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右一)、陈光(左二)在抱犊崮根据地合影
8月10日,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碑在枣庄市山亭区抱犊崮山脚下落成,罗荣桓元帅长子、第二炮兵原副政委罗东进中将为纪念碑揭牌。下午,76岁的罗东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八路军115师主力在抱犊崮山区14个月的抗战历史。
“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不战而逃。山东省委随即组织在省内的共产党员与中央派来的一批红军干部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辟了大大小小多块抗日根据地,并在1938年底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这支队伍的人数虽有3万多人,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作战经验不足和根据地分散,再加上山东各地的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乘机拉队伍,抢地盘,党在山东的抗日形势很是严峻,”罗东进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调派115师主力赴山东担当山东抗日的骨干力量,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率115师师部和686团到达抱犊崮山下的大炉村,并把师部设在此地,开始了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以抱犊崮为中心,向北向西连接大块山区,向南向东南发展大块平原”的要求,115师先后发起了多次战斗,打通了抱犊崮山区与鲁西区、湖西区、滨海区和华中区的联系,“经过几次战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
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以白彦战斗为例,1940年2月至3月,为清除鲁南大地主、汉奸孙鹤龄的老巢和日军在该地的据点,115师主力在苏鲁支队的配合下,经过三次战斗才彻底完成作战任务,而最后一次战斗历时14个昼夜。白彦战斗累计毙伤日伪军1000多人,切断了敌人占据的费滕公路,解决了部队的供给困难,还解放了费县南部地区。
1940年4月、5月间,日伪军8000余人分数路“扫荡”抱犊崮山区,罗荣桓、陈光决定采取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反“扫荡”作战,分率师政治部、司令部在抱犊崮山区与敌周旋。4月23日,师司令部转移时遭到敌人的伏击。时任师司令部机要参谋的苏蕴山在其《随军日记》中写道:“由王家庄向东马山转移,拂晓前在西涧村发现敌人来袭,因我先无准备,敌接近了我们,我则应付不及,当被绝断,一部跑散了。此一被敌袭,我受一部损失,司令部大小行李大部弃去,还有通信营、卫生部同样遭致此种损失。”5月4日,司令部由红山湾转移进驻徐庄镇宿苇湖村,苏蕴山写道:“这几天情况仍是紧张,前方部队多在与敌对峙中,部队不很安定,给养特别差的几天。”11日傍晚,司令部由苇湖村转移至泉崮山下的胡沟村,陈光就住在村民刘士全家。胡沟村只有几十户人家,时值青黄不接,村民送来的煎饼不够吃,刘士全还从地瓜窖里捡了一些地瓜准备煮熟给官兵们充饥,但一些官兵们饥不择食,直接吃起了生地瓜。
5月14日,罗荣桓在葫芦套干部会议上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疲劳并没有压制我们,虽然有少数人之前有一些不必要的慌乱,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就好了一些,我们要以百倍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日军于大“扫荡”后,在山亭、文王峪等地设置据点。罗东进介绍说,1940年形势最困难时,鲁南根据地面积缩小了四分之一还多,“东西一条线,南北一弹穿,一颗子弹就能飞越根据地,可以想象形势的危急”。在地方抗日武装的配合下,115师主力部队共作战32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还重创了配合日军“扫荡”的国民党军苏鲁战区新编第36师刘桂棠部,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鲁南抗日根据地也成为了八路军主力在山东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鲁南抗日根据地向北,向南,向西三个方向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毛泽东说:“山东这盘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鲁南的一座灯塔”
罗东进说:“鲁南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发展得这么快,离不开对地方武装的整编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对地方武装的整编和指挥,就不能不说万春圃。”
万春圃,1881年出生于兰陵县一个地主家庭,自幼爱骑射,善结交,1918年组织民团自卫武装,自任民团团总,带领民团抵御土匪,在当地颇有影响,人称“万三爷”。当时有句话叫“万三爷跺跺脚,抱犊崮颤三颤”。罗东进说:“师部到达抱犊崮后,万春圃将自家和亲戚家十几万斤粮食和木材捐给了部队。”1940年3月22日,115师以万春圃组织的武装力量为基础,成立了临(城)郯(郯城)费(费县)峄(峄县)四县边区游击支队,人枪四百,后来发展成了威震鲁南的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老五团”。
除了万春圃,115师在抱犊崮期间还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整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将爱国人士孙伯龙、邵剑秋的两支武装与峄县县委领导的陇海南进支队、运河大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运河支队。值得一提的是,“爬飞车搞机枪,闯火车炸桥梁”的鲁南铁道大队也是在115师领导下,由地方武装鲁南铁道队和临城附近共产党领导的两支铁道队合编而成。
1939年11月20日,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王家湾(今山亭区凫城乡境内)正式成立,115师民运部长潘振武当选为峄县县长。作为鲁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峄县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关于开展减租减息政策的决定》,规定土地收入无论是租佃还是分种,一律照原租减25%,现金利息减半。“这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民主政府还发行了峄县流通券,不仅在解放区能用,连敌占区的商人也乐意使用,这对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很有帮助。”罗东进说。随着峄县六个区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全县范围内随处可见抗日武装、听到抗日歌声,抗日民主政权被誉为“鲁南的一座灯塔”。
罗东进介绍说:“‘六字方针’的提出是在桃峪会议上,这是毛主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鲁南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40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扩大会议,罗荣桓在会后的115师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115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用“争、插、挤、打、统、反”6个字概括了抱犊崮山区对敌伪顽斗争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经验。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插,就是深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有边缘进入腹地；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建立和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六字方针”对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意义重大:至115师1940年10月离开鲁南,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已达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75万余人,而115师的力量已发展到6个教导旅,共19个团,约4万余人。
“都是人民群众在支持着我们的部队”
八路军抱犊崮抗日纪念园里有一尊反映老区人民送粮支前的雕像,罗东进在雕像前站了一会儿说:“父亲、母亲一直教育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人民,不能忘记抱犊崮的大爷、大娘们对人民军队的支持!”
罗东进出生于1939年2月12日,彼时罗荣桓正准备率部前往山东,就给襁褓中的儿子取了“东进”做名字,既有向东前进,又有进入山东的意思。4个月后,罗东进随母亲林月琴一起来到山东,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
罗东进回忆说:“我在部队随军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每逢敌人‘扫荡’,母亲都将我寄养在老乡家里。”粮食紧缺的年代,煎饼由粗粮做成,里面还混有地瓜秧、花生壳、小米糠等杂质,又硬又脆,双手捧着吃还掉渣,年幼的他根本嚼不动,“我记得很清楚,是老乡家大娘把煎饼先在嘴里嚼碎嚼软再喂给我吃,老乡们宁愿饿着自己,饿着自己的孩子也没有饿着革命的后代,这种感情我们永世不能忘怀。”罗东进说。
除了帮115师指战员家属哺育孩子,抱犊崮当地村民还协助救治前线伤员,在白彦战斗中,水泉镇柴山前村的村民就给予了115师莫大的帮助。
115师第一次攻打白彦是2月中旬,时值正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得知八路军要打白彦,村民十分高兴。在柴山前村财粮委员张桂义的宣传动员下,乡亲们为八路军腾房做饭,张桂义还把自己家的三间房屋提供给部队作为后方医院,自己一家人则住进附近的破草房里,柴山前、十户峪两村还组织了三十余人的担架队。在群众的帮助下,白彦于2月14日被攻克,几天后,孙鹤龄及其子孙益庚被成功抓获。日军不甘失去这一军事要地,遂于3月7日、19日调集人马和重型装备进行反扑。在与日军的争夺中,八路军伤亡较大,担架队员往返30余里,将伤员抬回后方医院,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有担架队员一天要往返四次。为了给前线供应口粮,柴山前、十户峪、山口、柴胡等村开始为八路军送煎饼,最后连磨煎饼的地瓜干也没有了,村民们只好从地瓜窖里拿出鲜地瓜煮了送往前线,部队炊事班甚至住进了村民家,天天煮一锅地瓜,用筐子挑到白彦去。由于粮食、地瓜干都提供给了八路军,村民春天没粮食吃,育地瓜苗的地瓜母子,也切成干晒干,掺上糠秕磨糊烙了煎饼吃。而张桂义为支持部队抗日,自己家温饱问题始终难以解决,44岁时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不幸去世。
张桂义去世后,他的二弟张桂生和村里的张桂雨、张焕曹、张玉柱、张桂林、张桂香、张桂忠等12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一次又这么多人参军,这在根据地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家人和八路军的影响,张桂义的三弟张桂川于1949年参军,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并立功受奖。
时至今日,抱犊崮山区还流传着《支前歌》:“天上乌云一层层,地上雨点落不停,恁在前方打胜仗,表表俺人民一片情……为了前方打胜仗,越推越快越加油,衣服湿了透骨寒,支援前线不怕难。”在罗东进看来,115师在抱犊崮14个月取得的进步与发展,“都是人民群众在支持着我们的部队”。（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田仲一 高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