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梅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一
当时我在平和县城九峰念私立雍睦小学中年级，学校也积极开展了这方面的活动。
首先是教学生大唱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等。学校规定中高年级学生每天都要到校参加早操，上街呼喊抗日口号和唱歌。每当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就到学校集合，由老师带队上街边走边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砍去……”等抗日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等口号，迅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唤醒沉睡的人们！
其次是参加县里各机关团体、各学校联合庆祝平型关、台儿庄大捷及纪念抗战一周年而举行的火炬和提灯大游行。入夜，游行队伍沿环城路走一圈，火炬、灯光通明，抗日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沿路观看的人们，扶老携幼，万人空巷。整个场面情绪高昂，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
第三，平和县城九峰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原是县立中学的平中救亡剧团为主。在爱国青年校长、教师的领导下，自编、自导、自演多幕话剧、短剧等，经常在县城和附近乡村进行宣传演出，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各界人士的好评。但却被国民党顽固派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等视为眼中钉，百般摧残。最后竟以赤化、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等“莫须有”的罪名，于1938年下半年，由福建省政府下令并派员到县里宣布平中停办解散。从此，县城九峰三所小学的老师和中高年级的学生就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角，但没有原来那样轰轰烈烈了。秋天，我参加学校宣传队下乡开展宣传募捐活动，唱着“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等歌曲，号召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线抗日，收到了一定效果。
第四，1939年冬，日、伪军侵占诏安县城，当时驻守在闽南的国民党军第75师和新编第20师各派出一个旅，配合当地军民进行反攻，迅速光复了诏安县城，人民大众欢欣鼓舞。我校由老师带领，我们中高年级学生抬着在劳作课和课余种的蔬菜，前往驻扎在平和县城的新编第20师师部进行慰问，并和将士们一起唱抗日歌曲和呼口号，表现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意志与决心。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在高年级时，有位曾西湖老师，星期天常带我们几个要好的学生，到县城体育场后面小山坡的草地上给我们讲东北义勇军的故事，非常生动，教育也最深刻。
二
1940年上半年小学毕业后，因家里有三个哥哥在外地念书，我当时还小，只得在家附近的一所胡楼国学补习所补习。该补习所规模很小，只有六七个学生，由一位老先生教我们读《古文观止》、《论语》和《尺牍》三本书。每天上课时，他用闽南方言教，我们跟着念，很少讲解课文内容，我们也不图甚解，主要是死记硬背。念了一年，我却能背诵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王勃的《滕王阁序》和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数十篇，有的现在还记得，打下我一点古文的基础。
在这种环境下，好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实不然，平和县城九峰虽是边远山区，但距离金厦、潮汕敌占区都不太远，时有敌机来骚扰。1941年农历3月23日和27日，就先后两次来轰炸。第一次只扔下一颗炸弹，刚好落在南街，炸死了一名村民，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激起人们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第二次虽然投下三枚炸弹，两枚落在空地上，一枚炸到厕所，无人伤亡。于是，群众编了一个方言顺口溜说：“不要惊，不要惊，炸弹只能炸厕所，炸不到大厅，大家来抗日，我们一定赢”，进一步鼓舞了人民战胜日寇的信心和决心。
三
1941年下半年，平和县立中学复办，招收了120名学生，分为3个班，我在甲班。学校是利用一个旧祠堂大洋陂和旁边一些空房作校舍，教学设备十分简陋，除了黑板、课桌、椅子和祠堂前的一块空地可以排队出操、打打排球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但校长林金藻和老师，却是从我省教育最发达的莆田县来的，教学认真负责。学生们也没有其他活动，大家都很专心学习，成绩也普遍较好。
到了第二学期即1942年上半年，抗战进入第5个年头，人民的灾难更加沉重，尤其是潮汕一带，因大旱出现了大饥荒，很多难民逃到平和县城，住在一些旧祠堂的空房里，卫生条件极差，又缺医少药，传染病很快流行。我先被染上皮肤病疥疮，主要在手指缝间和下身等处，像小黄豆大的一粒粒，有的化脓，走路写字都不方便。还好天气转热，可以下河洗澡，多晒太阳，虽没涂药，也很快好了。可是不久，又染上了疟疾，俗称打摆子，按时发冷发烧，很难受，不能上学。当时没有进口的特效药奎宁，只吃了中药，好在不是重症，后来慢慢康复了。
第二学年上学期时，换了一位新校长。学校招了新生，又搬到孔庙新校舍，拥有一座上下两层楼的四间教室和利用孔庙大殿作礼堂，还拆掉孔庙前的一些附属物开辟为篮球、排球场等，条件大为改善，学生活动也较多样化，如出墙报、演出，开展演讲、各种球类比赛等。我们在初中三年（1941年秋至1944年夏）期间，当地政府和学校已没有组织学生搞抗日救亡活动，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全国抗战的大形势下，学生们自己组织的各种活动，其内容主要还是围绕抗日反法西斯的，如我们班就自编自演了一个反法西斯的英语短剧，在学校礼堂演出后效果不错。到了第三学年，大家谈论今后的志愿时，我认为国难当头，能够当一名航空飞行员最好，但估计身体不行，所以毕业后想去念师范学校，将来做一名小学教员。
四
1944年上半年，我从平和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刚好看到长汀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该校是全公费待遇，毕业后可到东南亚各国华侨学校去当教员，是我最理想的愿望，遂和有同样志愿的曾国镇、杨石柱三人一起到漳州报考，幸好都被录取了。
8月下旬，我们三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徒步从九峰出发，经琯溪和南靖县的靖城、金山、和溪到达龙岩，共走了5天，最多一天走100里，其他都是60-70里，最后一天栉风沐雨坚持走到龙岩县城，住进旅社。休息一天，晒干衣服买好汽车票。翌晨，我们第一次，也是平生唯一一次，坐上用两个旧汽油桶焊接起来的、用烧木炭作动力的汽车。在依山而开的土公路上，一路颠簸，中午在连城县的朋口吃午饭，下午四点多钟抵达长汀城关车站，然后到学校报到。
长汀古称汀州，是客家首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紧靠中华苏维埃红都瑞金，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时称红色小上海。抗战时期是福建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又是闽西的文化中心。
侨民师范学校坐落在汀州南寨广场（长汀县体育场）南边的东岳庙里，背面有一个小山坡，前面是一大片梅林，还有桃、李、柿子、板栗等果树。春桃李芬芳，夏绿树成荫，秋柿红栗熟，冬疏影暗香。又紧靠汀江，渔舟唱晚，风景秀丽，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然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发展和国内抗战形势的变化，却使我们不可能安稳地在这里读书上课。日本侵略军在缅甸、印度战场上受到中美英联军的沉重打击后，在中国的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与侵缅日军会合，以挽颓势。于是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使我中南大片国土沦陷。同年10月，福州第二次失守；11月，侵桂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直逼省会贵阳，威胁西南大后方；紧接着，江西的赣州危急。在这种形势下，重庆国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和“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经过学校动员之后，我想起小学毕业时所唱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投笔从戎，并邀同来的老同学曾国镇、杨石柱一起报了名。过后，我到当时内迁到长汀城的厦门大学看我五哥曾桂生（他是这学期从省立龙溪中学高中毕业后保送厦门大学的，念全公费的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向他说起我已报名参加青年军的事，他很支持并鼓励我去。
当时，侨民师范学校学生报名参军十分踊跃，不到4个人中就有1人报名，为长汀四所大中学校（厦大、侨师、省中、县中）之冠。学校为了更好的管理，把参军的学生另行安排饭桌，加了一点荤菜增加营养。还印发了一些常用英语会话资料，让大家学习，以便日后更好地和盟军配合作战。很快就到了寒假，春节将至，学校通知我们：报名参军的学生，愿意回到家乡入伍的可以回去。我们三个老同学决定回家乡入伍，遂办理了离校手续，告别母校，乘木船沿汀江顺流直下上杭。不巧，因冬天处于枯水期，近黄昏时船搁浅在一个石子滩上不能动了，只好下船，照船老大的指引走到附近一个水警所解决吃住问题，次早又另雇船直达上杭城关。第三天上午，在上杭南码头登船往永定、广东大埔方向下行。开始时河道平广，船行较慢，至永定以下棉花滩一带，两岸奇峰怪石，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船如飞梭，惊心动魄，但有惊无险，“轻舟已过万重山”。140多里的水路，不到一天就到达永定县峰市目的地。过了一夜，然后至广东大埔县城茶阳镇，又经湖寮、百侯再回到九峰老家。见了妈妈和家人，特别高兴。
我们在家欢欢喜喜地过了春节，于1945年4月初，同县里参军的知识青年共150多人，一齐出发，经永定至上杭县城接受整编。据《党史信息报》第965期有关资料记载：由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和重庆国民政府彻底改变了过去强抓硬缚壮丁的做法，激发了国统区人民和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至1944年底共有13万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经一段筹备工作于1945年春入伍，共组编中国青年军九个师。
我到上杭后被编入中国青年军第209师626团1营2连1排当二等兵，于5月初行军至武平县岩前镇第626团驻地，接受士兵训练3个月。尽管当时正值盛夏季节，烈日当空，酷暑难耐，但大家都坚持训练，并谨记“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教训，对出操跑步、卧倒、爬山、步机枪拆装射击等科目样样不马虎。
正当训练结束时，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喜出望外，兴高采烈！但未能与日军打一仗，杀几个鬼子，总觉得有点遗憾！这几天大家正在议论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接到上峰命令：立即开拔北上福州，准备东渡台湾接受日军投降。随后，我们就徒步行军，经上杭、连城、宁洋、永安、三元、沙县、南平，再乘汽船到闽侯白沙镇待命。中国青年军第208师和第209师多是福建人，语言与台湾相通。在这期间，又让我们学了些日语的一般会话，以便更好地处理各方面关系。
可是到了10月下旬，情况有了新的变化，说青年军不去台湾接受日军投降了。后来的事实证明：因台湾形势复杂，军委会另派陆军第70军、第62军分别从宁波和广东由美军上百架飞机和数十艘军舰掩护运载，于10月17至18日先后至基隆、高雄、左营三个港口登陆，然后分布于台北、台中、台南各地，25日在台北正式举行日军投降仪式。
我们第209师乃转移到福州新店过了年，于元宵节后从马尾登上客轮到浙东宁波上岸，再行军经余姚、上虞、曹娥至绍兴柯桥的新驻地，接受3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后于1946年6月初正式复员。我们闽南和闽西的人员先跟大队走到杭州，然后坐火车至上海，住了半个多月，再乘汽车到吴淞口登上一艘巨轮到厦门后，分别各自回到家乡。
我从入伍到复员共一年两个月，到过福建、浙江两省共18个县和上海市、吴淞口。原是个从小蜗居边远山城、孤陋寡闻的我，一下子大开眼界、增广见识，既饱览了不少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也目睹了被日寇铁蹄残踏、蹂躏、破坏的满目疮痍的城乡（我们刚到宁波时就住在被日军掠夺破坏而废弃的民族工业纺织厂厂房里）。一方面接触了善良、勤劳、勇敢的人民并听到了一些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英雄事迹（我们到上海时即住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英勇形象犹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也耳闻到许多被日寇烧杀、奸淫、掳掠的悲惨事。总之，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损失和牺牲换来的。
抗战胜利了，国家百废待兴，人民大众最迫切的愿望是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休养生息，改善生活，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但在城市里的一些政府接收大员，却把理应归人民所有的敌伪财产掠为己用，成为大捞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婊子的“五子登科”人员。因此，人们就有“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不满怨言。还有“又要打内战”的传闻等，令人感到不安。当时我只盼望早日回到母校侨民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出洋服务侨教，当一名合格的小学老师。
五
抗战的八年，正是我少年（10岁）到青年（18岁）的年龄，是长身体、长知识和世界观、人生观开始形成的时期。
我小时候身体虽然瘦弱，但好动且喜爱各种运动，由于经常锻炼，增强了体质，使我能战胜一些病痛和经受严格的军训与长途行军的考验，这也为后来参加艰苦的革命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身体本钱。
在这八年中，我从小学到中学，不仅学习和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接受了一些外来的文化科学知识。由于基因和所处的环境条件，我偏爱美劳体和文史地，而对数理化只是一般过得去，这些为我后来的工作特别是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有幸沐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接受了爱国思想的熏陶，从被动参加到积极参与，至投笔从戎，身体力行，这种抗日救国思想一直成为我思想的主流，对世界和人生也有了比较开放和积极的认识。我复学厦门侨师后，在新的形势下，之所以很快能抛却死读书观念，积极投身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洪流中，无不得益于这八年抗战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和形成。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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