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冯立生，原名冯昆，出身书香门第。他自幼从父勤学苦读，早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时期的父亲不仅读书用功，还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大学毕业后，他先在华洋电报公司任助理工程师，不久，由于不满洋人对华人的歧视，愤而辞职去了南京，开始他一生教书育人的生涯。十年间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学、镇江中学、南通中学、如皋中学、盐城中学。他学识渊博、工作勤奋，是江苏省内素负盛名的中学教师。
抗战爆发后，他拒绝汪伪政权邀他回南京编教材的拉拢利诱，毅然携母亲张世瑜和3岁的我回到家乡居住。1940年前后，宝应临（泽）北地区位于日伪军据点的包围之中。高邮、宝应两县的县立中学及其他一些学校，先后撤到潼口寺、夏集、团庄、柳堡和郑渡一带，仍经常遭到日伪军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得不停办，临北地区青年学生处于“求学无校”的状况。父亲看到许多青年失学万分焦急，于是他与当地知名人士刘甲元商量，决定在柳堡创办“冯氏补习团”。
补习团创办后，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前来就读。中共党组织也很重视这部分青年的前途。1941年，高宝工委建立后，工委组织部长夏雨经常和父亲接触，他积极向父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以刘烈人为首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队随该旅五十四团来到宝应临北地区活动。刘烈人也多次向父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向父亲赠送革命书刊以及毛泽东有关抗战的文章，后来苏中第一军分区司令刘先胜、苏中一地委组织部长张雷平等人先后和父亲促膝谈心。在众多人的启发帮助之下，父亲思想有了很大转变。父亲的转变，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青年学生走上革命征途，壮大了抗日力量。
1942年，日伪军对临北地区进行大“扫荡”，冯氏补习团校舍也在大“扫荡”中被烧光，冯氏补习团被迫停办。父亲应教育界人士聘请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统治的地区曹甸三临中教书。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父亲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任教不足3个星期，便不辞而别，重新回到柳堡，继续办起“冯氏补习团”，吸引了许多在曹甸三临中读书的青年学生。
就在父亲回到柳堡继续办补习团时，苏北“三青团”总团第三科科长夏美纯给他写了一封威逼利诱的信。夏美纯把国统区描绘成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信曰“……商歌于市，农歌于田，一派升平景象”，紧接着又写了一通威胁恐吓之词，信的末尾写道：“何去何从，望先生慎择之。”父亲见信后，无比愤慨地说：“夏美纯是党棍，是政客，欺人太甚！恐吓起我来，简直是岂有此理！”
在“冯氏补习团”开办期间，经常有我党的民运工作队干部到补习团与青年学生打成一片，宣传抗日形势，气氛相当活跃、融洽。新四军驻军的一些宣传干部、文化教员也常到补习团给学生讲共产党抗日主张，教学生唱抗日歌曲。
父亲的“冯氏补习团”从1940年春开始到1944年上半年结束，先后办了7个学期，就读学生有200人左右。这些学生在共产党各项政策感召之下，绝大多数走上了革命道路，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
1944年，宝应县政府创办了安宜师范，父亲被任命为副校长。1945年8月，宝应县城收复后，他担任宝应县中学校长。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位彻底的革命者。1948年12月，宝应县城解放后，他再次担任宝应县中学校长。由于他为教育事业操劳过度，致使肺病复发，不幸于1949年病逝，年仅44岁。
（江苏省宝应县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