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勇 一群老兵的抗战记忆

1. 1964年邓发任大成县委书记

2. 杨秋祥

3. 刘贵臣

4. 王树德

5. 许占都

6. 魏丰

7.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刘坚壁（右一）与战友在山西文水

在我们身边生活着一群抗日老兵，如今他们大多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在他们最宝贵的青春时代，用热血谱写了辉煌的抗日篇章。连日来，我们在市委老干部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访了这群老兵，听他们讲述了那惊心动魄的抗战岁月，从他们的讲述中，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虽然他们仅仅是千万抗战老兵的一小部分，但是从他们讲述中，让我们感受到千万抗战老兵用激情谱写的青春赞歌。

刘贵臣： 在“神一连”打鬼子

人物介绍：刘贵臣，1927年5月出生，193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河北区副食公司王串场副食基层店副经理。

1944年7月的一天，团部召开班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是部署解放临清。领导决定让我们一连为第一梯队，担负主攻任务。

大部队过河后，就隐蔽在高粱地里。这里离县城约两里多地。就在这时上级突然命令，第一梯队原地待命，二、三连准备战斗。早晨3点多钟，战斗打响了。二、三连的同志投入了战斗。枪炮声响成一片，民兵和护救队把伤员抬了回来，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不小。就在这时，营部通讯员跑来向连长报告说，上级命令：一连准备，按原来计划作战。我们一连猛冲上去，和其他两连战友打死不少鬼子。前面的鬼子骑兵死成一片，后面的步兵掉过头来朝城里跑，我们猛追不放，敌人来不及关上城门，我们就冲进了城。刚一冲进城，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原来城里有个碉堡，里面的机枪在扫射，我们被迫停止了追击。营参谋长自告奋勇，带头朝着和碉堡相连的房子爬过去，刚刚爬到房上，还没站好，就被碉堡里的敌人打倒在地。就这样营参谋长牺牲了。一看营参谋长牺牲了，我急了，不顾一切朝碉堡爬去，结果还没站稳也被打倒在地。我负了伤，卫生员和战士把我抬到担架上，取出了子弹头，我挣扎着站起来，继续投入了战斗。最后我们终于用炮弹炸掉了碉堡。碉堡除掉后，我方大部队追击日本鬼子，胜利地解放了临清县。

杨秋祥： 我为八路军买子弹

人物介绍：杨秋祥，1926年8月出生，1944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原汉沽区政协副主席。

1943年初，八路军三十八区队的采购员张季找到我，他对我说：“小杨，你不能只会教书，还要干点有分量的大事。”我问：“啥事有分量？”他说：“你帮我买子弹，敢不敢？”

父亲答应帮我试一试，他去找朋友宋敬轩。宋敬轩与我父亲说，买子弹要去北门外的一家小饭馆与一位叫连元的人接头，暗号是“二两白酒”。不料接头过程中出了岔子，我被抓到了东关警备队。到了警备队就对我进行审讯，一位军官模样的人问我：“你是不是当上八路了？”我摇摇头说：“没有。”他又问：“你是不是帮八路买子弹？”我装出一副冤枉的样子说：“长官，这是哪儿的事呀？我怎么知道哪有卖子弹的？”

宋敬轩知道我被抓后，专门过来探望我。因为鬼子根本没有抓住我的把柄，我就被释放了。晚上睡觉时，宋敬轩说：“你睡觉机灵点儿，别脱衣服，明天早上我一捅你你就跟我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宋敬轩就捅醒了我。我俩溜出房间，迅速穿过敌军封锁线，见河沿上没有日伪哨兵就一口气跑出南门，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时，宋敬轩解开上衣，露出扎在腰上的300枚子弹。我兴奋极了，接过子弹，向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迅速离去，把子弹送给了三十八区队。

邓发：抗日烽火中的大城县

人物介绍：邓发，1914年11月出生，1940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离休，离休前任市水利局副局长。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大城二、八区区委工作，之后任新九区区委书记，对日寇在大城的惨无人道的兽行亲眼目睹，深有感受。惨无人道的日军在王裴庄残杀的105人，尸体与人头分离，在腥臭血水里浮漂着，满满的一坑。乡亲们用铁钩等打捞死尸，泣不成声。有的找到尸体找不到人头，有人就晕倒在血水里。我当年在王裴庄给郑锡谦家当长工，听说堂姐夫傅庆臣家三口人全被日军杀害，也跳进血水里找，找到我的堂姐秀芳和堂姐夫，找不到4岁的外甥女娟娟。郑树盘老大爷告诉我，孩子被日军屠杀后，扔到坑西边被狗吃了。我一听，差点昏倒。大家仇恨满腔，纷纷咒骂那些禽兽不如的日本兽兵。其间，安庆屯村少林会的教师叶树文抡起提水扁担打死5个日寇，然后飞似地跑进青纱帐，被称为大城县打死日本兽兵的第一人。

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不足20万人口的大城县有1430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县区地方武装，并出现了很多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打东洋的爱国主义典型。抗日战争期间，大城县军民或配合上级八路军主力部队，或独立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1100余次，有1000余名县区武装指战员、300多名县区地方干部、7000多名民兵参加了战斗。共击毙日军360余人，毙伤俘伪军5200多人。在残酷的战争中有560多名武装指战员和148名县、区地方干部英勇牺牲。大城县军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解放了自己的家园，在抗击日寇的历史上，写下了激昂、悲壮、不朽的篇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绝不能忘记70年前的那段血泪历史与日寇殊死斗争的胜利史，不能忘记千百万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全国解放和幸福的今天。

郭发科：转战津南大地斗敌寇

人物介绍：郭发科，1923年9月出生，1940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3月离休，离休前任津南区委书记。

打日本的时候，我那时才十几岁，在村里当书记。我18岁就入党了。这小日本忒坏了，我为什么出来工作呢，就是为打小日本，不打不行啊，忒坏呀，他们到处烧、杀、抢啊。

我那时候属于任丘县，任丘县以后，在胜芳学习几个月就分配津南来了。当年在津沽大地上活跃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武工队，津沽武工队和津郊武工队。这两支武工队就好像两把利剑深深地插在敌人的心脏，让敌人终日不得安宁。

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的组织，成立秘密的人民政权，打击和瓦解日、伪军，摧毁日、伪组织和政权，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使敌占区逐步变为根据地。武工队活跃在敌占区，各种物资补给都很困难，武器弹药的补充更是难上加难，没有武器不但无法杀敌，更不可能保护自己。那时手榴弹可是武工队的宝贝，一般情况下不使用，只有危急时刻才会用上军工厂生产的手榴弹。面对这一形势，武工队队员们开动脑筋，各式各样的“先进武器”就这样出现了。咱们自个造手榴弹，咱这手榴弹一般的是耨子盒那个瓶子，装里头炸药，也得炸得满脸花呀，扔出去就响，挺急，不像手榴弹似的过一会儿才响，这扔出去就响。地雷呢，也是造地雷，这个地雷呀，咱一般的给咱村找那个罐子，腌菜的那个罐子，使那个玩意装上炸药以后，把线安底下，安个地方一过，这么一拉，汽车都给炸飞了。

许占都：我参加八路军的岁月

人物介绍：许占都，1927年3月出生，1942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原汉沽区饮食服务公司工会主席。

1927年3月7日，我出生在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下水头乡上乃河村，记得那是1942年10月的一天，八路军队伍来到我们村上，我哭闹着同父母说要当八路军，父母说我还太小，等长大再说，但我想当八路军的想法很坚决。我又找来王指导员为我说情，在王指导员的劝说下，我父母很开明终于答应了。做通了父母的工作，我告别了亲人，在家人含泪送别的目光下，我走上了打鬼子、抗日救国的道路，成为八路军雁北支队三大队三中队的一名八路军战士。

到了部队后，王指导员知道我机灵又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就把我留在了他身边，当了中队的通讯员。我们中队我年龄最小，还有一名通讯员，他比我大，名字记不清了，一名卫生员、一名炊事员和司务长。我和另外一名通讯员主要负责上级大队和中队所属班排的工作联络。三中队是连的建制，那时只有两个排和一个机枪班共六十多人，装备也差。全中队只有一挺捷克式机枪，百余发子弹，战士们只有五六发子弹，大家的子弹袋都用柴禾秸或破棉布条塞满，以迷惑敌人。后来仗打多了，缴获也多了，人员装备才有了改善。

雁北地区无霜期短，每年只收一季粮食，大多还要靠天吃饭，收成也不多。为了解决部队吃饭穿衣问题，减轻群众负担，我们中队按照上级的指示，1943年春,在坚持敌后抗战保卫根据地的同时，开展了开荒种地、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我们自制农具，大部分农具都是我们破袭敌人铁路弄来的铁轨打造的。我们把铁轨运到边区兵工厂，用这些铁轨造枪、造炮、造手榴弹、子弹，用剩下的边角下料来打造锄头、犁耙和镢头等农具。我们按照节气，在朔州西面的山坡地里分别种上谷子、莜麦、黄米等当地的农作物。为了能吃上蔬菜，我们还种了土豆和豌豆。在大家艰苦努力下，庄稼长势很好。到了秋收的时候，我们加强了警戒，战士们都带着枪抢收庄稼。这一年秋天，我们收获了很多粮食，基本保证了部队自给自足。我们度过了抗战中最艰难的岁月。

老兵专访 难忘岁月

刘坚壁

1920年7月出生，1936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党委书记。

抗战老兵 难忘故人

抗战老兵刘坚壁老人今年已经95岁高龄，当向他问起抗战期间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的时候。刘老用了一个词做了高度概括，就是“艰苦”。

他说，当时作战条件很艰苦，武器装备和日军相比非常差，我们的手榴弹爆炸时，有时只是炸成两半，杀伤力非常弱。战斗间歇，战士们保养步枪时，没有擦枪油就用家禽鸡的肥油代替。在粉碎日军对晋西北、忻县等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过程中，刘坚壁所在的特务团通讯侦察连，有一次将日军包围。在战前准备阶段，连队组织官兵学习日语“缴枪不杀”，以备战场上使用。但战斗的发展远远超出刘坚壁和战友们的设想。通侦连全体官兵虽然做了周密的战斗部署，并一次次发起冲锋，准备逐渐缩小包围圈，但终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致使日军依靠强大的炮火和先进的武器装备，撕开包围圈的一个缺口，突围出去，“缴枪不杀”的日语也没有派上丝毫用场。

在这一过程中，正在通侦连下连当兵的、抗大毕业的特务团政治处干事崔绍坤（音），不幸牺牲。虽然70多年过去了，刘坚壁老人对这一场景仍然记忆深刻，他向我们反复重复着一句话，“崔绍坤，牺牲时穿着一双灰色的鞋子，他是山东人，只有23岁，比我大两岁，他文化水平高，作战勇敢，点子多，太可惜了。”

王树德

1925年11月出生，1943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3月离休，离休前任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办公室主任。

老八路的“九死一生”

王树德老人已经90岁高龄，但仍然思维清晰，嗓音洪亮。1943年1月，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山东省潍县县大队一连，抗日战争期间在潍坊市一带与日寇浴血奋战。

说起抗日来，王树德老人的几次“鬼门关”之行令他难忘。他说，1943年冬季，有一次徒步穿过山东昌邑胶河的过程中，遭到早已埋伏的日军机枪手的伏击。战斗打响后，一颗子弹打在王树德身上配备的拉弦3秒即爆的“胶东制”手榴弹上，神奇的是手榴弹没有爆炸，他幸运地逃过“两劫”。1945年，王树德已升任班长，带领一个班去侦察日军炮楼敌情。但是不慎，他们被日军发现，一梭子弹打过来，击中王树德的帽子，子弹贴着头皮而过，又是只有几毫米的距离，他再次死里逃生。王老说，抗日及之后的解放战争，总共7年的战斗生涯，自己能记起的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应该不下10次。一次次地走过“鬼门关”，让王树德越发体会到活着的意义和对生命的珍惜，以至影响到他日后的工作，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做到认真做事，诚恳待人。

魏丰

1922年10月出生，1940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2月离休，离休前任宁河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

难忘李家洼突围

住在宁河县城农家院中的老同志魏丰，虽然已是93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入党的老同志一提起亲历过的抗日烽火就激动不已。特别是1939年初冬李家洼突围战令其记忆犹新。

那是抗日战争进人第三个年头，我十六团团部南进至阜城与连镇之间的孙镇一带时，日寇决定向我报复。分区机关和团直属队在战斗部队掩护下，由孙镇北撤三十余里，到达一条小河的东侧，河西便是李家洼了。刚进入李家洼，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同时向我开枪开炮。魏老当年才17岁，紧跟在老战士后面，当敌火力密集时就卧倒，火力稀落时就前进。他卧倒在农民耕地的不足一尺深的土沟里，敌人从南北两侧射来的子弹，交叉从他身上方一点儿流星般地飞过，噗噗地落地沟两侧的沙土里，活像在沙土锅里爆豆子的声音。虽然参军两年多了，但参加这样紧张的战斗他还是第一次。太阳落山时，部队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达李家洼西南方向的粉章村。十六团供给处人员集合点名，没有伤亡。此后不久，十六团连续打了两次胜仗，一次是在献县、交河之间的孙村，一次是在武邑至衡水公路上，两次伏击战，均获全胜，而且都是打了就远走高飞，使敌人见不到踪影。（郑长宁 通讯员 丁文冬 万宝志 敖家伟）

特别鸣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王凯捷对此次抗战系列专题报道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