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刚
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性质和它所面临的形势、任务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民族革命、民族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攻击，史称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处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和发动第四次“围剿”前。国民党当局不顾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以事变期间中央红军发动赣州战役等为借口，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3年初，日军开始侵略华北。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于5月31日与侵华日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中国长城沿线守军被迫撤离，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的《对日作战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务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宣言提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3个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1934年1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分析指出：第一，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民族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第三，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第四，建立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
4月下旬，毛泽东对《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即《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他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野心，提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工农劳动群众及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坚决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
6月19日，毛泽东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宣言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重申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任何军队共同联合抗日。
十分显然，1934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妥协投降，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二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成立的。
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高举抗日旗帜，反抗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长征北上抗日，决定组建一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闽浙皖赣四省国民党统治地区，以实际行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7月31日，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即《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苏区相配合，这是目前时局的特点。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一支红军队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以此表明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打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既是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也是其肩负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坚强决心。
首先,我们考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必须从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去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成立过程与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这样我们才能用科学的态度正确评价它的历史地位。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先举起了抗日旗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发布有关抗日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的训令、指示、命令、宣言、通知、公告、信函、电报、谈话等文件多达百份；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主要报刊几乎每期都刊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消息；闽浙皖赣等地方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积极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抗战主张最集中体现的时期之一，对后来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实现红军北上抗日、国共合作和抗战胜利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完善和发展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我们考察这段历史，还必须从它的事实总和出发，从事实的相互联系去掌握事实，也就是说必须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内外联系和历史发展去考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不是从土地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简单地去划分看它属于哪个时期的，同时也不是仅仅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个别事件进行考察，否则对它的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孤立的，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是令人怀疑的。所以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拉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拉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对这一历史判断,我们仍然要从历史事实的总和出发,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内在联系和它的发展规律来把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根据地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逐步把握了“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不断反复的规律。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经历了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再由以运动战为主向以游击战为主的转变，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不仅重视运用红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实践经验，而且也十分重视运用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的实践经验。他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红军正规部队与地方红军游击队结合起来，使主力红军、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了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这些战略战术思想，是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纠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适时地向游击战争的转变，失去苏区党和红军领导职务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十分鲜明地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任务之一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战略转变的思想，特别是对后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展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作用。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闽浙皖赣作战，实际上是执行了毛泽东早期的战略构想。1933年11月至12月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红军主力深入闽浙皖赣的战略构想：“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当时，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回忆：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十九路军在福建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国民党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写道：如红军与十九路军合流，战力至少可增一倍，在无碉堡地区采取运动战，作战线指向苏、浙要地，其进攻目标指向国民党军必救之地。因此，红军果真照此行动，可能吸引国民党军主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
敌强我弱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是时局的集中反映。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不接受毛泽东等人多次提出关于把红军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实行诱敌深入和积极防御，以及深入闽浙皖赣等地寻求无堡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而是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全线防御同敌人决战，强令装备很差的8万多红军同现代化装备的60多万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丧失了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最好时机。蒋介石在打败十九路军之后，重新调集全国军事和后勤保障资源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1934年4月下旬，广昌保卫战红军遭到重大损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4月24日发出《给战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这封指示信，说明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在苏区和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关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意见和深入闽浙皖赣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但是，这时的中央苏区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此来改变战争局面为时已晚，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几乎不可能，红军的战略转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5月初，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是，准备实施战略转移只是在秘密地进行。为了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5月15日发出发展游击战争的命令，即《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目前任务的命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7月初决定组织红7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6军团西进探路。党中央的这些决策，已经开始做战略转移和战略转变的准备。
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辟浙皖闽赣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对成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提出了战略转变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
第一，从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上来看。（一）在日本帝国主义狂妄的侵略面前，中央与军委决定从红军主力中派遣一部分为抗日先遣队，以便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证明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是唯一的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倡者和组织者，借此更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提高苏维埃与红军在全国群众中的威信，推动群众反日反帝运动达到一个新阶段。（二）开展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发展创造新苏区。明确要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福建与浙江长期活动，在闽浙皖赣边创立大块苏区，扩大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区域，打破国民党军“围剿”， 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三）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对抗日反蒋和保卫苏区、创造新苏区重要性的认识，坚定革命斗争必胜的信心。
第二，从战略转变的主要任务上来看。（一）宣传、发动、组织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用一切力量将农民的斗争提高到苏维埃的土地革命的高点，猛烈扩大红军，广泛的繁殖新的游击队，创立在闽浙皖赣边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二）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共同对日先遣队的旗帜，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和反日作战的五大纲领，用事实去揭露国民党一切“抗日必须剿共”、“中共无力抗日”的种种武断、无耻的瞎说。（三）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抗日民族革命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抽出一批政治上坚强的、有游击战术经验的干部到地方工作，积极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斗争和革命组织，必须最坚决地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和政权，消灭地主的一切武装组织，帮助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壮大游击队和苏维埃根据地。同时，吸收革命群众入党，建立秘密党的组织。
党中央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政治训令集中起来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向民族革命战争即抗日战争的转变；二是从正规战逐步向游击战的转变。
以红7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后，毛泽东等于7月15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使中华民族处于沦亡的关头，在红军与国民党军残酷决战的时刻，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国各民族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宣言还提出了中共中央争取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五项纲领，要求全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并同红军一道，为这一纲领的全部实现而奋斗到底。这一宣言，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关于战略转变的思想。
7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配合、支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与开展反日反帝反国民党卖国运动结合起来。8月12日、14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北方和白区各级党部连续发出指示信，进一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白区广大群众中开展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运动，用最大的力量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配合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给各级地方党委的指示,及时地把党的抗日反蒋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主要任务,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布置,这不仅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行动,而且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奠定了政治基础。
9月29日，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即《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社论充分肯定了党中央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高举抗日旗帜,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新苏区的重大意义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历史证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拉开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序幕，它同红军长征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行动。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7军团、红10军团）全军前后约1万多人，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大小战斗30多次，牵制国民党军队十几万人。在那场悲壮惨烈的战争中，几乎全军覆灭，红军将士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红7军团基本由福建和江西籍子弟兵组成，全军共6000多人，其中福建籍子弟兵有3000多人，占其组建时的二分之一。特别在福州宦溪降虎战斗中伤亡1300多人，其中牺牲600多人，大部为福建子弟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遭到重大挫折，但余部坚持抗争，最终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标。他们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英雄事迹，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因此，我们不能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遭到失败，简单地看作是党中央的错误决策和重大失误，全面否定它的历史地位和它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我们要从实质上看到它高举抗日反蒋旗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推动沿途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支援红军长征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对福建的历史贡献
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评价，必须从历史的范围对它进行具体分析，绝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进行考察。我们判断它的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它的实践活动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它的实践活动有没有比以前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东西;也不是根据它的弱小或失败来评价其历史作用,而是根据它是否代表人民的意愿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评价其历史作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沿途所到之处,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它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它的历史作用，必将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推动了福建沿途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34年7月6日至9月12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后途经长汀、宁化、连城、永安、大田、尤溪、南平、古田、闽清、闽侯、福州、连江、罗源、宁德、福安、周宁、寿宁、松溪、政和、浦城、武夷山等21个市县，历时两个月，行程3000里，占总行程的60%。他们转战闽西、闽中、闽东、闽北等地区，足迹和影响几乎遍及福建全省。他们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国运动深入发展，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福建期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不断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少有间断，其中主要有大田、尤溪口、黄田、水口、福州、降虎、汤岭、罗源、宁德、满盾、穆阳、渔梁等10多次战斗，牵制国民党军第52师、56师、85师、87师、49师、新10师、海军陆战队和福建、浙江省保安团，以及海军、空军共10多万人，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推迟了占领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时间，策应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余部坚持了游击战争，实现了战略转变。他们在福建沿途留下了1000多名指战员，对开辟闽中、闽东、闽北游击区特别是帮助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师和推动全国第八大根据地闽东苏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虽然他们在国民党的重兵围攻下遭到失败，但余部始终坚持闽东、闽北和闽浙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后来编入新四军第2、第3支队，奔赴大江南北抗日前线，为夺取抗战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本文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来源：《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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