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阮武昌
人物小传
阮武昌，1929年生于江苏如皋，1943年入党。1944年12月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军区如西县独立团，后改编为新四军一师一团，任政治干事；1946年5月至1952年间，先后在三野四纵十师所属单位及第九兵团教导团任干事、支部书记、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1952年7月至1953年12月，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炮兵四零五团宣传股长；1970年6月，调至上海警备区工作，并于1983年起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93年离休，离休后任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
总算熬到头了
是啊！整整八年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流淌了多少血泪？经受了多少苦难？这下好啦，天终于亮了。
1945年8月10日左右，我正在一个区的游击队里工作。傍晚，团部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了一封急信。当时通讯员一面擦着脸上的汗水，一面笑着对我和区队的队长、指导员说：“好消息，快看！快看！”听他这么一说，队长赶紧把信拆开，一看，真的是天大的好消息——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还命令我们立即举行反攻，去收缴敌人的武装。
看完信，我们三个人差点要跳起来，都说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尽快告诉大家。于是立即集合部队，向大家传达。信一念完，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一片欢腾。大家叫呀，跳呀，说呀，笑呀，有的挥动双拳，有的拼命鼓掌，有的举起双手，高呼“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不少战士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搪瓷碗，代替锣鼓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随后，大家纷纷涌向我和队长、指导员，要求赶快开赴前线，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的接受日伪军投降的命令。
很快，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村。不大一会儿，村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到部队集合的场地，和指战员们一起欢庆胜利。场地上三五成群，欢声笑语。有些人高兴地拉住战士跳起了秧歌舞，还有些人激动地爬到草垛上放开嗓子喊。
一位老奶奶一边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总算熬到头了！总算熬到头了！”还有不少男青年当场要求参加新四军，去和日军做最后的一战……
是啊！整整八年啦！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流淌了多少血泪？经受了多少苦难？这下好啦，天终于亮了。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而侵略者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不想回家的孩子
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又肥又长的破军装的伪军主动站到了我的面前。
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解放区抗日军队，统应举行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如遇抗拒，应坚决消灭之”的命令，部队立即向如、黄线挺进，对驻守那里的日伪军采取行动。
8月14日下午，我们首先包围了该县中段的分界镇。这里驻着伪军一个营，总共三百多人，由一个副团长率领。一开始，这帮人很狂妄，还想采取拖延战术，说是让他们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说。看来不施加点压力不行。于是团长命令把两门土炮架起来，瞄准炮楼打了三发炮弹。由于距离很近，三发炮弹倒是发发命中。可是因为终究是土造的，材料不过关，因此三发当中只有两发爆炸，而且威力似乎不是很大。不过尽管如此，敌人还是害怕了，马上从炮楼的枪眼里伸出了一面白旗，表示愿意向我们投降。后来经过谈判，午饭之后敌人终于放下武器，三百多人在副团长率领下，整队离开据点，到指定地点集中。
下午，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负责去处理这批投降的伪军。本着“凡是愿意留下的交给司令部分配到各连，凡是不愿留的，发给一定的遣返费让他们自己回家”的原则，我俩分别和伪军逐个谈话征求意见。当我刚谈完一个还没有来得及喊下一个的时候，一个身材矮小、穿着一身又肥又长的破军装的伪军主动站到了我的面前。一看，是个孩子，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脸上还有几颗浅浅的麻子。
“叫什么名字？”我问道。“郭家宝。”他低着头漫不经心地回答。“在那边干什么的？”“号兵。”“希望回家是吧！”我想这孩子一定很想回家。“不！”回答得斩钉截铁，这倒引起了我的注意。
“为什么？”我又问。“我没有家。”这次他说得又慢又轻。“父母亲呢？”“家里穷，生病之后没钱治，早就死了。”几句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那你怎么办呢？”“留下来！”“新四军的生活可是很苦啊！”“我不怕！”他很倔强。
看着他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同意他留下来。他一听让他留下，挺认真地向我鞠了个躬，然后赶紧站到留下来的那一边。巧的是，半年多以后，我又见到了这个孩子，并且还成了他的直接领导。
赎罪的日本友人
这一别就是70年，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样。如果他还健在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像当年在靖江城外的屋顶上拿着话筒不停喊话那样，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奔走呼号。
一天下午，分区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日本人。这位友人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他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我们在战场上开展政治攻势，对敌人喊话。分区交代，把他安排在政治处，平时和战时都随政治处一起行动。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他的模样我至今还能够回想起来：中等个头，微黑的脸，瘦削的身材，大约十八九岁，讲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
我们对他很客气，各方面尽可能给予照顾，以便他能尽快适应部队的生活。可是他却一再表示要和我们一样，不搞特殊。头两天，相互之间还有点拘谨，慢慢就比较随便了，后来不但说说笑笑，有时还打打闹闹。因为我们几个人的年龄差不多，都是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闲来无事，大家还唠唠家常，谈谈个人的过去和将来。
他告诉我们，他家住在日本北海道，1942年读中学时被征招入伍，随即被送来中国。刚到部队，对这场战争稀里糊涂，是非不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当看到同伴们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掠夺的残暴行为时，他对日本政府一再宣称的“圣战”开始产生怀疑。特别是有一次下乡扫荡，在一个村庄外面，看到几个军官和士兵，对一群手无寸铁躲在芦苇丛中的老百姓，先是用刺刀刺，然后又用机枪扫射，以此练习刺杀并从中取乐的情景时，他受到很大刺激，心里感到煎熬。所以被俘以后，他对我军干部讲的课，不但觉得很新鲜，而且觉得很有道理。加之又看到我们这里军爱民、民拥军的大量感人的事例，使他终于明白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前途。他说，自从懂得了这些道理，他就报名参加反战同盟，决心为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出一点力。
他来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团队奉命去攻打已经被兄弟部队包围的靖江城。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本来团首长规定白天好好睡觉，以便夜间行动。可他怎么也不肯睡，从房东那里找来一块硬纸板，精心制作了一个喊话筒。并且反复询问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喊话？怎么喊话？
夜里十点钟左右，部队抵达靖江以后，我们就和这位友人一起爬到靠近城墙的一间屋顶上去喊话。尽管当时已经知道城里没有日军，但他仍然坚持和我们一起上去，并且用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通过现身说法，对伪军进行教育。
开始，我们一喊，敌人就射击，子弹嗖嗖从身边飞过。我们要他把上身放低些，可他为了能让对方听得更清楚，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举着话筒大喊。喊了一个多小时，敌人仍然不肯投降。我们火了，便警告敌人，如果再不投降，就要用大炮轰了。随后团长命令机炮连的同志，推着前面说的那两门土炮，在石板路上来回走动，有意让它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大家笑称这是兵法三十六计之外的又一计，叫做真真假假计。
军事威慑加上政治攻势，又加上潜伏在城里的我地下党员趁势进行策反工作，守城的五百余名伪军终于在天亮之前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靖江城随之获得解放，两门土炮也再次立下功劳。战斗结束以后，日本友人和我们一样兴奋不已，又唱又跳。为了表示庆祝，他还特地拿出专门发给他的津贴费，到街上买了一包糖果，和大家一起享受胜利的喜悦。
大概过了四五天，分区发来电报要友人返回。听到这个消息他很难过，要求我们把他留下。大家和他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庙小，容不下你这个菩萨。他听不懂，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向他解释以后，没想到他第一次板起面孔，显得很生气。吓得我们赶紧说明，不是我们不想留你，而是估计上级有更加重要的任务要你去完成。听我们这么一说，他的脸色才由阴转晴，稍稍露出了笑容。
过了一会儿，他含着眼泪深情地望着我们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十多天，是我有生以来活得最有意义也是最开心的时候。我总算有机会为中国人民做了点事情，也为自己赎了点罪。”
临走时，我们把他送到村头，大家都依依不舍。
这一别就是70年，不知道他现在情况怎样。如果他还健在的话，相信他一定会像当年在靖江城外的屋顶上拿着话筒不停喊话那样，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企图东山再起的倒行逆施，而奔走呼号。
两位战斗英雄
当他爬到离墙头还有半人高的距离时，迅速掏出两颗手榴弹，拉掉弹弦，在即将爆炸的一瞬间扔向了敌人。
9月8日，我们又马不停蹄赶到泰兴，攻打泰兴城。这里驻扎着伪军第十九师，大约四千多人。敌人仗着人多，又有高大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作屏障，加上靠近泰州，因此很顽固，不肯投降。也因此我们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把它打下来。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团出了两位战斗英雄，一位叫殷根宝，一位叫丛远宽。
殷根宝担任二连的班长，他率领全班同志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利用吃饭桌蒙上湿棉被做成的土坦克作掩护，冲过一片开阔地，再冲过浮桥，然后通过竹梯迅速爬上城墙，在墙顶上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肉搏战。
当殷根宝看到两个敌人端着刺刀同时刺向战友黄勇的危急关头，他一个箭步上去，首先捅倒了一个敌人，接着一个反转身，刺刀直插正刺向自己的另一个敌人。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敌人终于溃退了，我军随之通过这个缺口涌入城内。战后，他被评为战斗英雄。一位音乐工作者还专门为他谱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战斗英雄殷根宝》。这首歌曾在团里广为传唱，影响很大。
不幸的是，殷根宝同志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丛远宽是警卫连的班长，也是突击队的队长。他带领突击队两次攻击受阻之后，第三次改变战术，把竹梯放得低于城墙头，使敌人的手够不着去推翻我军登城的梯子。当他爬到离墙头还有半人高的距离时，迅速掏出两颗手榴弹，拉掉弹弦，在即将爆炸的一瞬间扔向了敌人。随着两声巨响，他趁势翻上城头，抢过敌人的一挺机枪，立马向两边的敌人猛烈扫射。
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不知所措，慌忙向城里逃跑。丛远宽和突击队的其他同志也紧跟着追了过去。战后，他被评为战斗英雄。
华中受降的收官之战
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狂妄顽固了，我们稍一攻击，他们很快就缴械投降。
12月中旬，我们又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打高邮城。高邮位于扬州和淮阴中间，紧挨着大运河。这里驻扎着日军11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是日军盘踞在我华中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可以说是锲在我华中地区的一枚钉子。拔掉了这枚钉子，华中根据地就全部解放了，同时也为下一步把华中和山东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清除了主要障碍。
这次我们团的任务是首先扫除扬（扬州）泰（泰州）线上的几个小据点。战役于19日夜间打响，次日凌晨，我们就抓到了十几个从邵伯逃出来的日本兵。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狂妄顽固了，我们稍一攻击，他们很快就缴械投降。20日，扬泰线被我军全部控制。
在我们扫荡扬泰线的时候，兄弟部队于19日夜间同时对高邮城发起攻击，在扫除了外围据点之后，25日夜进行总攻。这里的敌人不像邵伯的敌人那样，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还是进行了一番抵抗。第八总队的指战员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冒着倾盆大雨，对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一起发起总攻。第六十八团在遭到敌人子母堡群火力严密封锁、前进受阻的情况下，一连战士戴文祥，机智地迂回到敌堡的侧后，利用死角，连续打下七个地堡，为大部队前进扫清了障碍。后来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26日凌晨，我攻城部队终于会师在日军的旅团司令部，迫使敌人缴枪投降。
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在敌人司令部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受降仪式。代表我方接受日军投降的是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日军投降的是驻该城的最高司令长官、独立第十九师旅团长岩崎大佐。
让日军敬佩的中国将军
“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感动之余，还连忙从腰间取下指挥刀，弯腰献给粟司令。
有意思的是，我军一攻入城内，粟裕司令员就跟随部队进了城，并且在夜幕下悄悄来到受降现场，在另一间房子里观看了受降仪式的全过程。仪式一结束，他又悄悄离开现场。这一切不但日军司令不知道，就连主持受降仪式的韩念龙同志也没有发现。直到三天以后，粟裕司令在接见日军军官的时候，讲到这件事，人们才知道了这个有趣的情节。岩崎大佐听说以后更是惊讶不已，当场连连表示：“不胜感激之至！不胜荣幸之至！”感动之余，还连忙从腰间取下指挥刀，弯腰献给粟司令。他边献边非常认真地说：“谨将这把祖传的紫云，敬献给久仰大名的中国将军。”真的是不打不相识。此时，他对粟司令和我军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
高邮战役是华中战场受降的收官之战。这次战役还创造了抗日战争的一个纪录，就是在一次战役当中，俘虏日军的人数最多——931人。加上外围战斗俘虏的，总共一千余人。
至此，受降任务基本完成。从1945年8月15日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为了让人们看到历史的真实，应该把这个情况如实记载下来，以便从这里看到一个怪现象，那就是：蒋介石和日军，一方面都视对方为仇敌，势不两立； 但同时又都把我党我军看作是共同的敌人，因而有时又联起手来一起对付我们。这种怪现象可以说是历史前进中的一股逆流，但是逆流终究是逆流，它永远也阻挡不了主流的奔腾向前。(口述 阮武昌（86岁） 整理 记者 龚丹韵 实习生 曲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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