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战犯管理所展出的医疗器械、档案和体育用具。王敏娜 摄
核心提示
日本战犯被羁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初，他们的内心是惶恐的，他们不知道这片饱受蹂躏的土地上的人们将怎样对待他们。然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人不仅没有虐待他们，还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使他们摆脱了疾病的困扰，病死率仅为4%。
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正展示曾经治疗日本战犯的器具和记录诊治过程的医疗档案，我们从中可以管窥当时的工作人员如何抑制国仇家恨，用无微不至的照料感化那些顽固的日本战犯，复苏他们曾经泯灭的人性，使他们认识和反省自己的罪行。
每个战犯都有医疗档案
血压计、止血钳、消毒锅、注射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医疗器械展示柜内，一件件医疗器具整齐排列着。
8月25日上午，带领记者参观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负责人孙杰说：“这些都是当时为日本战犯诊治使用的。在羁押期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虐待，还得到了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根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室1956年的工作总结记载：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凡患有各种疾病均得到了及时治疗，在治疗中均使用最有效的疗法，高价药品不受经济的限制”。
中国政府对战犯的医疗投入可谓巨大，从战犯管理所医务室1950年至1956年这六年来的工作总结中便可以看出。仅消毒药品方面，一次就用了石炭酸、来苏尔、六六六和滴滴锑等3673磅，折合人民币7500.15元；维生素类共用940510丸，折合人民币3801.78元；高价药品如抗生素类，共用青霉素9435瓶、链霉素5485瓶以及磺胺类59960克，共计折合人民币20792.13元。
除了药品，抚顺战犯管理所还为所有在押战犯建立了医疗档案，档案中的病历详细记载了每个战犯的身体情况以及诊治过程。
“我国对待日本战犯是人道的，这些医疗档案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孙杰告诉记者，2006年，管理所对旧房屋进行修缮时，在一堆杂物中发现了900多本日本战犯的医疗档案。目前，旧址陈列馆展示了其中两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借去了几本展示，其他的都被妥善保存了。
根据医疗档案的记载，许多需要昂贵药物或者专门诊治的日本战犯，都得到了好的治疗。有个名叫铃木良雄的日本战犯，长期被腰痛折磨。管理所先对其采用针灸疗法，但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后来经详细检查，才发现他患上了梅毒，需要用青霉素治疗。
然而在当时，青霉素还是一种特效药，要用国家的外汇才能进口，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医务人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来了青霉素。不久之后，铃木良雄的病就被治好了，以前走路都困难的他甚至能到运动场上玩单杠。
这件事给铃木良雄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作为犯下滔天大罪的战犯，我能用上这样贵重的药，问心有愧呀。 ”在监房内，原本对改造心存抵触的铃木良雄当着众战犯的面，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治病这件事，让我不能不感谢中国、信赖中国。与中国医生相比，过去我们日本军对中国俘虏的‘医疗’，简直就像魔鬼的恶行。我不懂深奥的道理，但我一定要改过自新，反省自己在战争中所做的坏事。 ”
医疗水准超过中级医院
除了资金上的投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医疗队伍的组建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建所之初就新建了一处面积954平方米的医务室，医务人员大多是业务尖子。 ”孙杰说，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保证做到战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东北卫生部从1950年5月份开始，先后从各医学院校抽调了8名医师，11名护士，3名药剂员，2名化验员，2名卫生员，这26人组成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医疗卫生队伍，负责对战犯的医疗保健工作。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水准超过了当时社会上的中级医院。管理所购置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心电图检查机、小型X光透视机等；设内外科诊室、药房、化验室、处置室、X光室、简易外科手术室等；药房的中西药品齐全，许多药品是当时非常紧缺的，是按中央领导的指示特殊供给的。
医务室设有病床30多张，还在抚顺市人民医院、抚顺市矿务局医院、沈阳军区陆军总医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租了专用病房。凡是有重病号或者疑难病症，医务室的几名医生要反复会诊，甚至专门派人到沈阳、哈尔滨请来著名医生确诊。
另外，每年春季来临，管理所都要请大医院的专科医生对全体战犯进行全面体检；每隔一两年请牙科医生给缺牙的战犯镶牙，给有眼疾的战犯配眼镜，给缺腿的战犯装假肢。
为预防传染病，管理所给战犯及时注射流脑、伤寒、菌痢、霍乱疫苗；在做好消毒工作的同时，保证战犯每周洗一次热水澡。
为了保证战犯身体健康，管理所还决定让战犯每天运动3小时。如今，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记者还能看到当年的运动场。
孙杰介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从苏联转来时，大部分体质很弱，病号很多，还有些人年龄偏大，比如藤田茂61岁，吉兴70岁，而武部六藏则是用担架抬来的。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对于死亡和担心被报复的恐惧使得战犯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半数以上患了高血压等疾病。 “管理所重点对发病率较高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冠心病、肺气肿等病进行了突击治疗，不到一年，战犯们的病情就被控制住了，许多慢性病患者逐渐康复。 ”
记者从管理所的档案资料上看到，1951年初，患肺结核的战犯共有123名，经过隔离住院治疗，其中60名开放性患者于1953年康复。
归国战犯难忘中国救命之恩
根据资料记载，二战期间，日本在沈阳设立“奉天俘虏收容所”，共关押二战盟军战俘2000多名。这些战俘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和日军的毒打，死亡率高达16%。
而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战犯982名，其中因病医治无效而亡者仅38名，病死率仅为4%，这几乎是战俘史上最低的死亡率。
那些原本以为会客死他乡的战犯，在治愈获释回国后，对中国的宽大充满了感恩。
曾任铁路警准尉的日本战犯河西锦二，从西伯利亚转到抚顺时，因受其他患有开放性肺结核战犯的传染，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仅脸色苍白、身体消瘦，还经常大口咳血。在他生命垂危时，曾对同伴说：“我算是不能活着回日本了。 ”
然而，经过管理所医生半年的治疗，河西锦二病情大为好转。又过了半年，他已经是神采奕奕，与从前判若两人。 1956年，在第一批300余名获释日本战犯中，就有河西锦二。临行之前，他特地走进医务室，对每一位医生、护士三鞠躬，洒泪告别：“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
回国后，河西锦二把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治疗经历详细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原是面向东、脚朝西跪坐着，听完儿子的讲述后，她立刻调转身，面向中国方向，双手合十，连连作揖，说：“中国的朋友，多谢你们了。 ”
从此，河西锦二的母亲逢人就讲儿子在中国得救的经历。每晚睡觉时，都要头朝中国方向，以表达心中的感恩之情。
“周恩来总理在日伪战犯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久之后，曾下达过‘我们要改造好他们，不是改造死他们’的指示。 ”孙杰说，这句话既生动又深刻，对那些战犯，管理所一方面要关押他们、改造他们，另一方面又要保障他们生存的权利，按照人道主义来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到温暖、感动，复苏他们泯灭了的人性。（记者/王敏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