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大捷：对日最后一役

　　1945年受降签字仪式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战争落幕。三个月后，新四军在江苏高邮与日军进行了一番激战并取得胜利。“高邮大捷”被人们视为中国军人的“对日最后一役”，这场作战时间之短、战果之丰，在抗战史上都颇为罕见。而这场战役的背后，则是国共之间的又一次较量。

　　芷江洽降结束后，有记者向何应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日本投降以后，当局将如何对待共产党？这位陆军总司令给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只要他们不捣乱，服从指挥，政府中可以给他一个位置的……不过他们现在就不听指挥，在各战场上抢夺日军的武器了。这是不能允许的。”

　　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盘踞在高邮一带的日军不仅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反而扬言要配合国民党部队向新四军“收复失地”。此时，国民党方面在高邮城外筑起城垣，修建了大量炮楼、碉堡，原先驻扎在扬州地区的日、伪军纷纷进驻高邮，附近的国民党部队也在向这一方向逼近。

　　原来，蒋介石于11月9日在重庆召开了秘密军事会议，打算“用六个月时间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控制苏北、皖北，肃清山东，打通津浦线。高邮正是蒋介石进攻华中解放区的跳板，他打算以南北夹击之势，在这一带消灭新四军这一心腹大患。

　　此时，高邮一役已是势在必打。12月15日，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提出攻打高邮的建议。经新四军军部同意后，他立即召开作战会议，进行战略部署。新四军的计划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很快当地征集了15000名民工、3000名民兵和500条民船，运送粮草150万斤，备下充足的物资。

　　12月19日19时，战役打响。新四军五个团的兵力从各个方向对驻守在高邮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高邮城外多庙宇，此时日、伪军已把这些寺庙改造成碉堡，妄图封锁住新四军的进攻。但有备而来的新四军不仅熟悉地形，而且攻势凶猛，到了次日中午，三个主力团已兵临高邮城下。

　　此时，国民党方面也已显露出其本色。当时的《新华日报》记载了一个细节：战斗开始后，何应钦曾派两架飞机输送子弹接济敌伪，并向新四军阵地扫射。甚至在这场战斗之后，国民党军的飞机仍连续不断向高邮县城扫射了整整六天，每天至少三四次，有时竟达七次之多，当地群众伤亡惨重。

　　但是，此时的新四军并未立即发起总攻，而是对日军打起了“攻心战”。

　　日本天皇宣布战败后，在华日军内部严密封锁消息，很多士兵并不知道外界的真相，因此仍在作困兽之斗。新四军利用风筝和迫击炮将传单送入高邮县城，同时利用土喇叭向县城内喊话。宣传攻势很快起了作用，两天后，有日本士兵偷溜出城，向新四军投诚。

　　12月25日18时，最后的总攻打响了。在嘹亮的冲锋号中，炮火摧毁了县城东、南、北三个门楼上的碉堡工事。在南面，攻击部队率先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和肉搏；在城西北，战士们利用老百姓送来的被胎，裹着方桌当作“土坦克”，强行越过开阔地；战士们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喊杀声响彻云霄。

　　日军渐渐被逼退到位于县城东半部的“日军驻高邮司令部”一带，新四军则以城里的人力车夫为向导，向其步步逼近。面对新四军强大的火力，日、伪军明白大势已去，根本无心再战。日军将领岩崎学大佐见败局已定，不得不缴械投降。

　　12月26日，沦陷六年的高邮得以解放。这是中国人从日军手中收复的最后一座县城。这一天，老县衙的大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高邮县人民政府”。当天，一场简短的受降仪式在县城内举行，这场仪式却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

　　当时的《新华日报》详细列举了高邮战役的战果：

　　计歼灭敌山本源兵团之岩崎大队全部，共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俘敌岩崎大队长以下八百九十二名，歼伪孙逆良诚部第五军四十二师二个团及伪总部特务团等全部，伪颜秀五之二十四二十五等师各一部，计共歼伪约七团之众，毙伪四百余，俘伪副师长任进武，团长颜求森等以下八千余人，据初步统计，毙伤俘敌伪共约万人。缴山炮速射炮狙击炮迫击炮等八十四门，缴轻机枪二百余挺，重机枪二十一挺（日本九二式六挺），长短枪六千余支，美式的汤姆枪二支，卡品式一支，缴机步枪弹四千余万发，汽车七辆，汽船三只，战马一百余匹，其他军用品无数。

　　后人评价说，这场战役是日本帝国主义签署投降书以后，中国军队给予拒降日、伪军的“最有力的教训”。但被教训的又何止是日军。一切迹象已经证明，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另一场战争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