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枚抗战胜利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郝宇荷

作为目前全球健在的12位南洋华侨机工之一，88岁的蒋印生今天将在北京观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同时他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获得者。临行前他告诉记者：“我已经准备好了，代表南侨机工接受国家的检阅。”

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但非常缺驾驶人员。当时只有13岁的他辞别父母，离开了出生地印度加尔各答，和3000多位南洋华侨青年共赴国难。

蒋印生至今仍记得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险象环生。13岁的他坐在货车驾驶位上，头只比方向盘高一点。为了驾驶好货车，他在座位上垫了两个高枕头。

抗战胜利后，幸存的2000余名南洋华侨机工千人返回南洋、千余人留居国内，蒋印生则选择定居重庆。

王一：日本人的刺刀离他只有几厘米

本报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卓奇

9月2日上午，92岁的抗战老兵王一从副市长何挺手中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38年，年仅15岁的王一加入山西省青年抗日决死队。“当时我很小，战友们都很照顾我，但是我的战友大部分都牺牲了，我能活下来实属幸运”，王一告诉记者，他有一次和战友们突然遭遇日本人的扫荡，来不及撤退，只能匆匆躲进了附近村里的草垛。日本兵挨家挨户搜查，经过每个草垛都用刺刀刺上几下，王一躲藏的草垛也不例外，“当时日本人的刺刀离我胸口只有几厘米，我能清楚看见刀尖。”王一说，那是他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这枚纪念章是用战友的鲜血换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忘不了牺牲的战友。”王一动情地说。

万众一：秘密电台的报务员

本报记者 夏婧

“发电报时刻都要保持警惕，绝对不能发错！”9月2日，杨家坪某小区，85岁的万众一手捧刚刚得到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向记者讲述起从军抗日的往事。

万众一是湖北人。1940年，万众一成为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勤务兵（即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17岁时，万众一担任新四军第五师电台台长。他回忆，当时，电台里的每个报务员都把电台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每隔两小时轮一次班，唯恐一个电报没有及时收到或发出。每个人的手上都被磨出了茧子。”在随后的抗战中，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郊县开辟了多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万众一均参与其中。

卫怀廷：用一把空枪活捉两个鬼子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实习生 周珈仪 蔡柠壕

9月2日下午，江北区五里店一居民小区内，86岁的卫怀廷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热泪盈眶。他说，打鬼子是他一辈子最骄傲的事。

卫怀廷出生在山西沁县一个小村庄，1944年11月，15岁的卫怀廷参加八路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寇14旅团长原泉福不愿回国，率领10纵队6600名日军盘踞在山西晋中继续残害中国人民。为了消灭这股日寇，八路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向日寇发起总攻。当时，卫怀廷带领7个战士追击一小队日军。两个日本鬼子见他手握步枪，僵持了近一分钟，才慢慢解开腰间皮带，丢下武器。“其实我当时用的是空枪，里面根本没有子弹。”卫怀廷说，那次追击行动，我们一共俘虏了40个日军。

赵志民：13岁主动请缨送鸡毛信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实习生 周珈仪

“我们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88岁的赵志民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激动万分。

赵志民是河北省元氏县人，1940年，13岁的赵志民加入抗日少年先锋队。当年夏秋之际，日本侵略者在元氏县修建了一条100多公里的封锁沟墙，盖了8座炮楼，妄图隔断抗日军民的联系。有一天，鬼子又打算对村庄发动扫荡，必须立刻把消息告诉当地游击队！“我去！”13岁的赵志民主动请缨。他提上一个破篮子，里面装上烂菜叶，把插有两支鸡毛的信放在最下面，化妆成叫花子，躲过了日伪军的搜查，平安地把信送到了村里。后来，赵志民加入了抗日农救会，和大家一起打鬼子。

马俊杰：讲土话骗过日本兵

见习记者 周尤

昨天，88岁的马俊杰在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后，他一边凝视着纪念章，努力看清上面刻的每一个字，一边吩咐老伴给自己整理好衣领，把纪念章挂在脖子上。

1945年1月，18岁的马俊杰参了军，成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侦察连的一名侦察兵。一次，他伪装成百姓到河北省的杨柳青镇去收集情报，日本兵问他是干什么的，马俊杰用当地土话回答“讲礼的”。在杨柳青镇“讲礼”就是探亲送礼的意思，那日本兵一听，没有任何怀疑就放他们入了城。

杨光熹：要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奋斗

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2日，91岁抗战老兵杨光熹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后，有些激动。

杨光熹出生于重庆罗汉寺附近，17岁加入中国远征军，参加过缅甸腊戌战役，滇西大反攻的龙陵、腾冲等战役。1942年，远征军入缅征战失利，他所在的66军从滇缅公路撤退回国。

回国后，杨光熹被分配至11集团军。杨光熹印象深刻的一战是与战友们跨过惠通桥与日军正面交锋。“为了不让日军夺得惠通桥，在激烈的阻击战后，我军决定炸掉惠通桥。”杨光熹回忆道，随着“轰”一声巨响，惠通桥被彻底炸毁，一些未及时撤退的战友被永远留在了对岸。

杨光熹说：“今后，我还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杨亚华：穿越“魔鬼之地”的远征军汽车兵

本报记者 黄光红

9月2日上午，家住谢家湾的89岁老人杨亚华戴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激动地回忆起了70年前那段难忘的岁月。

1945年初，年仅18岁的杨亚华刚从黄埔军校毕业，成为了远征军汽车兵14团一名少尉排长。当时，他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杀敌，却担负着与战友一同为前线将士运送被服、粮食和药品等物资的重任。在长达近1年的时间里，他每个月4次穿越11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

有一次，杨亚华途经野人山，不小心被蚊子叮咬了一口，很快就出现了疟疾的症状，好在发现得早，及时吃药才逃过一劫。

宫占毛：老战士继续发挥余热

本报首席记者 张珺 通讯员 杨芳馨

9月2日上午10点15分，南川区东城街道，92岁的八路军老战士宫占毛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小心翼翼地挂在脖子上，然后，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宫占毛是山西省昔阳县人，小时候经历了日军进村扫荡。他17岁时参加当地民兵武装，后来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如今年过九旬，他依然精神矍铄，每天六七点钟起床，上午打门球，下午在家看报、写日记，生活非常有规律。

作为一名老党员，宫占毛还发挥着余热。去年小区楼梯的护栏生锈，他自掏腰包请来工人全部更换。

左文学：打鬼子不是故事是经历

本报记者 韦巧云

“三角信，插上鸡毛。这不是故事，是抗战经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传递情报的。”9月2日，在89岁抗战老战士左文学家中，老人告诉记者，抗战时期他加入民兵连，专门负责收集日军情报。

1943年，17岁的左文学毅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共青团前身），为共产党收集日军情报。随后，他又参加民兵连，配合鲁中军区十一团、渤海军区老四团解放临沂城，后在蒙家村一带打击日伪军。

“国家过去被侵略，现在强大受人尊重，我非常自豪。”昨日，拿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左老感慨地说。

冉瑞中：割日本兵耳朵报战功

本报记者 向婧

9月2日上午，在云阳县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集中发放仪式上，抗战老兵冉瑞中慢慢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冉瑞中1918年5月出生于云阳县，16岁时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在湖北石牌、广水等地与日军作战。

“我当过通讯员，做过运输兵，干过爆破兵。”虽然已是97岁高龄，但冉瑞中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当年抗战情景记忆犹新。

“我们每击毙一个日军，就割下对方两只耳朵交上去报功。”冉瑞中自豪地说，“我割了不少呢！”

潘椿：教书的同时宣传抗日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小艳

9月2日，拿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潘椿一脸满足。今年86岁的他，抗日期间曾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招远县阜山区担任农村小学教员，当年印象最深的，便是教书的同时，宣传抗日。

潘椿说，当时他除了担任小学教员，还同时担任女子识字班和男子夜校的老师，这两个群体也是他宣传的“重点对象”。“印象最深的便是教学生们唱爱国歌曲。当时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之后陆续学并教他们唱会了《大刀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跟着共产党走》等歌曲。”

陈国桢：“我愿意继续上阵杀敌！”

本报记者 李珩 实习生 李雅真

“国家和人民没忘记历史，也没忘记我们，让我很感动。如果真有一天，国家还需要我献力，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我愿意继续上阵杀敌，保家卫国！”8月28日，当84岁的陈国桢接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时，热泪盈眶。

1931年出生的陈国桢是山东乐岭人，13岁便加入八路军。1944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陈国桢正在熟睡，突然被守夜的哨兵喊醒，原来日军已经悄悄将村庄团团围住。

“我当时年纪小，根本突围不出去，幸好村里的一位老妈妈救了我一命。”他说，老妈妈在他脸上涂上了厚厚的膏药，装成生病的孩子，才让他在日军的搜查中蒙混过关。

钱广则：18岁瞒着母亲参加游击队

本报记者 左黎韵

9月2日，101岁抗战老兵钱广则在家中接过机电集团党委送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钱广则生于江苏泰兴县，18岁时，他瞒着母亲，加入当地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军。1940年，钱广则加入新四军，此后，他跟随部队驻扎在江苏泰兴县以东的黄桥地区，参加对日作战。

一次，钱广则所在的部队被日军包围，身为班长的他带领战友与敌人浴血奋战，多处负伤，最终歼灭日军，冲出重围。

1942年，钱广则加入共产党，后跟随刘邓大军进入四川。退伍后，被分配至重庆机电厂工作。钱广则说：“走过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我一生都难忘党的恩情。”

刘崇远：在南京受降式外围做警卫

本报记者 龙丹梅

9月2日，收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抗战老兵刘崇远，向我们讲述了他执行南京受降式外围警戒任务的故事。

今年92岁的刘崇远是成都人，现居江津区德感街道。他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16期，并投入抗战。此后7年里，他先后转战陕西、云南等地，曾亲历过黄河对峙、缅北反攻、芷江洽降。

1945年9月9日，日本在位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向中国正式投降，时任新6军军部特务营上尉连长的刘崇远被紧急调往南京，执行投降仪式的外围警卫任务。

刘宗宽：为“西安事变”成功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 杨艺

9月2日，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发到刘宗宽儿子手上时，这位“将门虎子”格外感慨。他告诉记者，父亲刘宗宽曾是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担任过高级参谋等要职，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父亲就跟随杨虎城一起抵御外敌，并为“西安事变”立下了功劳。

1924年，刘宗宽投奔到杨虎城的麾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刘宗宽曾被调到陕西汉中维持军队的稳定。当时，杨虎城给刘宗宽布置了三个特殊任务：一是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二是与多方联系，招揽人才；三是特别注意国民党对日动向，及时报告。最终，刘宗宽不辱使命地完成了任务，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刘宗宽后来还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刘伯承曾赞扬他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