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绍铨
郑伯克同志是四川省沐川县人，1909年7月出生，2008年3月逝世，享年99岁。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1941年6月，郑伯克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带着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从重庆来到昆明，担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从事领导云南地下党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里，他领导云南地下党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积极配合野战军和平解放云南，为云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后人称为“模范的白区工作领导者”。2010年纪念云南和平解放60周年时，云南省评选60位为解放云南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郑伯克名列前茅。
开展对地方实力派为主的统战工作
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共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工作方针，在开展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人民运动的同时，抓紧团结多数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
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昆明行辕主任、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都由龙云一人担任。龙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可谓云南的地方实力派，开展对龙云的统战工作，这是十分重要的。1941年7月，蒋介石派何应钦到昆明督促成立云南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龙云为应付蒋介石，成立了由地方人士为主的云南省党政军联席汇报会，由龙云亲自担任会长。郑伯克通过关系，指派地下党员李群杰打入该会担任秘书，并负责会议记录。从这以后，郑伯克领导的云南省工委可以通过李群杰及时掌握云南党政军联席汇报会的一些重要情况。
有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侦察西南联大地下党的活动，并提出拟要抓捕的黑名单。李群杰得知后，就将名单送了出来。郑伯克等看到名单中没有一个地下党员，只有西南联大某教授等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他们从这个情报分析看，敌人没有掌握联大地下党的活动，只是注意到一些进步民主人士。郑伯克为此感到，联大地下党的隐蔽工作是做得好的，但也要注意保护进步民主人士的安全。他当即告知有关人提醒黑名单上的进步民主人士提高警惕。
1943年，龙云对蒋介石嫡系杜聿明在昆明市内设城防司令部很恼火。郑伯克得知后，让张文澄以云南地方记者身份去见龙云，从关心地方桑梓的角度出发，向他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战、排除异己的嘴脸，建议龙云提高警惕，严防蒋介石的阴谋。郑伯克等设计的这个建议，对龙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久，龙云不仅作出“不得借故限制和危害民众活动，有关当局必须协助并领导各社会团体，共同保乡，以济时艰”的命令，还对大学教授和民主人士给予一些生活补助。
由南方局派来昆明公开做龙云统战工作的华岗，董必武告知归郑伯克直接联系。华岗在昆明期间，曾多次与龙云交谈，介绍当前形势和解放区情况，并就云南问题发表看法。这对龙云产生了一定影响，经龙云同意，在昆明近郊他的一个别墅内设立秘密电台。起初，电台是抄收新华社的电讯稿，还将电讯稿送给龙云看；继而先后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党中央的电台取得联系，便于郑伯克领导的地下党能够及时收到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政策，并能够及时将云南情况报告党中央和南方局。同时，龙云不仅同意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昆明公开发行，还经常将《新华日报》馆发售的延安出版的书籍送给身边的官员看，特别对《评中国之命运》一书揭露蒋介石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表示非常赞成。
通过地下党的团结争取工作，龙云对云南的民主运动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1945年6月，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多次随意非法捕人，郑伯克经华岗设法通过统战关系，由地方治安联席会议出面，向国民党驻军提出抗议非法捕人，并向云南行辕请示。龙云条谕警备司令部：“严禁任意逮捕居民，如有此类事发生，飞报治安机关。倘若坐视不理，一经发现，唯该市县政府及治安机关是问。”郑伯克领导的地下党发动的多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都由华岗事先与龙云通气，得到龙云的默许或支持，所以都很成功。
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经过密谋策划，在昆明发动军队哗变，逼迫龙云下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12月1日，卢汉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此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云南地下党的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也就由地方实力派龙云转向了另一个地方实力派卢汉。郑伯克根据昆明市工委书记陈盛年等人的汇报，经过考查了解，解决了失掉组织关系的杨青田等三人的党籍问题后，把他们三人编成一个统战工作小组，由杨青田任组长。按照当时省工委的分工，这个统战工作小组由省工委书记郑伯克直接领导。
统战工作小组成立后，很快打入省参议会，杨青田还被推选为副议长。省参议会是云南各种势力集合的大本营，参议员中大多属于地方士绅和军政、教育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尽管他们很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就其政治态度看，大致可以分为左、中、右三股势力。郑伯克向统战工作小组同志提出，要以关怀桑梓、反映民意、为云南人民请命的地方开明士绅的面目出现开展工作，把地方耆老与龙云、卢汉有关系的人士争取过来，极少数顽固势力就会孤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蒋介石加紧了对云南政治上军事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这就加剧了蒋介石与云南人民的矛盾，也触及了卢汉赖以生存的切身利益。加上省参议会一些反动分子被卢汉派去当县长，客观上对统战小组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更加有利。于是郑伯克指示统战小组选择有利于云南人民又照顾卢汉利益的事件，通过省参议会这一合法阵地来争取地方实力派，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对于那些既是云南人民的利益又可能影响到卢汉个人利益的问题，统战小组也要利用合法形式，启发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参议员在会上提出议案，以顾全各方利益。
在统战小组的发动和串联下，省参议会开展了多项重大斗争。比如，蒋系云南警备司令何绍周带领全省反动军警宪特镇压人民，双手沾满了云南人民的鲜血。他在经济上搜刮人民的钱财，垄断全省鸦片贩运，遍设关卡抢夺人民财富，甚至连省政府收缴所存鸦片也用武力控制，无法出境贩卖。在军事上，他指使反动军队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作恶多端。卢汉对此深感不满，打算扩充加强保安团，以便与之对抗。郑伯克与统战小组分析研究后认为，尽管何、卢合谋镇压人民，但两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尖锐，要设法找机会狠狠打击何绍周，甚至可以利用卢汉与何绍周的矛盾把何驱逐出云南。统战小组发现卢汉在扩大军权上处处遭到何绍周的监视而深为不满，并亲自晋见蒋介石，以请求辞职要挟蒋撤去何绍周。卢还辗转向一些参议员透露了何绍周某些罪行材料。郑伯克与统战小组研究后，决定利用这些材料，发动驱逐何绍周的运动，把何赶出云南。经事前分别联络，一边由多人联名在参议会上检举并公布何绍周的罪行，一边委托人写材料向蒋介石控告何绍周。在双管齐下的形势下，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初下令改组云南警备司令部，并将两手沾满云南人民鲜血的何绍周调离云南。
发动并领导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实现其独裁专制统治，不顾经受8年抗战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积极准备发动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反革命内战。在此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省工委委员交换意见，又与西南联大地下党员碰头后提出，针对当前形势，决定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名义召开一次时事晚会，借以激发广大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热情。
1945年11月25日晚7时，时事晚会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参加晚会共约6000余人。大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昆明学联主席王瑞沅主持，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等4位教授发表演讲，盛况空前。钱端升教授在晚会上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博得全场掌声雷动。晚会进行中，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了联大新校舍，并多次发射枪弹向会场低空射击，子弹在人头上飞来飞去。钱端升等4位教授大义凛然，不畏强暴，依然神情自若地站在土台上高声演讲。学生在校园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枪弹的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规定的人民享有的起码的民主权利的粗暴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怒，彻夜未眠，纷纷要求罢课抗议。
郑伯克考虑，敌人的枪弹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学生群众已自发罢起课来，我们应当因势利导，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对敌斗争。于是，他研究决定改变原来只开时事晚会的做法，根据群众的要求，同意开展罢课，并由昆明市学联派出联络员联络组织实施。接着，郑伯克又与联大地下党员碰头，分析形势，传达开展昆明全市总罢课意见。然后，他立即布置向全市各校党员传达，组织各校党员里应外合，形成全市总罢课局面。西南联大地下党起草了一份《昆明市大中学生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交给郑伯克审改。他对着稿子反复琢磨，认为现在罢课虽然理由充分，斗争形势也很好，但周围环境相当险恶，仅仅有理不够，还要有利有节才行。他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将标题改为《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正文中，他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撒退驻华美军”，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撒退驻华美军”。这样一改，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孤立敌对势力。郑伯克向省工委委员通报了《告全国同胞书》全文及修改情况，并通过交通员把《告全国同胞书》送到重庆的南方局，再由南方局送到延安的党中央。党中央和南方局见到《告全国同胞书》后，给予很大支持和鼓励。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先后全文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支持和鼓励，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斗志，坚定了斗争的信心。
在学生罢课积极性高涨之下，一种过激倾向在滋长，有的提出要罢工罢市，有的提出要游行示威。针对这种情况，郑伯克感到，我们是地下党，几年来积蓄的力量，不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面对强大敌人的压力，要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要爱护群众，不能硬碰；对群众以及共产党员中的高涨积极情绪要爱护，不能责备，但必须加以启发、劝导。郑伯克几次分别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反复研究，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尽量说服群众不要上街游行示威。
昆明学生的罢课行动遭到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11月30日，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度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棠等密谋镇压学生运动，演习投掷手榴弹，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驻昆明营业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都有武装特务闯入，并捣坏杂物。面对敌人的高压手段，郑伯克深感形势日益严峻。他考虑到，如果立即复课，群众一时难以转弯；而逐步缩小战线，群众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他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负责人分别碰头，分析形势，统一认识，并决定由“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要求学生不要单独外出，暂停上街宣传。
12月1日上午，国民党云南省当局告诫军政官兵要效忠党国，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国民党省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100多人进攻联大新校舍。联大学生一面在校门前堆积大量桌椅、黑板和杂物，一面又高呼反内战口号，向敌人展开说理斗争。暴徒们野蛮毒打学生，甚至不惜用枪弹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联大共产党员、“民青”盟员都同学生一起出生入死，英勇搏斗，结果4人在搏斗中遇难，另有重伤25人，轻伤30多人。至此，被周恩来同志称作新的“一二·九”运动的昆明“一二·一”运动，即刻演绎成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作为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对此心情十分沉痛。郑伯克想到，反动派的暴行，激发了广大学生的义愤，激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同情，我们处于有利地位，应当乘此时机向社会控诉反动当局罪行，以争取更有利地位。他分别找联大第一、二党支部碰头后作出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集中多方面力量，向云南的反动当局大举进攻；在宣传方面，要向社会公布“一二·一”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当局的残暴罪行。
此后郑伯克感到，要认真领会党中央多次指示领导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要认真吸取“一二·一”运动的经验教训。于是他考虑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停灵复课”办法转弯子。当“停灵复课”所提条件达到后，以郑伯克为书记的省工委，又决定以公葬4烈士来扩大宣传，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从而结束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配合野战军和平解放云南
1949年年初，在全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西南地区特别是云南已成为蒋介石妄想垂死挣扎、负隅顽抗的基地。为粉碎蒋介石把云南变成在大陆的最后的反共基地的企图，以郑伯克为书记的中共云南地下党利用蒋介石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卢汉之间的矛盾，一直对卢汉进行团结争取工作，促使他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争取以“绥远方式”解放云南。
面临形势的发展，卢汉在考虑自己的前途。他在派人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同时，也派人找云南地下党联系。1949年1月间，他还派CC分子到浙江奉化溪口向已经下野的蒋介石表示效忠，说他不买李宗仁的账，蒋介石对之大加赞许。郑伯克与杨青田等分析后认为，卢汉是脚踏两只船，哪边轻哪边重，还要看形势的发展。此后，在香港的龙云看到蒋介石的失败已成定局，即派女秘书张增智到昆明策动卢汉起义。经杨青田安排，郑伯克与张增智见面并交换了对卢汉的看法。郑伯克对张说，争取卢汉弃暗投明，我们在这方面亦在做工作；如要卢汉现在就起义，时机未到。卢汉现在似以亲蒋来保存实力，我们要敦促卢汉向起义方向一步步地走，目前可以不动声色地为未来起义做些准备。在准备期间，要推动卢汉逐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逐步地靠近人民，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为蒋卖命的事。郑伯克与张商量，这些意见可以作为她自己的意见向卢汉提出。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从台湾经广州飞到重庆后，召卢汉到重庆。卢汉忧心忡忡，举棋不定，但还是不得不去。蒋卢双方商谈后达成协议，卢汉接受蒋介石给的条件在昆明进行“整肃”，让蒋系中央军进入昆明“围剿”云南地下党领导的“边纵”。①9月9日，卢汉突然宣布解散有地下党员的省参议会，并在军统头目毛人凤、徐远举亲自安排下实行大逮捕，昆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逮捕发生后，郑伯克同昆明市委研究后认为，从卢汉的动态看，为了保存其实力及自己的利益，已倒向蒋介石一边，我们宁可把形势估计得坏一点有好处。9月中旬，郑伯克在外地接到昆明市委的紧急信，要他即刻回到昆明，有要事商量。经过研究，决定仍按中央指示精神，继续开展争取卢汉的工作，并通过宋一痕向卢汉讲清我野战大军即将进军解放西南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严正指出卢汉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为蒋殉葬是自走绝路，劝其悬崖勒马。郑伯克分析卢汉一年来的变化和反复，提醒大家要认识卢汉的本质，对卢汉不能抱任何幻想，要立足于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力量。
1949年12月7日，张群代表蒋介石到昆明，逼卢汉接受伪中央迁昆命令，卢汉一面敷衍张群，一面布置城防。12月8日，卢汉得知张群次日从成都返回昆明，认为时机已到，决定起义，并将起义事宜告诉中共昆明市委。郑伯克认为，卢汉之所以决定起义：一是在我党政治号召和解放大军压境影响之下；二是我方军事上的沉重打击和政治上的严重警告，但不放弃可能条件下对他的争取；三是卢汉为了力争保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12月9日晚，卢汉亲自参加宴请各国领事，以麻痹外界，同时作好扣押赴宴国民党军特要员部署。等到赴宴人员到齐，早已准备好的人员一齐出动，一举扣留了李弥、沈醉等国民党军特要员。起义部队随后解除了蒋系驻昆明的军事武装，控制了昆明市区和飞机场。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卢汉，表示对云南起义“甚为欣慰”。
卢汉起义后，郑伯克作为云南省工委书记，仍然直接领导昆明市委，一直参加每周一两次的例会，研究的问题都要经他同意后才能决定。他在12月13日的市委会议上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协同起义部队保卫昆明，保护国家财产，迎接野战军进城接管。蒋介石对卢汉起义深为恐慌，千方百计进行反扑，派飞机到昆明空投传单，指责卢汉“对党国不忠”，要他“回头是岸”。在紧急情况下，卢汉加紧调集部队保卫昆明，并通过杨青田向云南地下党提出要求“边纵”支援昆明。郑伯克及时通知“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率领西进部队来昆驰援，并布置市委紧急动员群众，协同起义部队坚决保卫昆明。12月16日，敌人发动了对昆明的全面进攻。在紧急形势下，郑伯克召集昆明市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如何配合和支援卢汉保卫昆明的问题。大家认为，野战大军日夜兼程一时不能赶到驰援昆明，起义部队又难于抵挡，只有动员昆明人民积极参战，配合起义部队保卫昆明。郑伯克通过杨青田告诉卢汉，全市人民已经动员组织起来，踊跃支前，要求起义部队坚定保卫昆明的决心和信心。野战大军神速入滇，敌军感到即将被围歼，便仓皇向南撤退，至23日晨全部撤离昆明。历时7天7夜的昆明保卫战，遂告胜利结束。
卢汉起义后，郑伯克曾告诫云南地下党和“边纵”有关同志：“必须要等解放军来到，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才能算解放。”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的部署，野战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广西直插滇南，在云南地下党和“边纵”的配合下，发起滇南战役，歼敌3.2万余人。随后，野战大军又与云南地下党、“边纵”密切配合，云南大片地区乃至全境相继解放，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重整西南河山”的黄粱美梦。1950年2月24日，野战军陈赓将军在云南省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庄严宣告：“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云南全境的和平解放，是野战军与郑伯克领导的云南地下党以及“边纵”里应外合并肩战斗的结果，真正达到了周恩来关于“里应外合，迎接胜利”的要求。
此外，郑伯克在云南地下党的十年，在建立、巩固和发展农村据点以及在城市开展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等方面，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