新四军对日作战719次，其中：第一支队124次，第二支队166次，第三支队192次，第四支队108次，第五支队80次，游击纵队49次，共计毙敌官兵3032名，伤敌官兵5093名。

由于新四军人员少，武器配备差，饷弹又不济，因此在战斗规模、作战力度等方面与拥有全国行政经济物资以及外援等一切资源的国民党数百万陆海空三军确实没有任何可比性。面对不可一世、装备精良的日军，新四军只能发挥自身的特长，与敌展开麻雀战、伏击战、游击战，破坏敌人水陆交通和通讯设施，袭击日军据点，牵制和削弱敌人兵力，达到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的目的。

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为此，新四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8年抗战，新四军共牺牲将士8万余人，其中担任团以上领导的就有350多位。

新四军在敌后抗击日军的同时，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在日军扫荡时，还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力所能及地配合支援同在敌后抗战的国民党友军作战。如1939年一年中，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皖南繁昌顽强抵抗日军进攻，牺牲数百名指战员，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连国民党繁昌县长也不得不承认，“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是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同年底，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抱病指挥所部抗击日军对皖东津浦路西的大扫荡，将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皖东重镇古河从日军手中夺回，复又交还给国民党友军。1940年4月和10月，皖南新四军配合国民党第三战区抗击日军发动的皖南大扫荡。在10月反扫荡时，军长叶挺亲临前线指挥皖南新四军配合友军作战。对此，日本防卫厅档案有如下记载：

“第十五师团主力在荻港周围集结完了，走在其他兵团之前，先对师团作战地区内进行扫荡。10月5日开始前进，7日下午8时占领了泾县一带。接着，翌8日晨向着……宣城开始前进，但在下午2时30分到达泾县东6公里附近时，前面出现约1万敌军，日军前进受阻，损失也逐渐增加。下午3时，突然在后方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昨夜经日军袭击占领了的附近一带，陆续出现新锐之敌。这些敌人是由泾县西侧山沟根据地来的新四军及重庆第二十五军组成的约1万人的大部队。优势之敌从东西两面逐步缩小包围圈。第十五师团主力在东西只有两三公里的狭窄地带，被约2万之大部队包围。激战2天后，利用10日暗夜在泾县北面打开突破口，成功地摆脱敌人，13日到达宣城。……其结果却给敌人提供了包围及消灭日军的宣传材料。”

大陆和台湾两地历史档案中蒋介石、顾祝同等人当年对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部分嘉奖

事实胜于雄辩，档案可以作证。以下是笔者从大陆和台湾两地历史档案中查到的蒋介石、顾祝同等人当年对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部分嘉奖电：

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二营一部在皖中巢县蒋家河口伏击小股日军获胜，是为新四军建军后东进对日处女战。5月16日蒋介石给叶挺、项英去电嘉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5月21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贵部挺进迅速，游击得力，殊堪嘉尚。还望积极行动，为要。”

6月17日，粟裕率先遣支队在苏南韦岗伏击过路日军，击毁军车5辆，毙伤土井少佐以下20余名。蒋介石为此给叶挺发去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6月26日，蒋介石又专电表彰叶挺：“以有进无退之决心，召示部属，足征精忠报国，至堪嘉慰。”

7月6日，蒋介石在审阅叶挺、项英7月3日战报后批曰：“该军深入敌后，破坏交通，摧毁伪政权，殊堪嘉尚。仍盼督饬继续努力，以竟全功。”

1939年1月30日，西南行营主任兼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叶挺：“贵属屡挫敌氛，至堪嘉慰，仍仰督率所部，乘虚袭击敌人，为盼。”

2月4日，蒋介石致电叶挺：“该军袭敌成果甚佳，殊堪嘉慰。仍仰督饬所属继续努力。嗣后关于战绩报告，加以整理，为要。”

2月1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上峰报告：“新四军叶挺部游击颇为努力，迭有斩获，已传令嘉奖，并奖洋壹千元，乞备案。”

2月26日，白崇禧致叶挺电称：“英勇杀敌，斩获奇巨，至堪嘉许，尚希再接再厉，以奏大功。”

3月23日，白崇禧致电叶挺：“该军各部，屡立战绩，殊堪嘉慰。上元庄一役予敌重创，尤属可嘉。除传令奖勉，希继续努力外，着将阵亡各员，呈报顾长官，按例以慰英灵，为要。”

3月26日，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致电叶挺称：“贵部奋勇杀敌，壮烈牺牲，不胜钦佩，悼念之至。”

4月24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当我各战场正在积极反攻敌人之际，该军能相机策动，予敌以重大打击，殊堪嘉奖。仍仰转饬所属继续努力，以竟全功为要。”

5月31日，蒋介石致电叶挺、项英：“该军游击屡有斩获，至堪嘉慰。仍希继续努力，破坏交通，使敌兵力无法转运为要。”

6月26日，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致电叶挺：“贵部官兵，作战奋勇，迭有斩获，至为欣慰。”

9月21日，川军第五十军军长郭勋祺致电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查傅团官兵，奋勇游击，破坏敌交通要害，并击沉其运输船二只，殊堪嘉尚。除转报外，望饬属继续杀敌，予敌重创，是盼。”

10月16日，第三战区江南指挥官冷欣致电粟裕：“贵支队实施大破坏，颠覆列车，破坏要道交通，炸毁汽车，斩获特多。全赖吾兄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殊堪嘉许。当已转请，代予赏奖，用资激励。”

11月1日，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致电叶挺：“贵军游击江南，杀敌颇众，积小胜为大胜，佩慰无似。向前线将士，代我慰劳。”

11月12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军委会委员长蒋：狮密。据叶挺十月参虞酉电：‘东晚，特务营在龙潭、仓头间山口村颠覆敌火车一列，炸毁机车一，车厢十五，内二厢满载敌军，余为食米，计炸毙敌军及工人百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八支，我伤八人。’又，同月巧未参电称：‘管团一部，删日在丹阳、陵口间之东王村，颠覆敌火车一列，炸毙敌约百余。’又据冷欣十一月宥戌电，据转新[四军]一支队陈毅冬申参电称：‘该团一部于十月艳晚，在京沪路之奔牛、新闸间，炸毁敌上驶兵车一列，毙伤敌军甚多。’各等语。均经电令冷副总指挥查复属实。除复电嘉奖并照颠覆敌军兵车每次奖洋一千元，计共奖洋三千元外，谨电备查。”

12月11日，顾祝同致电叶挺：“该军游击努力，斩获独多，甚慰。”

在皖南，谭震林率领的新四军第三支队还担负了配合国民党川军坚持皖南正面阵地作战的任务。仅在1939年一年中，第三支队就取得过5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将繁昌城从日军手中夺回，再交还国民党行政当局，多次获得顾祝同和友军“复电嘉勉”。

11月28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

特急。渝。委员长蒋：痕密。据叶挺敬酉参电称：“据属部谭副司令电称：‘马日进占繁昌城之敌，因我四周包围与进行不断攻击，打击其出扰部队，该敌疲惫，恐慌异常。梗日拂晓，敌竟开始突围，幸我各部勇猛乘机予敌猛扑，敌不支，于六时许，向马家坝方面窜去。我另一部即绕道截至马家坝，敌分向横山、三山等地溃退。现繁昌被我收复。此次战斗敌伤亡近百人，[我]伤十亡四，内排长一员。又，同时获日旗两面，军用品一部。’谨闻。”等语。除复电嘉勉并饬努力督饬追击粉碎敌之进扰企图外，谨闻。

12月11日，在第三支队取得第五次繁昌保卫战胜利后，顾祝同致电叶挺称：“查该部游击努力，缴获独多，应予传令嘉奖，以资鼓励。”

1940年3月24日，川军第五十军将领范子英致电谭震林：“贵部克复繁昌，血战寅夜，足见该支队指挥得力，将士同心，殊堪嘉尚。”

在台湾大溪档案中，保存着顾祝同关于新四军各支队伏击日军呈蒋介石的大量战况电报。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第三战区呈蒋介石、何应钦、军令部关于新四军战绩的周报、年报、嘉奖也不胜枚举。诚如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声讨国民党顽固派时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贴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以及取胜之道，赢得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高度重视

从档案可知，新四军的游击战术以及取胜之道，还赢得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高度重视。

1939年3月，新四军军部将进入江南敌后抗战一年的战斗总结报告送呈军委会，何应钦阅后于5月10日批转军令部：“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供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如军令部无此同样之报告，可将此全份送军令部。”

报告转到军令部后，军令部次长刘斐于6月6日批示：“报告内容系依据实战经验得来，可供我游击各部之参考，拟摘要列入教令。又其补给困难一项，似亦不可忽视不理。”然后他将报告签呈蒋介石。

蒋介石于第二天审阅报告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6月7日即签发手谕给叶挺、项英：“泾县，新四军叶军长挺、项副军长英：3月10日工作报告暨说明书均悉。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至于补给一项，已饬顾长官予以改善矣。”

在台湾大溪档案中，有一份蒋介石文档可说明当时的国共关系。1939年4月，叶挺报经蒋介石批准，赴江北视察整理部队并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4月30日叶挺电呈蒋介石，请求加发经费并设立野战医院：

职军江北各部全数达一万五千人，分布于津浦南段陇海中段。最近各部亟须调整，经费亟待统筹，其详情及办法拟视察完毕后再行呈报，谨候钧裁，敬呈如下：一、职此次视察运输困难，各部伤亡亦须酌恤，恳拨发给行动费二万元；二、大胜关指挥部所属部队颇大，工作人员不得不额外增加，拟恳准予军司令部经费发给每月五千六百元；三、乞准设立医院一所，每月经费一万三千元。以上各项实需经费，万难节免，伏乞俯准为祷。

蒋介石在此签呈上很爽快地批示：一、二照准，交何部长核发并复，三、照办。用台湾学者、中研院院士陈永发研究员的话说，这一阶段是国共双方“在抗战初期很短暂的一段蜜月时期”。

上述史实，一方面说明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主流是融洽的，另一方面也足以证实新四军敌后抗战确实作战有方，功勋卓著，殊堪嘉勉。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从1939年秋天开始，国民党在其内部文电中便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偏激用语。1940年夏天，国共在华中的磨擦日趋紧张，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在抄送给军令部《新四军概况》“对策之建议”一节中，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局面，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宜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从此以后再也不复见到对新四军的嘉奖电文。

（作者为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边栏档案选自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2015年8月公布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