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俊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奋勇抵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闽西人民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一、闽西儿女驰骋在抗日战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闽西儿女分别开赴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直接对日作战，他们团结御侮，拚死杀敌，众多将士战死沙场，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八路军中的闽西子弟奋战在长城内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的数千名闽西籍红军将士大部分被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所部，并开赴长城内外的敌后战场作战。
1937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组织了平型关战斗。一一五师是闽西子弟最集中的一个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骑兵营营长刘云彪及营长杨尚儒、营教导员刘振球、团组织干事吴岱、作战参谋黄炜华、连长陈忠梅、指导员兰庭辉、涂则生，师部机要科长刘彬、连指导员范阳春、师直属队政治处政训员邱子明和师军医处处长叶青山、师卫生供给处主任邱国光等闽西子弟分别率部投入战斗，组织战地救护工作。平型关之战毙敌10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战后，杨成武率独立团、刘云彪率骑兵营留守五台山，参与创建了华北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9年冬，日军调集了2万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杨成武、罗元发等率领晋察冀军区一分区主力，在雁宿崖全歼日军一个大队600余人，后又参加黄土岭战斗。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900多人被歼灭，号称“名将之花”、“山地战专家”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被击毙。日本《朝日新闻》惊呼：“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战团体、各界人士，纷纷发电函祝贺黄土岭战斗的重大胜利。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发电报表示嘉评。
经受战火的洗礼，八路军中的闽西籍将士迅速成长。其中，杨成武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击日军“五路合击”和百团大战。罗元发先后任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一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雁北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雁北地委书记，率部转战察南、保北、平西、雁北广大地区。张南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委、先遣支队政委、独立支队政委，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八路军野战总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及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罗舜初担任了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改任军区政委兼中共鲁中区委书记），率领鲁中军民粉碎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在山东战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巩固和发展了鲁中抗日根据地。陈仁麒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政治部主任，为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刘亚楼，三大队大队长、六分校校长的刘忠，总校政治部组织部长、六分校政委的袁子钦等，克服了种种困难，培养了一大批的抗日骨干。此外，在医疗战线，活跃着傅连暲和叶青山、江一真、涂通今、阙森华、林茂、林金亮等一批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为抗日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财经战线，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边区银行行长、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的曹菊如，为发展抗战时期边区的财政金融事业，为保障前线抗日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对日作战中，闽西子弟也作出了重大牺牲。其中，山东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主要创建人之一的陈明，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长、运南支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党校校长、山东战时工作进行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是在1941年11月的一次反日军“扫荡”突围战斗中英勇殉难的。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营长、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团长的刘云彪，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等，因积劳成疾，于1942年4月12日在河北新望县病逝，年仅28岁。同年6月，为纪念战功卓著的刘云彪，晋察冀边区政府做出决定，将新望县更名为云彪县。此外，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还有八路军苏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刘仁贵，是1943年7月在山东丰县的一次对日激战中壮烈牺牲的。
新四军中的闽西子弟奋战在大江南北。1938年1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的命令，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共200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2月27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各界代表和当地群众6000余人，在龙岩白土镇红场举行北上抗日誓师大会。3月1日，新四军第二支队全体将士高唱着“我们捍卫祖国，我们齐奔沙场，踏上抗日征途，千年夙愿，如今得偿……”的抗日战歌，在群众的夹道欢送下，在鞭炮声、锣鼓声中，浩浩荡荡从龙岩出发，踏上了抗日征途。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第二支队于4月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不久，留守在闽西的第二支队四团六连的130多人也奉命北上到达皖南章家渡报到，被编入军部警卫营。
以闽西子弟为主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经过短暂的整训之后，奉命挺进苏皖边敌后，并与兄弟部队一起在茅山地区开辟并巩固壮大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无比的英勇顽强，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据统计，仅1938年7月到1939年12月底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二支队（除四团一营外）就进行大小战斗119次，毙伤敌伪3942名，其中日军1739名；俘虏敌人453名，其中日籍官兵15名；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这些胜利为以后坚持和发展江南敌后抗战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新四军二支队中的闽西子弟，经过多年抗
战烽火的锤炼，政治和军事战术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领导骨干。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组新四军军部时，除由鄂豫挺进纵队改编的第五师外，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6个师，都有闽西子弟担任师、旅、团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师级以上干部有邓子恢、张鼎丞、陈丕显等3人。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第四师政委的邓子恢，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整编、展开和扩大工作，参与津浦路东、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发展；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第七师师长的张鼎丞，率部挺进苏南敌后，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的陈丕显，一直坚持在苏中领导抗日军民同日寇、汪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为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外，担任旅级以上干部的有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代主任王集成，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参谋长张元寿，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郭成柱，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廖海涛、参谋长王胜等6人。担任团级干部的有梁国斌、邱相田、张云龙、阙中一、俞炳辉、张日清、廖成美、王直、熊兆仁、彭胜标、张元培、邱子明、王香雄等30余人。
在频繁的战斗中，闽西子弟兵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有不少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如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罗化成，是在抗日前线江苏溧阳指挥作战中，由于下大雪受冻致病，加上心脏病复发而光荣殉职的。陈毅赞扬他是一个“最实际的救国的革命人才”，“是最经得起事变考验的人才”，“是值得全国人民效法的人物”。担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的廖海涛，于1940年3月指挥有名的赤山之战，使南京城里的日寇和汉奸头目大为震惊。随后，廖海涛又率领二支队在一次反“扫荡”中巧妙地打击敌人，并使日军和“首都警备部队”伪军发生火并。这次战斗后，受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首长陈毅、粟裕的通电嘉奖。1941年11月，廖海涛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委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为了保卫苏南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扫荡”，和旅长罗忠毅一起亲自率领部队，英勇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一昼夜，掩护党政军机关胜利转移，而他却和旅长罗忠毅等270多名指战员（其中不少是闽西子弟）牺牲在战场上。第二支队三团副团长邱金声，是在皖南抗日前线积劳成疾，病逝于安徽太平县新四军军部医院的，时年27岁。周恩来称赞他是“不畏强寇勇往直前的青年政工人员的模范”。在新四军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的闽西籍团级烈士还有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团长黄才胜、第六师十六旅供给部副部长涂凤初、第十六旅第二十一团政治处主任江如枝、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邱子华等人。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有新四军司令部军法处科长雷耿、新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青年科长林高峰、新四军第三纵队老五团政委林开凤等团级干部和数百名闽西子弟兵。上述英勇牺牲的闽西子弟兵成为血洒疆场的民族英雄。
战斗在抗日正面战场的闽西子弟，在抗战时期，作为国统区的闽西有不少热血青年自愿从军抗日救亡，也有许多通过正常的征兵加入抗日队伍。他们分别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各战斗系列，在抗日的正面战场和作为中国远征军赴云南及缅甸等地作战。
参加抗日的闽西籍国民革命军将领，有长汀籍的罗列，他在抗战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四十八师师长，第一军中将军长，曾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和豫中会战。武平籍的练惕生，抗战初期任国民革命军三八六旅旅长，率部驻守厦门，整军备战。1939年，任第六十二军第一五七师师长，率部参加了两次粤北战役，尤其是从化牛背脊之战，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歼敌1900多人。他为此荣获“海陆空军甲种奖章”和“干城勋章”。两次粤北大战后，他因战功提升为第六十二军中将副军长，其后，曾率部驰援长沙、衡阳,转战湘桂，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作战中，有不少闽西籍的将士阵亡。其中，武平籍的蓝挺，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四十九师参谋处主任兼第四团团长，1940年6月8日，在湖北南漳抗战中阵亡，后被追认少将。此外，抗战中阵亡的还有上杭籍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师三十一旅六十三团少校营长薛先维。永定籍的国民革命军空军五大队第二十四队少尉驾驶员张若翼，1938年1月4日，驾机在汉口与日机空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1岁。张若翼殉国后，被追授中尉。安徽桐城名儒叶玉麟为他作了《空军少尉张君殉难碑记》。故乡永定人民在县城南门坝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二、闽西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在前方，闽西子弟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在后方的闽西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积极支援抗战，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创办抗日救亡报刊，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闽西各县都成立了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抗敌后援会。此外，闽西各地纷纷组织了抗敌服务团、妇女救国会、宣传队、剧社等救亡团体，并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如在龙岩，有中共龙岩县委组织发动的由中小学师生、归侨、商家、店员、开明士绅组成的东肖抗敌服务团。在永定，组织了岐岭青年抗日救亡同志会和下金永埔明光剧团等。在上杭，成立了警钟剧团、大忠剧社等。在漳平，组建了漳平战地妇女宣传队、漳平暑假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委员会等。在长汀，厦门大学迁入后，在厦大战时服务团的带动下，省立长汀中学战时服务团、县抗敌剧团、厦大剧团、汀中剧团、省立福州工业职业学校长汀分校战时后方服务团等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连城，自1938年11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等机关团体相继迁入以后，在省抗敌后援会的带动下，连城组织了县抗敌剧团、明耻中学教战剧团、省立连城师范学校抗敌剧团、教育部剧教队等。闽西各地的抗敌剧团和各类宣传队、服务团，拿起文艺武器，走上街头、深入农村，通过举办宣传专栏、讲演会、报告会和采用教唱救亡歌曲、演话剧、搞漫画展览等形式，宣传抗战道理，激发民众的抗战情绪，动员群众为抗战出钱出力。明耻中学教战剧团除演出节目外，还组织了一支晨呼队，每到东方破晓之时，就有几十个人在大街小巷高唱《晨呼歌》，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抗战全面爆发后，闽西各地为了宣传民众，扩大抗日宣传，出版了《前驱》、《团结》、《统一》、《大成日报》、《闽西日报》、《汀江日报》、《唯力》、《呼声》、《火线》、《漳平简报》等30多种救亡报刊，成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号角。
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大大地激发了闽西各行各业和各界人士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而采取各种方式踊跃支援前线抗日。
群众性的募捐、义卖、慰劳等救亡活动蓬勃开展。闽西各界群众除了积极担负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和国难防务捐外，还不断地举行自动的慷慨捐输，积极献金，募寒衣、布草鞋、军毯及各种慰劳品等，送给前线将士和当地驻军，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例。如龙岩妇女会组织妇女前往县城陆军医院慰劳厦门抗战中受伤的战士，并帮助他们洗衣，使受伤官兵得到很大的鼓舞。在九一八纪念日，龙岩东肖20余保的群众，募捐慰劳品100多担，慰劳新兵补充第四团。上杭庐丰地区一次就送给国民党驻龙岩新编廿师近800双布草鞋和数百件棉背心；丰稔地区在短时间内也募捐了800多件棉
背心，七八百双布草鞋，送到龙岩新四军二支队后方留守处，再转寄给前线将士。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警卫部队四团六连奉调皖南时，闽西群众更是踊跃捐献钱物，光是鞋子就送了两卡车。在献金方面，1939年4月底，中共龙岩县委发动群众开展一元还债运动，在汽车工会的积极推动下，献金9000余元，创造了福建献金的空前纪录。在连城城关地区，募捐活动仅1940年就进行了7次；连城姑田镇，一年也举行了4次献金运动，镇农会还发动群众踊跃献金购买“农民号”飞机。为了解决伤兵的医疗经费，在连城还组织了伤兵之友社，开展了“愿为伤兵友”的活动。在永定发动的“为抗战捐献一个铜板”运动，从金丰地区开始迅速成为全县性的群众运动。在义卖方面，1939年龙岩的义卖场上，中共龙岩汽车工人特支书记吴永乐用大洋100元购买了一张《闽西日报》，推动了义卖的热潮。
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发动群众增加战时生产。在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下，闽西各地兴起了踊跃投军的热潮。如在龙岩红坊区，一次报名参军就有50多人。东肖区也发动了数十名青年参军；连城姑田一个月就有20多人参军。在抗战之初，当地中共组织还帮助过国民党地方政府争取了岩平宁五部分的土匪下山收编，经过整训后开赴前线。在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支援抗日方面，龙岩、永定等地不断开展了热烈的生产运动。如龙岩在内战时期因移民而荒废掉的田地大部分已恢复耕种，而且部分地方还开垦荒地种上杂粮，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永定在1939年春耕时，仅湖雷、丰稔两区，就开垦荒地850多担。据统计，在龙岩东肖、马坑，永定各地收到3000余担垦地面积的粮食，充实了抗战物资。总之，在全民抗战精神的鼓舞下，闽西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为支援抗战作出重大贡献。
开展“工合”运动，积极支持抗日战争。为了在中国广大城乡建立一条抗战时期的经济阵线，支援抗日，在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倡导和支持下，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简称“工合”)东南区“工合”长汀事务所于1939年5月4日在长汀城成立，由路易·艾黎亲自担任主任，事务所组织指导“工合社”的工作，后又进入连城开展工作。“工合”长汀事务所成立后，大抓战时工业、手工业生产。到1942年，长汀城乡共计有“工合社”50个，社员600多人，认购股金2.3万余元，年产值达100万元。“工合社”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而忘我生产。当时长汀生产的斗笠和油纸，与瑞金“工合社”的麻鞋、宝鸡“工合社”的军毯一同成为前方抗日战士的“三件宝”。在连城的事务所，发起了纸业协会，新建了13家纸业社，生产抗日前线急需的仿道林纸和粉连纸，为支援抗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三、抗日战争中的闽西华侨
闽西是著名的侨乡，到抗日战争前夕，人数已增至约5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带。全面抗战爆发后，身处海外的闽西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在舆论、人力、财力和物力上都给祖国的抗战以大力支援，同祖国人民团结一致，谱写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仇敌忾的光辉篇章。
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开展抗日宣传，激发广大侨胞的抗日救国热情。闽西华侨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社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抗战爆发后，闽西的不少侨领利用他们在华侨特别是闽西华侨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号召侨胞捐资献物，支援祖国的抗日大业。如爱国侨领胡文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了19家报纸，大造抗日救国的舆论。他曾说：“良以国家兴亡，人各有责，际此全面抗战之时，正吾人报国之日。”并多次表示“爱国是华侨天职”。他创办的《星州日报》等星系八大报，盛誉中南，被誉为特别响亮的抗日宣传号角。与此同时，曾道修创办的《新闻报》、《南洋生活周报》，陈兰生主编的《仰光日报》，卢心远主编的《南洋商报》以及黄薇主编的《华侨民报》等都在祖国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海外宣传作用。闽西华侨还组织抗战宣传队，利用壁报、白话文告和漫画等多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国。他们由城市转到偏僻的山区进行巡回演讲，动员广大侨胞投入抗日洪流。龙岩华侨组织的岩青口琴队、岩声中乐队、岩光剧团在抗日宣传中颇具鼓动力和感染力。
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捐款献物，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闽西华侨在祖国危难的关头，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升斗小民都倾力捐献。“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为支援祖国抗战和赈灾救难慷慨解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加坡华侨以“筹赈”名义捐款支援国内斗争，他首捐2.5万元。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他先后汇捐数万元和大量药品支援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特为胡文虎题词：“此次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振奋。”后来他又为创建残废军人疗养院及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捐资200万元，为赈济灾区捐资40万元，认购“抗日救国公债”260万元，还赠送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材。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胡文虎捐赠的药品和财物为华侨之最。此外，还有马来西亚华侨曾昭周兄弟带头捐献巨款，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曾授给刻有“千金报国”的金匾。在马来亚怡保的永定华侨戴汉杰，为了支持祖国抗战，将卖儿子所得300银元全部捐出。国民政府特颁给戴汉杰一枚勋章，表彰其卖子救国的义举。海外闽西华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支援祖国抗战而慷慨捐输的事例不胜枚举。
回国奔赴抗战前线或参加侨居国的抗日斗争。抗战期间，大批闽西华侨青年，为民族解放，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辞去自己的工作，告别亲爱的妻子儿女，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庭，万里跋涉，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奔赴战火纷飞的国内战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菲律宾的胡健生等一批华侨青年，激于救国义愤，毅然组织了回国随军服务团，参加新四军笫二支队北上抗日。华侨青年黄复康，1938年回到龙岩家乡后，参加了湖邦区的抗敌后援支会工作。胡守愚、黄薇等参加范长江等组织的战地记者访问团，为海外侨胞如实报道祖国抗战见闻。华侨青年曾昭生、曾巨浪、曾艾荻、曾瑞练和星系报培养的大批抗日志士则回国奔赴抗日前线。还有不少旅居东南亚的闽西华侨青年毅然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直接为祖国抗战服务，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缅甸归侨青年陈康容，1938年春回国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被捕后，坚贞不屈，就义时年仅25岁。此外，闽西华侨还在侨居地与当地人民一道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龙岩籍华侨张旭高、郑惠英夫妇在菲律宾积极参与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后遭日本宪兵杀害。永定华侨胡知芳、胡跃才、胡玷钦、胡荡芳、胡启堤等人参加了新加坡星华抗日义勇军，胡知芳后来还担任这支义勇军少校副司令。他们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打了不少胜仗，成为星洲人民抗日斗争的榜样。在沙巴地区，活跃着一支以华侨为主体的抗日游击队，长期坚持斗争。在1944年10月的一场战斗中，游击队副司令陈金兴以及杨金兴、廖玉清、吴本金、郭德宝、林亮海、黄柏兴、章绍辉、魏柏发、魏木海、林必然、林天芳、林柏兴等12名龙岩旅居马来亚吡婆罗州地区的华侨队员壮烈牺牲。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无论是闽西当地还是身处海外，闽西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血战到底，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闽西儿女在抗战中的伟大壮举，光照人间，彪炳史册。
（本文作者系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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