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与调查团合影。
1932年4月22日，调查团在“柳条湖事件”发生地开展调查。
调查团访问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提示
从1932年2月29日至6月28日，国联调查团在中日两国的调查历时整整4个月。在这4个月当中都发生了什么？中日两国政府、各级官员、民间团体和普通百姓给调查团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李顿勋爵，因为出任国联调查团团长，这个在个人的事业上并没有太大成就的英国人把他的名字留在了历史上——国联调查团被称为“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报告书被称作“李顿报告”。他留下的众多书函信稿，或许会给我们评价这场调查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强硬的日本人
调查发生在中国东北的 “九一八”事变，调查团首先去的一站却是日本。这是日本在国联理事会上一再要求的结果，目的是使调查团了解日本的国家意图，起到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调查团貌似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但日本的态度从调查开始就是更被看重的。
1932年2月29日，调查团抵达日本东京。日本外务省提供了18份早已准备好的材料，用来欺骗调查团。李顿等首先会见了日本首相犬养毅，随即拜访了日本天皇、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海相大角岑生以及银行界、实业界的大财阀等。调查团被反复告知：“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 ”
1932年6月5日，调查结束。但是，报告书如何定稿，还要看日本的态度。于是，同年6月28日，调查团再赴日本，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调查团提出了“东北自治方案”，日方断然拒绝，并且要求国联承认他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政权，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李顿的私人信件中多次用 “强硬”一词来形容日本人，特别是在调查团进入东北之后，日本人的严密监控令调查团无法看到真相，这一点甚至令他感到愤怒，他在给妻子的信件中用“噩梦”、“囚徒”来形容在东北的经历。
然而，愤怒归愤怒，李顿和调查团的整个调查过程始终都体现出对日方的妥协与纵容。
令人困惑的中国政府
1932年3月14日，调查团抵达中国。先后在上海、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停留，直到4月21日前往被日军占领的东北。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调查团会晤了中国政府的各级高官，其中包括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市长吴铁城、曾任黑龙江省都督的朱庆澜，原任东北军政高级官员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米春霖以及事变发生时驻防北大营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
在4月1日李顿与蒋介石进行的单独会谈中，蒋介石表示：“你们到满洲后，如果对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不予任何形式的承认，那么你们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因为那时我们会相信国联的诚意，并接受国联的任何建议。 ”
在4月10日李顿与张学良的会谈中，张学良指出：“东三省在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实为中国整体之一部分”，“日本久抱宰割东三省之野心”，“调查团亲赴东北实地视察，必能看到中国国民对于公理胜过强权，和平与正义胜过刀剑之信仰”。
中国各级官员给予了调查团最高规格的礼遇，称其为“和平使者”，张学良甚至亲自陪同李顿游览长城。然而，李顿在回忆录中对中国官员的印象却是：“他们讲得非常有力，回答也非常干脆，但是他们的回答却很少与现实有关”，对中日矛盾和“九一八”事变则没有明确的诉求和目标。 “充满东方智慧”的交流方式，让李顿颇感困惑。
对侵略事实心知肚明
经过数月的调查，李顿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一点，从几个细节中就能观察出来。
调查团在上海考察了日军已经占领的闸北、江湾和吴淞等战区，断壁残垣和数以百万计被炸得粉碎的中国人的尸体使日本发动“一·二八”战事的侵略罪行昭然若揭。李顿被日本方面竭力掩饰罪行的谎言所激怒。
4月10日晚，李顿出席英国驻华使馆官员举办的晚宴。事后，他记录了英国少校洛瓦特·弗雷泽的一段谈话：“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到了沈阳，他说他确信指控中国人袭击铁路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日本人进攻沈阳是经过长期预谋和精心策划的，铁路事件仅仅是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同胞的说法让李顿非常相信，他就谈话中所提到的相关事实向亲历“九一八”事变的东北军将领荣臻、王以哲进行取证。李顿在日记中记载：“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最近发生在满洲的一些事件的有意义的证据。 ”
4月22日，调查团在日军的带领下视察所谓中国东北军队在“九一八”当晚炸坏北大营口西边柳条湖段铁路现场。一名日本军官声称他是发现中国东北军炸毁铁轨的目击者。调查团就手中掌握的事实提出疑问：“铁路炸毁后，为什么还有从大连驶来的火车准时到达沈阳？”对方称：“火车到达前，被毁坏的铁轨已经修好了。 ”调查团又问：“那为什么第二天还能拍到被毁坏的铁路的照片呢？ ”在场的日本人哑口无言。
调查结束时，李顿对中日问题已经看得十分透彻，他在与私交甚好的顾维钧的谈话中说，中国有三件事当做：一是供给自愿军，对日本作游击战；二是加强抑制日货；三是加强国际宣传工作，使世界舆论站在中国一边。
然而，这却只能代表李顿的个人立场。
感受到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虽然对中国政府有些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却给李顿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人将调查团安排在沈阳防范严密的大和旅馆 （今辽宁宾馆），试图让他们与外界隔绝。然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起了数次攻打沈阳城的战斗，隆隆炮声令坐在宾馆内的调查团亲身感受到了东北民众的怒火。
在齐齐哈尔领导举世瞩目的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将军给李顿留下了深刻印象。李顿一到东北，就提出与马占山见面的要求，并最终见到了突破日本人重重阻挠的马占山的代表姜松年。其后，李顿又派出了英国记者海米斯、瑞士记者林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海伦会晤马占山。两位记者穿越火线采访了马占山，听到马占山讲述的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真相。遗憾的是，日本特务机关得知消息后将两位记者拘留，没收了他们冒险获取的全部中文资料。
而全国民众向调查团的请愿，特别是东北民众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呈递给调查团的1550份书信及证据，也使得调查团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后来被称为沈阳“九君子”的 “爱国小组”所呈递的“TRUTH”，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还特别提到了他们——“在沈阳的一些银行家、医生、教育家等”。
（记者/高爽 本文诸多史料引自学者张洁专著 《历史回眸——沈阳“九君子”与国联调查团》，谨向张洁女士表示感谢和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