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志带着孩子们参观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云岭新四军旧址，图中“种墨园”为军长叶挺的住所。孔令君 摄
日机轰炸云岭新四军军部和泾县县城。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提供
安徽泾县云岭镇，新四军军部旧址，对于“重走战场”的记者而言，刚到时有些失落。
你看罗里村口著名的叶挺桥，桥窄窄小小，小河水少，没气势，看不出啥来；又走了好些路，找到当地有名的“战场”合乐桥，当年日军大规模攻打云岭军部，曾在此遭遇伏击，损失惨重，可桥边一看，不过宽一两米的石板小桥，桥下不过一条沟；又问老人，他们用手一指，说70多年前日军在西菇山遭遇新四军伏击，可当地人勤奋，平地翻耕，山地植树，当年打仗的工事，早已没了……
这可怎么办？当地人说，你想听战场的故事，我说给你听！
于是，桥边老人们，七嘴八舌说叶挺桥——诺，当年河东边新四军办了小学，还建了部队医院，贫苦孩子免费读书，老百姓看病不要钱，可当年河面高水流急，却只有一条胆战心惊的独木桥。所以新四军出钱修桥，村里人都来帮忙，几天就把桥修好……
于是，在名叫石头尖的小山村，董家人说起1939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局在这里开会，周恩来在董家住过，和董光裕拉家常，讲抗战必胜的道理，1974年董光裕临终前，请人一字一句记下当年周恩来的教诲，留作了传家宝。董家人又说，1939年7月日本飞机轰炸军部，队伍迁到这里，天蒙蒙亮就有操练声……
能讲故事的人很多，不论老少。一个泾县新四军研究会，竟有8个分会，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县里正组织活动，让研究者们带着团干部去军部和战场的旧址上现场教学。
新四军在皖南的战场，变得真切起来。
新四军每天上课识字
新四军军部，最精彩的故事是什么？当地人都说，是书店。
当年的云岭街道中段，一家已经停业的杂货铺改成了书店。这是新四军1938年刚进驻云岭不久的事情，由新知书店武汉总店派员与军部接洽后，在云岭开了一家分店——在抗战前线的部队驻地开书店，这在当时是个创举！
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原副馆长甘发俊，曾对此做过研究——书店刚创办的时候，曾以新四军臂章上的“抗敌”二字为店名，叫抗敌书店。书店开业当天，部队首长多次派人来选购书。书店带来的《抗日战士读本》，很多战士愿意买，用作文化课教材。
后来，书店改名为战地书店，再后来，屯溪的生活书店分店也迁来云岭，经两书店总店批准，两店合并，从而统称为随军书店。
经当地新四军研究会指点，记者找到了书店旧址。书店已消失，问附近居民，人们也并非全知道书店，可都冒出一句：新四军爱读书！
新四军爱读书，当时云岭的部队中有规定：干部每天至少读书两个小时，每星期还参加一次学习讨论会； 全体战士每天上课两小时，一小时为政治课，一小时为识字课。他们读的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随军书店。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对新四军注重读书大加赞赏。1938年11月，史沫特莱跟着一批游击队员和学生到云岭，她到医院看，发现病床上挂着一叠叠识字卡片，每张牌子上有5个方块字，不识字的战士每天要认5个字，识字的战士由医院提供书籍报纸看。指导员或者政治干事常坐在不会写作的病号床边，帮忙记录他们的战斗经验、批评建议、生活感想等，用作墙报的稿件。
不仅是在后方医院，新四军战士在打仗之余也读书。史沫特莱曾翻过一位战士的书包：半截蜡烛，半支牙膏，一把旧牙刷，用布片包好的半块肥皂，一封代笔人书写的家书，1枚图章，3支铅笔，13本课本，6本笔记本，几张军报。笔记本上写的是政治课和军事课的笔记，包括如何破坏敌人交通和运输工具，以及侦察、后勤等。
云岭的随军书店组织了两个图书流动供应队，分别奔赴苏皖两省的长江南岸地区售书，后来还组织力量，把图书偷运到长江北岸的新四军指挥部和第四支队的驻地去。据甘发俊研究，大部分书刊都是通过兵站运送的，少部分需要流动队同志肩挑手扛，于是大江南北的战场上，竟还有一小支偷偷挑着一担书本进出根据地的部队。
“军民合作”的云岭故事
新四军中有句话，说新四军打仗靠“两杆半”：一杆是枪，一杆是笔，半杆是锄头耙子。其实何止是“锄头耙子”，新四军与百姓的互帮互助，远不止帮忙种地。
即便是新四军军部离开皖南70多年后，记者在泾县数个村子里听到的大多数故事，都和军民合作有关——曾有老奶奶“发明”了一款破布和草绳混编成的军鞋，比布鞋耐用，又比草鞋舒适，于是村里的姑娘们四处搜集破布碎布，做了鞋子送新四军；还有打仗时帮新四军藏枪、送子弹的……
果真如同叶挺在桥上所写，留到今日的8个字：“军民合作，抗战到底”。
光读一下新四军在皖南的“三大纪律十项注意”，就挺有意思，尤其“十项注意”中的几条，比如“上门板捆稻草”，这是对士兵在民家借宿的要求；还比如“买卖要公平，损失要赔偿”，这样简单好懂的“注意”，新四军每到一处，常会贴出布告来，老百姓看了开心放心。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1938年跟随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到云岭，他亲眼所见：战士在离开的时候，把门板装好，把一切弄得非常妥帖；军队居住的地方，能像新四军这样干净的，还没有见过；他们跟老百姓说话时，是那样温和……
叶挺的内勤警卫员黄鸣曾向甘发俊回忆：叶挺军长爱劳动，门前种一块地，带着战士种蔬菜瓜果，收获的时候就分给医院的伤员和周围的同志。
当年担任民运部民运科科长的陈茂辉，曾跟甘发俊讲过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的一件小事：他们在农村进行抗日宣传，中午在一位农民家吃饭，饭是稀饭糠馍，菜是一碗烂腌菜，可是烂腌菜里面夹了很多白蛆，民运部的同志们都犹豫，不敢下筷，邓子恢没话说，夹了几筷子放在自己碗里，又给每位同志夹，自己带头吃！
云岭老百姓记得深刻的，还有医院和学校。
新四军办夜校，在军部附近的岗上李村，其实是军部印刷所和电台的所在地。谁来教书？印刷厂和电台的职工轮流来。发的书本，正是印刷厂印的；用的电灯，由电台提供。还有小学，专给附近贫苦放牛娃办的，又怕孩子上学走独木桥不安全，军部又修了桥，就是著名的“叶挺桥”。
军部办医院，老百姓看病不要钱。这是一家口碑极好的医院——在叶挺、史沫特莱、贝尔登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医院有手术室，还有先进的X光机，护士都经过专科培训。
1938年11月，史沫特莱参观这家新四军战地医院，她原以为会同国民党部队的医院一样，内幕黑暗，死气沉沉，但出乎她的意料，小小山村里，竟然建立起仿照西方医院现代标准的医务制度。比如，医院准许医务人员携医院物品随时下到前方各战斗连队去进行巡回医疗； 还比如，医生和护士每天一早就起来给部队战士检查身体。史沫特莱评价说：“新四军是首先采用这种严格制度的中国部队。”
也许是受新四军的影响，史沫特莱也努力参与“军民合作”，她跟着战士吃大锅青菜饭，在医院为战士包扎、处理伤口，她四处募集捐款和医疗用品，还用自己稿费以及英美大使馆给的几笔钱，建了一间浴室。云岭镇上有老人说起父亲传下来的“外国老太太”的故事：1939年7月一次日军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军部门口，叶挺军长的住房也被炸毁一角，在那场轰炸中，“外国老太太”跳出沟壕，救回一位不知所措的放牛娃。
云岭乡亲们谈论了很多年的“外国老太太”，正是史沫特莱。
上海人来帮新四军
新四军的“好”，得到了各方响应。
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长余建峰，向记者一口气报了好多当年泾县的“会”：民众动员委员会、难民后援会、农抗会、工抗会、商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文化界抗敌协会……真的是，全民抗敌。
记者还从泾县新四军研究会听来几件确凿的事：当年泾县有农民自卫队，打仗前特意来向新四军借军装，然后穿戴整齐，拿着土枪、鸟枪和大刀长矛上战场，他们说：“同鬼子打仗不穿军服，显得胆小！”有一次，新四军向三里店行军，当地两位自卫队员在前面探路，竟然冲进敌人的先头部队，夺来一面旗帜；还有一次，新四军夜袭，3名当地自卫队员带路，杀死了两名敌军哨兵；又一次战斗，前线缺少担架，当地妇抗会连夜上山砍毛竹，做成担架去运送伤员；泾县北面的繁昌县里，好些有猎枪的青年，组成了猎户队……
上海人也来帮新四军！余建峰知道记者从上海来，特意讲了——上海地下党以各种名义和通过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将一批批工人、青年学生、包括部分党员输送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一共约数千人；由工人、职工、青年学生组成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带着20多辆卡车，到南昌支援新四军，后来又帮忙运输物资；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材和军事上所需的收发报机、电话机、炸药、硝酸从上海运来云岭；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人开展募捐寒衣、捐款和义卖等活动，支援新四军大批布匹、棉背心和胶鞋，还为新四军的印刷厂、制皂厂、被服厂提供了机器和原料。
菲律宾归侨、共产党员沈尔七，先后两次将他组织的“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和“菲律宾华侨回国慰问团”带回国，参加新四军；还有“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开代表大会，决定把募集的款项中一大半捐给新四军；又有泰国华侨陈子谷，将自己继承的所有遗产捐给新四军；还有马来西亚侨胞，送来汽车……
不该被遗忘的战斗
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的时期，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打了好些胜仗。
如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图书馆里，珍藏着一张当年新四军送给史沫特莱的照片——那是1939年1月粟裕率新四军二支队奇袭日伪据点官陡门后，战士们将战利品摆放整齐，列队合影。这张胜利照上，战士们眉开眼笑，照片上头有粟裕的题字：“……活捉四十余（敌），（获）步枪四五十条、机枪三挺、驳壳（枪）十余、还有大刀、日伪军旗、脚踏车大衣与皮袍军用品……”
汉斯·希伯曾以美国太平洋学会 《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云岭，见了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他如此评价新四军：“当新四军开始作战时，日本人是没有准备的，铁路运输被切断了，桥梁被炸毁了，道路被破坏了，给养车被夺走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兵被清除了。日本人被迫向这里大力增援，扩大警备部队，增加警备据点，维持一个特别师的兵力，来单独对游击队作战……”
新四军军部招来了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先是飞机频繁侦察、轰炸，然后便是大规模地面进攻云岭。《中国共产党泾县地方史》这样记载：“1940年9月下旬和10月间，江南、江北的日军由水路集中与芜湖的十五师团、十七师团以及杭州地区的一一六师团各一部七、八千余人，伪军三千余人约一万余人，由三木石太郎亲自指挥，步、骑、炮、空各兵种联合大举‘扫荡’皖南。其中一股五千余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扑来，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新四军领导机关。”
“可实际上，新四军都在大江南北打仗，军部没多少人啊！”泾县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陈志宏告诉记者，他曾在县党史办工作多年，对这场战斗很是熟悉——大敌当前的时候，军部的作战兵力只有特务营下属的三个连，剩下的便是军部机关人员，又没枪又没作战能力，最近的部队是驻扎小河口的六团三营，距离云岭还有六十公里，一时过不来； 可是云岭又有机关、教导总队、兵站，仓库满是大米和弹药，还有各类重要物资和设备，都是命根子，不能丢，可又转移不了。
打，还是撤？叶挺军长亲自指挥，打！结果怎样？赢了！
泾县好几位历史研究者反复告诉记者，这是一场“不该被遗忘的战斗”，也是以弱胜强的典型案例。
忍不住问，靠什么打赢的呢？泾县几位老研究员轮番给记者分析，总结如下：其一，云岭“两山夹一洼”，易守难攻。新四军当年选这里当军部便考虑到地形复杂这一点，便于藏兵，同时云岭又是鱼米之乡，每个自然村都有祠堂，便于驻扎养兵。其二，当地民兵和老百姓、以及各类抗敌“会”，都帮忙新四军打仗。其三，也是最重要一点，游击战术打得好，这原本就是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都擅长的，这也在研究者们的叙述中，不断提及：在草鞋店、三里店、合乐桥、汀潭、大小岭、泾县城、左坑等地，“打一下就走”，“巷战”，“趁夜里打”，保卫云岭的短短几天，打了数十次的小胜战；几乎日军每一次修整、渡河、下山，都会被我军伏击，痛不欲生。
各村都有新四军故事
在陈志宏的指引下，记者去几个战场看了，个个都是打伏击的地方。草鞋店四面山，中间一条必经之路，陈志宏说，新四军当年有小土炮，唤作“过山鸟”，藏在周围山上，敌人都在射程范围内；合乐桥是小石桥，如今很不起眼，附近村民讲，以前河面高、水流急，到下雨的时候河水直接漫过桥面，陈志宏考证过，当年新四军是等日军大部队正挤在小桥上过桥，首尾难顾、无法施展的时候，发动突袭；还有汀潭村，如今依旧是南北一条路，两侧都是山，每隔几百米，几乎就有河流和桥……
70多年过去，战斗痕迹已全然没了，但新四军的痕迹，牢牢留在人们心里，每个村子里，都有人能说出好些个父辈传下的故事来。
汀潭村的王青淦，当年参加过少年队，任务是为新四军部队当向导。如今他老了，耳朵眼睛都不好，好不容易弄明白记者是为了抗战来的，便猛地从床上起来，来来回回就讲三个字：“新四军。”
关于“记得”，还有一个云岭“孤坟会”的故事，是当年农抗会会员章志明讲给甘发俊听的——在新四军离开云岭之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历史原因，新四军阵亡将士在当地的坟冢，是不方便公开祭扫的；农抗会为此自发组织孤坟会，合伙出经费，每年清明冬至偷偷给新四军烈士上坟，寄托哀思……如今，云岭镇有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在黄堡村黄龙岗，有为新四军烈士立的碑，常有人千里迢迢跑来祭扫。
我们都记得他们！（记者 孔令君 实习生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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