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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港旅大回归记

早耕

2015年09月21日13: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旅顺口是举世闻名的终年不冻的天然良港,也是重要的军港和海军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京津的“海上门户”,英国人称其为“远东的直布罗陀”,近代以来一直是外国侵略者争夺的重要目标。

旅顺港由清政府于1880年建造,费时10年,耗资430多万两白银。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辽东半岛被日本强行割让,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以3000万两白银让中国赎回。沙皇俄国乘人之危,借口保护中国,派出海军,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大连,并于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沙俄取得了租借旅顺、大连25年的特权,旅顺口被划为俄国军港,大连湾内有一港也划为俄国军港,其余作为通商口岸。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沙俄的特权,并于1915年在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要求将旅顺、大连的租期延长到9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雅尔塔讨论战后世界的安排时,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签订包含有牺牲中国利益内容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苏联对日作战,其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苏联将和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等。

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入中国东北,在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歼灭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8月22日,苏军兵不血刃,空降占领旅大地区,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这对在日军铁蹄下,被奴役压榨40年的旅大人民来说,这一天标志着苏军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也标志着旅大这块被日本宰割的中国领土重新回到了中国怀抱。从1945年8月22日起,旅大地区的防务在苏军的管辖之下长达10年之久。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规定中苏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30年(在当时,实际上是苏联单独使用)。

根据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规定,苏军进驻旅大并对旅大实行军管。从苏军军管时期的政治形势来看,敌、我、友三者的阵线是分明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红军,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和支持者,我们所要集中力量共同对外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抵制和防止他们妄图接管旅大的阴谋活动。在这个根本前提下,我党要在这个特殊地区站稳脚跟,有效地开展工作,必须同苏军协同一致,政府工作必须尊重服从军管当局的对外政策。再说,苏联革命成功比我们早,斗争经验和管理城市经验比我们丰富。在大连这种特殊环境中,管理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对于我党干部来说是个新课题。只有虚心地向苏联同志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才能较好地完成党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首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于1945年10月初,奉中共中央东北局之命,为八路军过海北上有关事宜来大连与苏军驻军当局办交涉。交涉一谈便妥,苏军当局代表主动要求我方尽快派人来大连建立党委,抓政权。中共中央东北局正是根据这个情况,当即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后改称为中共旅大地委)并陆续调来大批干部,在当地吸收训练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很快便建立起党、政、军(以公安警察部队面貌出现)、群等组织。从那时起,旅大地区就成为苏军控制的、我党领导的一个解放区了。

当时,中共旅大市委反复考虑,在苏联还承认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生效的情况下,鉴于哈尔滨、长春、沈阳曾被国民党政府从苏军手中接管的经验,为了防备万一国民党政府接管大连市行政政权时,我们仍然有效地坚持阵地进行斗争,中共组织还是暂时不公开为宜。

经请示中共中央东北局同意并得到苏方赞同,我们党的干部都分别以地方政府、公安机关、群众团体、工商企业的工作人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各项工作。但他们的活动方式也不同于党在白区城市的地下秘密活动,而实际上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半公开状态,旅大人民心里当然也都明白,是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领导各项工作,对我党干部拥护欢迎,形同鱼水。到1948年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旅大党组织便于1949年4月1日公开与群众见面了。

从客观意义上讲,苏军进驻旅大,对东北解放战争乃至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我党控制东北,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更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对旅大这个战略要地垂涎三尺,但限于同苏联既有的约定而不能插足。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便反复不休地同苏联交涉要经大连运兵东北,均遭苏方坚决拒绝。而我党领导的八路军从山东海运东北的部队有时海上遇风暂时泊大连过境时,苏方都开放绿灯。

1946年至1948年,大连市处于美蒋海陆两方面的军事封锁之中,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物资来源被切断,城市居民处于半失业半挨饿的状态,要靠吃野菜才能充饥。苏军大力支持中共大连市委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通过海路,经过朝鲜港口,用军舰向大连提供粮食、植物油、罐头、蔬菜,还派士兵武装押送食盐去外地换取粮食等。运抵大连的粮食在苏军民政部的协助下,由大连市政府以固定的价格分售给市民。其间,大连市政府派人从北满采购了7万吨粮食、2万吨煤,但难以解决运输问题,苏军设法予以解决。苏军还把缴获日本的轮船交给大连市政府,从事旅顺到烟台之间海上运输。

苏军驻军对恢复、发展大连市生产,安定城市人民生活提供了许多帮助,毫无疑义,苏军进驻大连是给大连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利益。

当然,也不应讳言,在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约有半年时间内),曾发生过少数官兵酗酒闹事甚至调戏、奸淫中国妇女,抢劫居民财物等败坏军纪现象。这些行为曾大大损害了苏军的形象,引起当地群众不满与气愤,给反苏反共分子以口实,他们乘机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一时弄得人心惶惶。

我党各级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多次中肯地向苏联驻军当局提意见,他们也确实认真对待,严整军纪,直至对违纪官兵就地正法。他们痛心地对中国同志说,这种违纪现象之所以出现,来源于人类战争的巨大破坏性。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牺牲了两千多万人(当时苏联人口不足两亿),常常不得不把监狱里的囚犯、战场上的俘虏就地补充部队的减员。取消了政治委员制,政治工作削弱了。德国投降后,部队来不及整训,便直接从欧洲开进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士兵在长年残酷战争中形成的狂暴心理等等。这对于苏联红军来说,毕竟是战后混乱中短时间内非本质的表现。苏军领导人坚决整顿军纪的言行是显而易见的。从1946年下半年苏军从国内调来另外部队换防后,其军纪有了明显好转。苏军驻军还注意不断改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做“助民为乐”的各种好事,越往后越友好,出现过许多动人的故事。

由于旅大地区处在苏军控制、我党领导之下,这就在东北战场上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我而不利敌的形势:

一方面,辽东半岛南端被苏军封死了,美蒋无论从海上陆上,对旅大都不敢越雷池半步。日本投降后,他们既不能由此运兵,抢占东北;辽沈决战失败时,也不能由此退兵溃逃。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进犯到瓦房店、普兰店一带,因石河以南驻有苏军,就再也不敢贸然侵犯。国民党军曾几次向石沙驿以北普兰店的解放军进攻,有时向解放军炮击,苏军应解放军要求,以猛烈炮火予以还击,国民党军队的炮弹有时打到离苏军岗哨500米处时,苏军便提出严重抗议,因此国民党军指挥官对苏军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苏军对此也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我党我军却得以充分利用旅大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一块稳定的后方军工基地,向东北、华东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这是无可置疑的重大历史事实。

1946年下半年起,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央华东局协同策划,利用大连为苏军占领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大力发展军工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中共旅大地委将组织军工生产当着头等大事来抓,1947年7月,成立以民用企业名义的“建新公司”,其实是东北最大的军工企业。

建新公司几乎拥有了当时大连几个主要的大型重工业工厂,如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这些工厂原在苏军军管之下,经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出面与苏联驻军当局交涉,便顺利地接收过来。建新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方的支援。建新公司向华东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炮弹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支援。从1948年开始,大批量生产钢质炮弹,由海上运输,源源不绝地供应华东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大连兵工厂输送到淮海前线并投入使用的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在苏军支持下的大连军工企业,为夺取淮海战役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派遣到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会谈,交换中苏两党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其中双方在2月4日、5日的会谈中,涉及到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

米高扬说:“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

同年2月5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重申:“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然而,中共当时掌管的东北解放区根本没有海军,自然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好意。

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恐怕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军和撤销苏联海军旅顺基地。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毛泽东还说,苏联驻军旅大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这块基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交换看法,重点是处理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毛泽东在出访前就反复告诉苏联人,希望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来代替1945年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间订立的条约,可苏方一直没有回复。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在与斯大林进行第一次会谈时,就提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但斯大林最初反对“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至于苏联租用旅顺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坚持不让步。双方相持近半个月后,在毛泽东的强硬态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改变了态度,同意签订新条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1950年1月22日,在中苏两国政府领导人讨论到中长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时,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个办法。

毛泽东考虑,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海军尚在组建中,苏军在旅顺港再留驻一个时期比较有利,但又必须规定一个废除协定和苏联撤军的时限,否则即使现在就撤军,它随时可以再进驻。因此,毛泽东才赞成斯大林提出的第一个方案。

中苏所签订的新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在双方具体会谈中,根据中方要求,苏军撤出旅大的过渡时间规定为三年,即不迟于1952年年末苏联军队从旅顺撤出,并被写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第三、第四、第五条中。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日勾结对远东地区安全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中苏两国政府于1952年八九月间协商,同意延长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登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宝座。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他很需要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他不但积极推动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的援助,还提出归还旅顺口的问题。

1954年2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来到旅顺口军港,以慰问驻守在这里的苏军为名,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战略视察。朱德走访和慰问了苏联驻旅顺口海军广大指战员,在苏军驻军最高将领什维佐夫上将陪同下,视察了黄金山、白玉山、电岩炮台、老虎威等重要战略要地。朱老总洞察世界风云,运筹帷幄,他从旅顺口军港回到北京后,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提出苏军驻守的旅顺口军港及旅大防务应立即全部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很快到了1954年9月。这年9月,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典,并进行国事访问。9月25日,即苏联政府代表团出发的前两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工作人员还在进行有关协定最终方案和其他有关文件的修改和整理。尽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罗夫等一些人对归还旅顺基地持反对意见,但赫鲁晓夫仍力主归还。他表示,没有包括归还旅顺基地这些实际内容,苏联派如此高级的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庆典、同毛泽东会谈,将变得毫无意义。在赫鲁晓夫的带动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发表了大致相同的意见。最后,伏罗希洛夫才勉强在文件上签了字。

10月12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了《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指出:“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中国希望苏军撤出时,不仅将基地的设备留下,而且把炮兵武器也留下。赫鲁晓夫表示,所有的设备都可以无偿留给中方,苏方也同意把重武器留下,但要付钱。

1955年1月,驻旅大苏军向中国政府发出通知,“本年3月初开始向中国军队移交,预定5月底移交完毕”。1955年1月9日,从朝鲜胜利班师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始接管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

为便于旅大地区防务的交接,2月5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成立接收旅大防卫区委员会并公布委员会负责人名单: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任主任委员,副总参谋长兼东北军区代司令员邓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曾绍山、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郭述申任副主任委员,邱创成、向仲华、周希汉等14人为委员。2月11日,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负责接收苏联海军武器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军兵种也相应成立了接收分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沈阳军区部队于1955年2月21日开始接收驻旅顺、大连地区苏联军队的武器装备器材和防御设施。2—5月,中央军委又陆续调空军、海军和公安部队进驻旅顺口,并组建了海军旅顺口基地。

为顺利交接,苏军曾多次举办报告会,苏军官兵亲自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熟悉各种设备的操作方法。在接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机关和部队认真严肃地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接好、学好、团结好的要求,较顺利地完成了接收武器装备、技术器材和设备的工作。5月初,设备接收完毕。5月16日汇总签字全部完成。

苏联除决定将旅顺基地所有武器装备都卖给中国外,还决定将在安东(今丹东)的部分空军和防空装备也卖给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选择地有偿接收的主要武器装备有:各种飞机406架、各种舰船58艘、火炮1305门、坦克自行火炮357辆、汽车1684辆、雷达35部,另有各种炮弹、炸弹一批。无偿接收的主要设备包括营房150余万平方米(不包括地方代为接收的商业企业)、机场9个、修理厂修理所116个、仓库59座、医院9所。加上从安东等地的接收数,中国共接收了苏军1个潜艇基地、5个歼击机师、1个轰炸机师、2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师、3个地面炮兵师、3个高射炮兵师等部队的大部分武器装备。

从1955年4月6日零时起,旅大地区一切防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4月15日,辽东半岛防务正式交接签字,至5月27日,苏联驻旅顺口地区陆、海、空三军及指挥机构约12万人全部撤离。从此,旅大地区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由外国人统治和管辖的历史。旅大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此前的5月8日上午,旅大市各界群众11万多人,齐聚斯大林广场,隆重举行欢送苏军回国大会。中共旅大市委书记郭述申、市长宋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代表向苏军赠送两面锦旗。苏军指挥部代表回赠旅大市各界人民一面锦旗,并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旅顺口地区部队赠送一座精致的大炮模型。

旅大人民铭记在心里的永远是苏军解放旅大的历史功绩和十年相处亲如兄弟的友好情谊。如今仍巍然矗立在大连市人民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塔,继续受到一代代大连人的爱护与崇敬,便是一个明证。

文章来源:《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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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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