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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敌人出来买菜,我假装讨饭,慢慢走到他身后,把准备好的烟袋杆拿出来,顶在他脖子上。烟袋杆的头是铜的,顶在脖子里凉丝丝的,跟盒子枪很像,他就乖乖把手举了起来。

从小八路到武工队队长

2015年09月17日11:23   来源:大众日报

原标题:从小八路到武工队队长

韩泽江,男,1928年生,聊城东阿县顾官屯镇于才村人。9岁时,曾为中共东阿县代理县长苏民放风、送信被抓。14岁时,跟随杨得志的部队入伍,开始了他的侦察兵生涯,一生参加过80余次战斗,多次立功受奖。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攻打阳谷、聊城、东阿、茌平等多次战役。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跟随晋士林团长在河南、安徽等地战斗,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随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挺进大西南,随军西进贵州,驻守在仁怀县茅台镇,任武工队队长兼仁怀县政委,多次参与剿匪战斗,后负伤退役。

前不久,我们到韩泽江老人家采访。老人的家在东阿县城内一个深深的胡同里,是一个不大的平房院落。老人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一上午都没有喝水,怕喝水多了小便频繁影响采访,一个抗战老兵的心意让我们无限感慨,肃然起敬。韩泽江老人因头部负伤,再加上年纪大了,耳聋,说话有点不太清晰。经过多次采访他本人及其子女,方整理成这份口述材料。

县大队里的“小八路”

抗日战争爆发前,东阿县就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姜楼高小党支部,苏民任书记,带领党员们积极发展党组织,做地下工作。1935年4月,赵健民来东阿视察工作,向苏民提出建立县委的意见。1936年2月,中共东阿县委在西程铺建立,苏民任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苏民带领东阿县委在黄屯召开抗日救国联合大会,积极发动全民抗日。1940年,东阿抗日县政府在葫芦头村成立,苏民任代理县长,随后东阿县武装工作团及东阿县抗日大队成立,由县长苏民兼大队长,下设3个连。

我八九岁时,苏民带领着一帮人到我们村做地下工作,晚上就住在我家。看我是小孩,能够帮他们放风、送信,就让我协助他们做地下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我为共产党送信的事,让我们村的富农知道了,他就到赵庄碉堡的“二鬼子”(日伪军)那里检举了我。

赵庄村的碉堡分两围,大围套小围,小围在内,里面住着日本鬼子,大围在外,里面住着二鬼子。平时,日本鬼子很少出来,主要是二鬼子发孬(干坏事)。我们村的富农就跑到二鬼子那里报告,说我是小八路,让二鬼子抓我、整治我。后来,二鬼子就把我抓到围子里,不让出来。当时,他们绑着我,我哭喊着要出来,二鬼子狠狠打了我两个耳光,说:“你就当小八路吧,还出去干啥呀?!”其实,他们就是想要钱。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四处奔波想要将我救出来,最后卖掉了祖上传下来的二亩半地,将钱送给二鬼子的头目后,才将我救出来。家里原本可以靠这二亩半地勉强过日子,因为卖地救我,家里就变得更穷了,继母将我赶出家门。

从那之后,我就跟随苏民领导的县大队正式参加了地下工作。当时,县里有区队。县大队还有个武工队,我是个小孩,没有固定编制,哪里需要我做点什么我就跟着做点什么,比如跟在民兵队伍中,抬担架照顾伤员等。1942年,县大队升级成了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泰运军分区)的三团,我们都称呼自己为“老三团”。这一年, 我也正式参加了革命。

“小八路”初识杨得志

1938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理旅长杨得志奉命二出太行山,挺进冀南豫北。3月,成立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1939年3月下旬,杨得志率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南。1941年7月,鲁西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

有一次,杨得志司令员见我聪明伶俐,又听说我小时候就曾因为共产党办事被抓,是个“小八路”,于是就经常带着我。

那时候,战争形势十分恶劣,杨得志司令员带领部队不停转战,连续的夜行军、急行军。当时,杨得志司令员骑着高头大马,行军时我就拽着他的马尾巴跑,跑不动了他就把我抱到马上。那时候,天还挺冷,我穿得破破烂烂很单薄,他就把他的大衣脱下来给了我。虽然杨司令员对我特别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但是分派任务的时候也是很严肃的,一般让我当小侦察员,去敌人那里探情报。

正是在杨得志司令员的熏陶下,塑造了我冷静、机智、勇敢的性格,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10多年的侦察兵生涯。

老三团和七团

我参军后,除了跟着杨得志司令员,就是跟着老三团打仗。老三团是东阿县大队和区部合并成立的地方部队,最初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七团、八团作战。很快,我就当上了三团二连二排的排长。

当时,七团、八团在于才村西头的一座庙前种了3亩菜地,赵庄的鬼子、二鬼子经常去捣乱,于是我们三团与七团就经常合伙袭扰赵庄据点。有一次,我们用炸药炸开了赵庄炮楼的大围子,但是没能攻下小围子,小围子里住的是鬼子,火力很猛,我们的装备不行,硬攻是攻不下来的。我们想要升级装备,最好最快的办法是从鬼子那里抢,打个漂亮的伏击就能有所斩获。于是,我们老三团就打算打个伏击战。

于才村东边有个庙,庙前面有个沟,我们就在沟西沿埋伏好,然后从对面来了一队日本鬼子,都端着枪,还喊着口号“一二一、一二一”。等他们走到跟前很近了,我们用太行山的手榴弹,喊着“一二”就都扔了上去,然后争先恐后地冲上去,大获全胜。这次战斗我们缴获了两挺歪把机枪,两门小炮。日本的机枪能放5排子弹,攻击性特别强,那时候我们地方部队连炮都没有,有了这两门炮,我们三团从此就棒起来了!后来,上级要求地方部队老三团编入正规部队七团。因为老三团刚刚升级了装备,并且有了两门小炮,我们对改编有意见,后来上级安抚大家,说是让三团与七团合并,合并后还是叫七团。

其实,论实力,老三团与七团是没法比的。七团是军分区的“王牌”主力团,是由老红军的底子发展起来的,红军时期即属主力,抗战初期又参加了平型关大战、梁山战斗和潘溪渡歼灭战,曾全歼鬼子一个小队,缴获野炮两门、平射的九二式步炮1门,作风强悍,善于攻坚。

我就是“孟小北”

刚开始,我因为年龄小没有配枪,但我一直想要一支真枪。有一次,我扮成“小要饭的”,去完成侦察任务,发现张大人集炮楼里的敌人偶尔会出来买菜。于是,我蹲守几天后,终于发现一个敌人出来买菜,我假装讨饭,慢慢走到他身后,把准备好的烟袋杆拿出来,顶在他脖子上。烟袋杆的头是铜的,顶在脖子里凉丝丝的,跟盒子枪很像,鬼子以为真碰上了八路,就乖乖把手举了起来,我趁机缴了他的枪,用他的枪顶住他,命令他不准动,然后迅速溜进庄稼地里,跑远了。不过这支枪,我玩了还没3天,就被上级要走了,上级说:“小孩不能配枪,缴获的枪支要归公。”后来,在聊城古楼底下,我又缴获了一支枪,最后也交公了。

那时候,我是个小侦察员,经常和几个老同志深入敌占区去探情报,敌人对我这个衣着破烂的小孩警惕性不大。有一次,我和几个老同志深入敌占区,我走到敌人跟前,敌人喝问:“你干什么的?”我说:“吊孝!”他说:“给谁吊孝?”我们的老同志就趁机上前下了他的枪,说:“给你!”《平原游击队》里这样的事情绝不是杜撰的,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大家都知道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个李向阳,里面还有个小孩叫孟小北。其实,电影里发生在孟小北身上那些事,也发生在我身上过,我就是那个“孟小北”(原型之一)。那时候,我年龄小,纪律性什么的都差点,行军打仗的,经常跟孟小北一样,跑几圈身上的行头就乱套了,松松垮垮,被领导教育批评。我看着这个电影,就经常想起我的老战友们,想起那个时候的我。

真实的武工队

1943年1月,我们军分区从第一二三团及第一游击支队中,抽调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人员组成了104个小分队(武工队),分别派遣到日伪顽军占领区,一边战斗,一边做群众工作,与当地党组织、武装及民兵联防,互相配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瓦解争取伪顽军,阻止日、伪、顽、匪联合。当时部队抽调的都是素质较高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主要是心理素质好、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军事技术过硬的,我也被抽调去参加了武工队。那时候,我们武工队的人要经常深入敌占区活动,都配着双枪,我的双枪尤其高级,是带闷机的,可以像机关枪一样连发。因为配枪的事,还闹了一场笑话。我们于才村有个老乡跟我在一个部队当兵,后来在一场大战中,他看到有个使双枪的人被打死了,模样难辨,当时能配这种高级双枪的人不多,他想:“这人肯定是韩泽江,韩泽江牺牲了!”受伤复员后,他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村部和我的家人,为此,村里把我们家定为烈士家属,一个小牌牌挂在门上13年,我当了13年的烈士。

在武工队里跟我一起干侦察工作的还有王大姐和李大姐,她们俩都是30来岁的年纪,会用双枪,打得也很准很厉害。王大姐和李大姐经常陪着我一起去执行任务,她们化装成男人,把我化装成小女孩,为的就是能减轻鬼子的警戒心。那时候,我慢慢地靠过去、靠过去,然后用腰带(布条)从敌人背后勒住他的脖子,背着就跑。要是后面有人给托着点,这个人就死不了,我们找个僻静地问他的部队番号什么的,然后穿着他的衣服、拿着他的枪深入敌营,探情报或者搞破坏。要是后面没有人托着他,他就得死,我们管这个叫“背死狗”。那时候,“背死狗”是我们侦察员、武工队最常用的一种手段。

捣毁汽车 火线入党

抗日战争期间,我攻打过东阿一带的全部炮楼,还参加过解放阳谷、聊城、东阿、茌平等县城的战斗,打伏击、袭扰更是家常便饭。1944年,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泰运军分区)开始不断攻打日军据点,在司令员刘致远指挥下,在聊城、阳谷、东阿、茌平、博平等地作战36次,并攻克东阿杨柳、阳谷阿城等伪军据点16处,歼俘伪军1000余人。那时候,我们三团和七团合并打赵庄据点,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才打下来。后来我们打了阳谷南关,下午打下阳谷南关,然后急行军晚上就到了铜城,枪一响,铜城据点的日伪军就吓得跑到老东阿(今平阴县东阿镇)去了。

抗战后期,茌平驻着汉奸李岐山,李岐山是个恶贯满盈的大汉奸。1945年3月,李岐山勾结日军,围攻抗日堡垒村张家楼。入村后,大肆烧杀抢掠,杀害村民333人,殴打致伤残271人,抓走264人(其中7人被送到日本做苦力),烧毁房屋273间,抢走牲口86头,制造了“张家楼惨案”。日本投降后,李岐山依然占据茌平拒不投降。

1945年9月,泰运军分区司令员刘致远、政委邓存伦指挥5个团共5000人,在部分县武装配合下,向占据茌平县城李岐山部发起攻击。当时,我是个排级干部,仍然是做侦查工作,在战前我就先摸进茌平城内,探出哪里兵力薄、哪个门好进、哪个门好出等情况,回来报告给领导,领导制定进攻计划。攻进茌平县城后,在县府的对面有一个院子,我冲进院子里,发现了一辆日本汽车。这辆日本汽车不是烧汽油而是烧劈柴的,一边一个大铁皮桶,桶里装满了木柴。我进去后,想用刺刀挑坏汽车轮胎,但是轮胎太坚硬,无法挑坏,我想要是光砸坏玻璃也没用,就把这两个烧劈柴的大铁皮桶给破坏了。

1946年1月,聊城城内驻着伪军王金祥的部队,为了拔除这个解放区内的据点,我们军区发起了攻打聊城的战斗。聊城城墙坚固,外面还有护城河,久攻不下。当时,连炸药都没有了,领导拉着我说:“小韩,给你20个手榴弹,你去把城墙炸开!只要完成任务,你活着是共产党员,死了也算共产党员!”于是,我在战场上就举起胳膊宣读了入党誓言,然后接过捆成一捆的20个手榴弹,左手搂着手榴弹,右手支撑着身体向前匍匐前进,后面是机枪在掩护,爬到城墙底下后,我把手榴弹竖好,拉了线就赶快“咕噜咕噜”往回打滚,命算是保住了。城墙一炸开,我们的部队就冲进去,跟敌人拼了刺刀,我也冲进去了,在拼刺刀的过程中,我的肚子受伤了,肠子就像自行车内胎一样流了出来。卫生员把我送出城,当地的热心群众把我拉到没有枪炮的高粱地里,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然后把地里长的荠荠菜放在嘴里嚼碎敷在我的伤口上,充当碘酒消毒。当时既缺医生又缺药,我们受伤的战士很多都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我的命大活下来了,但是只要我站起来,我的肚子就会鼓起一个大包,就是因为当时肠子塞进去的时候,一层一层的没有套好。这次战斗下来,我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火线入党!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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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丽娜、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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