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峡
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此后又逐渐开辟了西南丝绸之路和水上丝绸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新的丝绸之路，但是，在抗战大后方的交通网络建设中，古老的丝绸之路得到空前大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托丝绸之路的驿路运输
古代丝绸之路的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交通工具极其简陋，实际上就是驿路运输。抗日战争时期，公路、铁路建设缓慢，机动车辆极少，技术人员不足，依托古代丝绸之路发展驿路运输，勿须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少，见效快，因而获得发展先机。
西北驿路沿袭的西北丝绸之路，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抵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全长6440公里。抗战时期的西北驿路在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以西安为起点，向西通往中亚各国、向南通往成都的道路有所改善，向北延伸的陕北驿路成为通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主干道，还新开辟了越过川陕边区、直达重庆的驿路，与长江水路衔接。
西南驿路沿袭的西南丝绸之路，分为西行的“旄牛道”和东行的“五尺道”。“旄牛道”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及印度和孟加拉地区。“五尺道”因道宽为蜀尺五尺(秦尺约三尺)而得名，亦从成都出发，经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直抵谷昌(昆明)。“五尺道”于昆明又有两个分支：一路经大理与“旄牛道”交汇重合；另一路进入安南国(今越南)，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以西南丝绸之路为基础的西南驿路长约1万公里，基本上走的是千百年来的古代丝绸之路。
从西康通往西藏的古道，除了丝绸贸易之外，以茶易马更是一大特色，因此具有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双重身份。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开辟经西藏到印度的国际通道，于1943年开辟了以西康省的康定为起点，经西藏拉萨至印度葛林的驿路运输线，主要用于从国外输入战时急需的布匹等物资。
抗战时期整个西部驿路，包括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管理的7条干线和各省区管理的189条支线，成群结队的马帮、马车、手推车、挑夫、背夫，负载着各种战时物资，络绎不绝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在公路、铁路未通之时，抗战物资供给全部由驿路运输来完成，即使有了公路、铁路后，驿路运输作为重要补充，也从未中断。据不完全统计，仅1940年至1941年，西南四川、贵州、广西3省驿路拥有力夫11万人、牲畜9000多头、非机动车33000多辆，货运量达到2388万吨。驿路运输还为修建军用机场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至1944年5月，成都、温江、德阳等处修建了5个机场，因公路、铁路未通，所需70多万吨各种物资全是由驿路运输完成的。
依托丝绸之路发展公路交通
以丝绸之路为依托修建公路，有千百年来的古道作基础，可以减少因选址、勘测和构筑路基所需的人力物力，并节省宝贵的时间。1935年至1940年修建完工的川陕、川黔、川滇、川湘4条公路干线，除川湘公路外，其余3条公路都是在古代丝绸之路基础上建成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逐渐控制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大中主要城市及50％的人口和95％的工业，沿海港口也落入日军手中，国际援助、海外华侨的捐赠物资以及援华人员无法进入中国内地和抗战前线，因此，沿西南丝绸之路抢修滇缅公路，开辟新的国际通道，便成为当务之急。
1937年底，以通往缅甸的丝绸之路为基础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当时，由于青壮年大都应征入伍参加抗战，从滇缅沿线近30个县征集到的20万劳工，大部分是各民族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有的是全家老少一齐出动，连放在家里没人喂养的鸡、鸭、狗、猴和小鹦鹉也被带到了施工工地。1938年8月，滇缅公路正式通车，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滇缅公路刚刚竣工，日军就攻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
为了开辟国际通道，经西藏通往印度的青藏公路也在国民政府的公路建设计划之中。这条线路，既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也是历史悠久的茶马古道。但是，由于多种原因，青藏公路当时没能全线建成，只修筑了以西康省的康定为起点，经折多塘、两路口、营官寨、道孚、甘孜、大金寺至青海玉树，终抵西宁的路段，全长约1400公里，皆为土路和简易桥涵，单车道占了三分之一强。
此外，还先后修建了汉白、安康、天双、汉渝、河岳、滇越、川滇、内乐、西祥、乐西、垒畹、中印等公路，同时改善了川滇、黔桂、湘黔、黔滇干线和西北的甘(肃)新(疆)路。到1944年，公路通车总长度达42703公里，是抗日战争前公路总长度的1.5倍。这些公路，大都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干线或支线修建的。
依托丝绸之路的公开交通和秘密交通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各省区党组织与抗战进步团体，也以古代丝绸之路为依托，创建了以四川为枢纽、以重庆为中心的公开交通和秘密交通网络。
南京沦陷不久，周恩来就预见到四川将成为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周恩来从武汉撤退到湖南之后，同叶剑英多次商议，并召开会议进行讨论，逐步形成了以四川为枢纽创建新的交通网络的战略设想。1938年11月1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以西安为西北交通联络中心，负责西北、华北及中原之联络；以桂林为西南交通联络中心，负责东南、西南之联络；以香港为海上联络中心，负责沿海及海外之联络；四川重庆作为西北、西南和海上三个方面的联络中心，负责西安、桂林、香港之联络，以贯穿南北。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做好重庆、桂林、香港三个方面的布线工作，周恩来先后在长沙、衡阳召集会议，作了详细部署。确定在衡阳设立办事处，接收从敌占区撤退来的干部并转运物资；派钱之光去重庆，筹备成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派吴奚如去桂林，筹备成立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派袁超俊去贵阳，筹备成立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被派出去的干部，经过紧张的工作，仅1个月左右，衡阳、桂林、重庆3个办事处以及贵阳两个交通站相继建立，并投入运转，并且同原已建立的西安、韶关、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
这样，便构成了以西安、重庆、贵阳、桂林、衡阳、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交通站为依托的四通八达的南北交通网，以重庆为起点，往北经成都、宝鸡，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可通往延安，成为党中央同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从重庆往南，经贵阳、桂林，至衡阳、韶关，转道香港，与海外相通；从贵阳分道，经昆明，至缅甸，也可沟通与南洋的联系；由衡阳分道向东，进入江西、浙江，可沟通与东南局和新四军的联系。这一南北交通网，以西安、成都为起点的交通干线，基本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以重庆为中心通向江浙、上海和香港的路线，可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
以四川为枢纽的南北交通网，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关系较好时期，南来北往较为通畅。但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实行“溶共”、“限共”政策，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大规模反共以后，国民党社会部针对中共在大后方开辟和经营的南北交通网，发出了《西南公路党政会同防止反动暂行办法》，严令各地对未经国民党中央“审定之一切报章书刊概予拒绝运输”，对中共人员和进步人士，由“当地军警机关严密监视其行动，必要时予以逮捕”。于是，各交通要道遍设关卡，对中共人员、车辆借故盘查，肆意刁难、扣留，并且强行查封了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再加上因日军的进攻，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被迫撤消，南北交通线因此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继续发挥四川交通枢纽和重庆交通中心的作用，周恩来领导大后方党组织把建设交通线的重点由公开为主转向秘密为主，大力发展和经营秘密交通线。
周恩来在构想南北交通网之初，就极有预见地作了开辟秘密交通线的准备。沿线设立的办事处、交通站，以公开合法名义为掩护，在其内部设专门机构或专门人员，管理秘密交通，与公开交通截然分开，另建秘密交通站，另辟秘密交通线。因此，当时的重庆、桂林、香港等地，既是公开的交通运输中心，又是秘密交通的集结点。在国民党顽固派大肆破坏中共交通运输的情况下，周恩来领导大后方党组织加强秘密交通线的建设，仍以四川为枢纽、重庆为中心，着重抓了延渝线、川陕线、川鄂线及川黔线、川滇线的建设。除川鄂线以外，其他秘密交通线都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运行的。
以重庆为中心的交通网的形成和不断巩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保证了供应抗日前线的物资运输。四川党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募集的大量支援前线的抗战物资，如军鞋、棉衣等；八路军办事处在四川各地采购的粮食、布匹等；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过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从国民党军需部门领取的军用物资；以及在香港接收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募捐的抗战物资，如汽车、汽油、药品、医疗器械、电讯器材等，源源不断地经过南北交通线运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所在地，供给抗日前线。其次，保证了抗日前线的兵源补充。从四川输送到抗日前线的爱国青年，主要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四川党组织从各抗日救亡团体中选送的积极分子，也有八路军总部直接到四川招募的青壮年。这些踊跃上前线的年轻人，在武汉失守前，大都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转往延安；武汉失守以后，或在成都集中，或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集中，然后沿着新开辟的南北交通线，或步行，或乘汽车，一批一批地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再分赴延安或其他抗日根据地。再次，保证了党报党刊和各种进步书籍的运输。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解放》等报刊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是大后方党员、干部的主要学习材料，也是大后方进步青年和广大群众极为重要的精神食粮。这些党报党刊的发行，还有其他进步报刊和进步书籍，通过国民党控制的邮局邮寄，很难送到读者手中，只有靠批量运输，直接送到设在各地的《新华日报》代销处、分销处，或各地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站，才能分发到读者手中。此外，还保证了党政军干部和其他人员的往来。从沦陷区撤退的党政干部、文化人士及抗日军人家属，从延安、重庆等地派往新四军或南方敌后游击区去的军政干部，从南方各地到重庆、延安等地去开会、学习、汇报工作的干部，从大后方疏散到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从南洋到敌后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等等，大都是通过新开辟的交通线南来北往，安全到达目的地。皖南事变发生后，各省区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干部和被迫撤退的八路军办事处的干部，还有一些改名换姓的进步文化人士，一共有200多人，分乘6辆卡车，组成一个车队，由廖似光领队撤回延安。行前，周恩来对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严格检查，并且叮嘱廖似光等同志说：“要保证安全到达延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每到一个站停车时，不允许有一个人单独行动。……每过一个检查站，都要来信告知。到达延安，即来电报。”廖似光等遵照周恩来的嘱咐，沿成渝公路和川陕公路，把这200多人安全送到延安。
周恩来曾两次乘汽车行进在延渝交通线上。一次是从延安出发，带领100多人的干部队伍，经西安、宝鸡、成都，到达重庆；另一次则是从重庆出发，反向行驶，回到延安。林彪代表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也是从延安乘汽车到达重庆的。这几次延渝交通线上的重大行动安全顺利，周恩来感到非常满意。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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