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俊
1957年夏，江一真（后排右1站立者）在福州郊区参加劳动。
习近平同志曾这样追忆和评价：“江一真同志始终是一位勇于战胜困难的铁汉子，敢于坚持真理的硬骨头，忠心耿耿为人民的好干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革大毕业，分配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福建省农委江一真同志身边。我跟随江老朝夕相处当秘书20多年，同享过甘甜，共受过患难，他对我的悉心培养，令我终身难忘。我受江老耳濡目染的教育和影响非常大，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他情系百姓，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江一真同志主管农业时，有一年春雨绵绵，我说：“哎呀，雨下个不停，这个多雨的天气真讨厌！”江老却说：“现在快要开始播种了，如果没雨，不行，农田会干旱。这是农民需要的季节！”可见江老体恤民情，时刻把农民的冷暖安危挂在心上。江一真同志对人民充满感情，他几乎跑遍福建所有的县，他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扎扎实实在农村住下来，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发自内心地想人民之所想，谋人民之所盼。
继1958年“大跃进”高指标之后，1959年5月省委主要领导提出全省粮食征购数要增加到30亿斤。江一真同志心里牵挂着人民的疾苦，他认为，实际粮产量没有估算的那么多，应减少征购数。在当时全国到处放高产“卫星”之际，江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反对为了政绩进行的“高征购”，如实反映百姓的困难和愿望，他为我们树立了执政为民的好榜样。他那种为民、爱民的情怀深深打动了我，感染着我。
第二，他清正廉洁，无私奉献，自觉抵制不正之风。
江一真同志一身正气，从来没有因私批过一分钱，从不曾为谁开过条子，也从没收过不该收的东西，他绝对是两袖清风的楷模。过去，我们到漳州，地委想送点香蕉给他，他坚决不要，叫我去街上买；到莆田，县委书记拿了些荔枝给他品尝，他也一定要算钱。江老坚决杜绝“走后门”，他严于律己的高风亮节值得敬佩！
正是在江老的潜移默化之下，我秉承了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从来没有向他提过我的个人要求，也从不为自己要级别、待遇，像他一样完全出于公心。我唯一就是要求下到基层去锻炼，1978年在卫生部工作，我提出：“‘四化’我缺了专业化，我想去基层医院工作。”江老坐下来耐心地与我谈心，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优点不说了，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我回答：“我的缺点是骄、躁两个字。”他沉思了片刻，说：“差不多！”就痛快地同意了我的请求，把我放到卫生部的老大难单位中医研究院的东直门医院锻炼。他严肃地要求我到基层后，一定要戒骄戒躁，平心静气地和同志们团结合作共事，努力做好工作。以后又调我去筹建日本政府援建的规模宏大的现代化的中日友好医院。
发生晋江假药案时，江老特意从北京打电话来问我：“你有没有入股？有没有收他们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受贿？”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即使我不在江老身边工作了，他依然关心着我，而我也一直牢记着他对我的言传身教，不会有私心杂念。
几年前，福建茶界泰斗张天福百岁华诞时，我送他一本《一生求真——江一真传》，并告诉他：“我是江老的老秘书。”他肃然地对我说：“江老是我的恩人。正是解放初期江一真兼任省农林厅厅长时，专门增设茶叶改进处，千方百计地把我从省商业厅的茶叶公司挖过来，又在福安和南平专区设茶叶指导所，16个茶叶重点县设茶叶指导站，并创办2个茶叶试验场，我才有了用武之地，也才有了福建茶产业和我这个茶叶人的今天！”江一真同志就是这样用廉政勤政、无私奉献的行动给许多人留下了永生难忘的铭记！
第三，他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真理。
我到江老身边工作不久，有人写信诬告我参加“三青团”。省委办公厅党组织接到举报信，跟江老报告：“要马上把张明俊调开，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千万不能把他留在您的身边。”江老没有偏听偏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调查清楚。江老亲自找我谈话，问道：“明俊，你如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参加过‘三青团’？”我说：“没有。”他强调：“一定要说实话，不能骗我，真的没有？”我说：“当然了，我用党性保证，有同班同学可以为我做证！”他说：“那你就如实向党组织汇报，你写下来，给组织提供线索，组织会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这件事说明江老不会轻易冤枉同志，会了解清楚情况，充分信任同志、爱护同志。
不仅对我的情况实事求是，江老还力所能及地保护了许多同志。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民主人士陈绍宽、尤扬祖、刘通、倪松茂、练惕生、傅柏翠等老同志，都被江一真同志毫不含糊地保了下来。
那时，有人主张把卫生厅厅长左英以及去福州市委贴大字报的32位协和医院的专家都划为右派。江一真同志说：“事关重大，不能说划就划，先作详细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弄清来龙去脉再说。”经调查得知，左英对贴大字报一事完全蒙在鼓里，连大字报都没看过。左英得以免划右派，江一真同志还向省委建议，不划协和医院的专家们为右派。因此同志们对他十分爱戴。
1959年，江一真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认为魏金水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不同意打倒魏金水。江老本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他没有明哲保身，而是仗义执言、实话实说，结果自己反倒被冤枉成“江魏反党集团”。江一真同志坚持真理，敢说真话，不弄虚作假，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怕坐牢，不怕受打击、处分。
江一真同志最见不得别人受委屈，他正直公道，一旦知道别人受到不公平待遇，他总会想方设法为他们平反昭雪。1977年他积极推动卫生系统的拨乱反正，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部长钱信忠和一批老干部平反；1979年他赴河北平反冤假错案，扭转“左”倾氛围，最终完成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他帮助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恢复待遇等政策问题，推动了福建地下党政策的落实解决。
我们都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江老任何时候都是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不是本本主义，而是一切从实践中来。他刚正不阿，浩然正气，遇到困难永不低头，不向错误妥协，不计较个人得失，说他硬骨头就是硬在这里。江一真同志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光辉典范。
第四，他高标准、严要求，作风严谨，一丝不苟。
江一真同志兢兢业业，工作上要求很高，一开始我不太适应。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写东西必须用自己最大的力量，下最多的功夫，直到实在没有办法再提高了，我才交给江老。
如果他发现我们的缺点或者失误，肯定会加以评判指正。一次，江老写了福建省土地改革总结，嘱咐我寄去北京给吕尹波、郝可铭两位同志，里面材料内容是一样的，我就没仔细看名字，不小心把两封信装错了信封。江老得知后说：“今后可不能这样马虎，工作要做得细心、细致一点！”从许多细微之处，他教我要严谨认真。
江老受教育程度不高，小学没有读完，但他对自己严格要求，勤学苦练，通过不断自学，他的文化水平提升很快，所以能够干一行，学一行，专一行，成为白求恩调教出来的年轻的优秀外科医生，被誉为“八路军中一把刀”，这都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
江一真同志对子女也严格教育，他注重培养子女的品德。江老的女儿说：“父亲的威严是一种动力。”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的勤务员，大家都反映江家的孩子家教好。“文革”期间，江一真同志吩咐子女们不要随便参加各种运动。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受到红卫兵的激烈冲击，江一真同志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对孩子们说：不准回福建去，更不准参加揪斗叶飞的运动。儿女们都严格遵从了父亲的命令。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他身边的人确实能取得各方面的进步，我感谢并铭记成长道路上的良师江一真同志。
江一真同志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是闽西冠豸山下红土地哺育的贫苦农民的儿子，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孤儿参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浴血战斗锻炼成长起来的我党早期的中坚骨干，他是抗日战争前线同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并肩战斗的得意门生和亲密战友，他是共和国成立以后为数不多的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经验丰富的农业战线的优秀领导干部，他是经受“文化大革命”牢狱之灾洗礼、粉碎“四人帮”后共和国拨乱反正的卫生部长。他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一生求真、一心为公。他是一位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好干部，他是一位经得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
当年习近平同志到河北工作时，江一真同志是河北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江一真同志病逝后，习近平同志发去唁电：“惊悉老领导江一真同志因病去世，悲痛万分，谨致电表示沉痛哀悼。江伯伯的高尚人格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正如习近平同志为《冠豸青松》一书写的序言里所说：“江一真同志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极为宝贵的。他那像青松一样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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