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婴
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创刊号（原名《青年杂志》）发行。直到1918年5月，鲁迅才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从此，他加入《新青年》阵营的战斗行列，投入到新文化战线上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洪流，在所向披靡的战斗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旗手和主将。《新青年》则是鲁迅五四时期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第一个思想阵地。
殷勤劝驾与苍凉入阵
1915、1916年的鲁迅，确乎已告别了自己新鲜活泼的青年时代，也看清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自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任职于教育部并随部赴北京，鲁迅每日衙门枯坐，工余的时间大多用到了辑佚、校勘古籍上。1915年，鲁迅又多了一项嗜好：搜集、研究各类金石拓片，尤重汉代画像和六朝造像。这两年，鲁迅的日记大量记载了他和友朋游小市、琉璃厂，赏鉴古董字画，购藏书册拓本的行迹。查两年书账所记，满目“墓志、残碑、造像”，尽是意气幽凉的古书。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这一时期的状态如是说：“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以不驱除的，因为这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1917年1月，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之迁到了古都。在陈独秀之前，钱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1917年夏末秋初，活跃上海文坛多年的刘半农经陈独秀推荐任北大预科国文教员。9月，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回皖南绩溪省亲后抵达北大，任文科教授。11月，与陈独秀相识于日本的李大钊抵北大，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部主任。随着这样一批智识不凡，性情各异的文化精英的纷纷加盟，《新青年》遽然成为了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风暴中心。
1917年4月，周作人从故乡绍兴辗转来到春寒料峭的北京，经鲁迅向蔡元培推荐，9月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兄弟俩同住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关于这个地方，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如此描述：“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二弟初来北京，就在这氛围颇阴郁的寓所里，兄弟俩聊起《新青年》。鲁迅转述好友许寿裳的话道：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的反应是“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兄弟俩暂时都没有给《新青年》写稿的兴致，倒是很快一起逛了小市和琉璃厂。
1917年8月9日，钱玄同首次登门拜访了周氏兄弟。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以后钱玄同或单独或和刘半农一道频频造访，逐渐打破了鲁迅沉寂冷清的生活。
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与周氏兄弟同为章太炎国学讲习班的弟子，染得章氏癫狂雄辩之风。蔡元培与陈独秀未到北大之前，钱玄同主要埋头语言文字学，与鲁迅也一直有所往还。蔡元培执掌北大后，钱玄同意识到了新学的力量，对陈独秀十分钦佩，而陈独秀对钱玄同凌厉坦荡的性格也颇感投契。钱玄同以后回忆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 ”，“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1918年 引者注）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年）。
钱玄同自1917年8月9日首次登门后，同月17日、27日晚又有造访。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云：晚“八时顷访豫才兄弟”。六天后是中秋节，鲁迅日记殊为有趣：“朱蓬仙、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颇佳。”再查鲁迅1918年二、三、四月的日记，钱玄同共造访周氏兄弟10次：因均是夜间造访，多半会引起护院犬吠，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生动地描绘造访者“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想来钱玄同强忍住怕狗，不断登门邀约，其“胖滑”之态不失可爱，其殷殷求文之情，也颇为动人。
然而见过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也见过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鲁迅此时已怀疑、失望至颓唐的境地，对《新青年》始终态度平平，兴致不高，令谈吐又快又响的钱玄同也颇感泄气，一时无语。直待看到鲁迅终日抄录的古碑时，终爆发出“研究的质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又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当即想到：“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长期自我麻醉的鲁迅依然感受到了《新青年》此时如空中挥拳般的寂寞和悲哀，因这寂寞和悲哀似曾相识：10年前的夏天，在东京留学界冷淡的空气中，周氏兄弟和许寿裳等也曾热心筹备创办同人杂志《新生》，“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 《新生》夭折了，文学启蒙的好梦未尝经验就破灭了。鲁迅于是深味“叫喊于生人中 ，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寂寞和悲哀。
《呐喊·自序》中记述了鲁迅和钱玄同那段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争辩：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虽然自有别的确信，鲁迅还是被钱玄同激烈所指的“不能说决没有”的希望说动了心，加之刘半农也在一旁盛情邀约、敦促，鲁迅终于答应也作些文章，正式加入《新青年》阵营。既然不能摆脱绝望与虚妄，又未免想要呐喊几声，那就选择苍凉入阵，将两者都肩负起来———这或许就是鲁迅反抗绝望的“不可免避的运命”。
鲁迅于是提笔入阵，但其态度、心境与《新青年》那些激情盈怀、期待甚殷的同人到底是拉开差距的：“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不过是“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为着年青时候曾经刻骨铭心的寂寞和悲哀，也聊慰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故鲁迅在《新青年》的文字，无论小说、诗歌、杂文，始终笼在一层薄薄的“铁屋子”似的灰冷调子里，即便是那如匕首投枪，试图“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论战性文章，也间或散逸出一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苍凉气息。
听将令与“特别有价值”
为了扩大《新青年》的社会影响力和销量，平时在一起就喜欢互相抬杠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商议合演一出纸上的“双簧戏”。在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号，由旧学根底较深的钱玄同扮演顽固保守的遗老角色，化名“王敬轩”致函杂志，铺陈出许多迂腐的见解，恣意攻击文学革命和《新青年》杂志。而早已炮制好的洋洋万言、署名“半农”的杂志记者的回信，也在同期部分刊发。回信针锋相对地对“王敬轩”的观点逐一驳斥，言辞犀利泼辣，并指名批判旧派学者林纾。“双簧戏”终引起了反响。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阐述《新青年》的立场:“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以后又有林纾的亲信弟子、北大法科政治系学生张厚载来信质疑胡适和沈尹默等关于白话诗以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关于旧戏的一些观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竟一齐提笔上阵，在同期杂志上作答。随着各色人物渐次加入论战，《新青年》终于热闹起来了，展露出风起云涌之势。一年之内销量从每月千册上升至一万五六千册。
对于这出“双簧戏”，陈独秀自然是欢喜的，以为“这样制造一点气氛，也无不可”。胡适对此则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轻薄”之举，忧心忡忡地致信钱玄同说“凭空闭产造出一个王敬轩”是不值得辩论的。而年长胡适10岁的鲁迅深谙中国社会的惰性，认为唱唱双簧戏，也无伤大雅，矫枉不忌过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后鲁迅还在《忆刘半农君》中称赞“活泼、勇敢”的刘半农此举的确算是打了一场“大仗” 。
1918年4月2日，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约在4月5日晚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初读之下，如获至宝。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拍案叫绝。小说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出来，并首次使用笔名“鲁迅”。《狂人日记》借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惊恐峻急之口，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唤：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现在已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也曾毫不客气地评述说：《狂人日记》 “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部小说加上以后陆续在《新青年》发表的《孔乙己》、《药》等小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鲁迅如此的自我评述并不过分。彼时《新青年》高喊文学革命、伦理革命，将领们皆长于议论，文字大抵是号角性、纲领性的；不多的文学作品又偏重外国的译作，且全是文言文，缺少本国文学作品。而鲁迅的作品以白话小说的形式，以最接地气的内容，深沉含蓄地填充了那些高文宏议难免的简略空疏之处，确实是给予了最特别、最实际的响应和支持。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坦言：“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在鲁迅看来，既已入阵，为了达到微茫的希望计，是必须与主将和前驱者采取同一步调的。故甫一入阵，鲁迅就急步紧追《新青年》的一班伙伴们。如为了响应1918年5月《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刊载的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等反驳“灵学会”的文章，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以及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号发表论文《我之节烈观》；胡适于1919年8月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我的儿子”》，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沉痛勇毅地呼吁与承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了《随感录》栏目，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从1918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随感录》栏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撰稿27篇（后全部收入杂文集《热风》）。此外，受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影响，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尝试做新诗。他在《新青年》上一共发表有6首白话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和《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数量虽不多，却深切地反映了憎恶、抨击黑暗现实，渴望新思想新文化，执著追求自由、真理的时代精神。如《梦》里“前梦黑如墨”、“后梦墨一般黑”、“暗里不知，身热头痛”，让人联想到 “铁屋子”里昏睡的人们。而《他们的花园》中的小娃子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大花园“有许多好花”，于是“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又白又光明”的百合，似已绽露了鲁迅要积极从外域吸取先进东西的“拿来主义”思想之端倪。迄1921年8月1日九卷四号止，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特别是其中的5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
虽然不过是“听将令”“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未料这“不暇顾及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的呐喊声竟是异质而复调的，因而格外惊世骇俗、振聋发聩；虽然已“遵命”“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仍难掩独特面目：灰冷厚重的底色，麻木、悸动、抗争、绝望、眷念、腐败、荒诞……世道、人心的种种体验和真相始终纠缠、撕扯在一起，于曲曲折折中传递出生命最深处的血气和热力。
鲁迅的文学创作，“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也令《新青年》的同人们由衷钦佩、自愧不及。如与他相交多年，最终关系极为疏离的钱玄同仍公允地称赞鲁迅“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小说及《新青年》中他的《随感录》所描写所论述的皆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胡适则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到：“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同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直到晚年，胡适仍感慨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并坦言：“我们这班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而一直执掌《新青年》帅旗的陈独秀，对于鲁迅也另眼相看、格外敬重。陈独秀南下后，频繁与周作人通信，不断向鲁迅索稿。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肯切地提及: “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 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告知鲁迅的小说《风波》将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并率真地表示“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处自加订正，寄来付印。”感其热诚，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
1933年3月5日，声名隆盛的鲁迅在撰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时，特别提及当时已被中共开除、并作为托派首领批判、又因反蒋抗日被国民党关押囚禁的陈独秀。他说: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风流云散”与坚韧持守
1920年1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杂志的编辑中枢重新迁回上海。此时，《新青年》同人之间的隔膜、分化已逐步显露出来。沈尹默以眼疾加重为由，自动退出了《新青年》。接着，刘半农赴法留学。陈独秀到上海后，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并邀请陈望道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共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周氏兄弟应是一如既往支持《新青年》，“病中也替《新青年》做文章”的北京同人。而胡适、钱玄同诸人眼见陈独秀“一意孤行”，遂于撰文上开始消极怠工。顾念旧情、襟怀磊落的陈独秀一再弥合、迁就，不断致信北京同人索稿催稿。如在1920年7月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热情地提及“玄同兄顶爱做随感录，现在怎么样?”1920年 8月13日又致信给鲁迅、周作人对钱玄同的“无兴致”委婉地表示不满:“玄同兄总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 ”同年底又致信胡适、高一涵，“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这一年《新青年》与一直承担其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也彻底闹掰了。直接的导火索是5月出版的七卷六号“劳动节纪念号”增厚了，从原来每期130～200页不等增至400多页，群益书社提出加价，否则要亏本。陈独秀考虑到大多数读者是下层无产者，决然不同意加价。双方矛盾日益加剧，不可调和。最终，《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于七卷六号出版发行后彻底结束延续了七卷共42期的合作关系，由陈独秀自办。
由于改为自办和胡适等北京同人总也不供稿，七卷六号出版后《新青年》停了三个月。恰在这三个月中，陈独秀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马列主义者的转变。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的共产主义色彩越来越鲜明起来。《新青年》的分裂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1921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九卷一号上发表小说《故乡》，给处境困顿的杂志以很大慰藉。鲁迅在《故乡》的最后写到:“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号后休刊。对于这样的结局，鲁迅并不讶异，只是寂寞哀伤的情绪又蔓上心扉，恍若从前。以后鲁迅回忆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一九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就在这寂寞荒凉的古战场情景里，1922年12月3日，鲁迅编完了《呐喊》，并作序。原来欢喜打闹、结伴同行的一班伙伴，如今是真的散了。北京的冬日常常雾气迷茫，令人看不清前路。不过鲁迅心里清楚，无论如何，哪怕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哪怕无路可走，自己还是要走下去的。
1923年6月《新青年》复刊，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由瞿秋白任主编。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直至1926年7月终刊。
1926年8月26日，鲁迅偕许广平离京。许赴广州，鲁迅赴厦门。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纵然置身黑暗或沙漠，纵然沦为孤独的游勇，纵然“彷徨于无地”，却依然“荷戟”，待时可战。《新青年》的启蒙立场和科学、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应是这“戟”的主要内涵。对于如此重戟，鲁迅一直坚韧持守，从不曾卸下。以后，在革命口号和桂冠纷飞起舞的广州，他却偏要说些煞风景的话；离开广州到上海后，他又率先奋起反击创造社、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全面批判、围攻……诸多的行迹和文字，都依稀闪露出《新青年》的血性与锋芒。
来源：《世纪风采》2015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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