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孙志远，1911年10月12日出生在河北省定县大王耨村，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在担任三机部部长期间，开创了我国国防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发展新局面。
受命于国防工业困难之时
1961年1月，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孙志远调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兼任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航空、电子、兵器、造船等国防工业）部长。上任第三天，也就是1月7日他接到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贺龙元帅的通知，参加了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闭幕会。
当时，苏联撤退专家、带走技术资料，停止供应设备，给国防工业造成巨大的创伤；“大跃进”的浪潮冲毁了国防工业企业的基础性工作，军工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开始整顿质量时的“反右倾”过火斗争，使许多领导干部结了思想疙瘩；因自然灾害，职工生活异常艰苦；边防的战备，又给国防工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国防工业面临重大困难摆在孙志远的面前。
孙志远到任后，首要的任务是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他从做好人的工作入手，一方面坚决维护军委领导对军工产品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坚持抓整顿产品质量不放松；另一方面，以同事、朋友的身份同许多干部促膝谈心，总结经验教训，解除他们的“思想疙瘩”，使他们振奋精神投入整顿质量的运动。他拒绝有的人提出的要求撤换一批干部职务的偏激意见。他在东北地区一次军工企业干部大会上说：“企业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什么带路线性的错误。”他多次说，国防工业各级干部是党精心挑选的，绝大部分长期从事军事工业，责任心强，业务熟悉，经验丰富，知识水平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国防工业的复兴要充分依靠这支力量。
在处理产品质量问题，孙志远既坚持从严从优，又坚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当时，一个突出问题，是积压在沈阳飞机制造厂的新试制而又不合格的100多架米格19飞机如何处理。有的人主张全部报废。孙志远经过深入了解，认为这些飞机还有修复的可能。他一方面向空军领导人建议，请他们将这些飞机修复后用于训练；同时安排工厂逐架进行检查测试，使整架飞机达到合格标准，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的损失。
在整顿产品质量的同时，他从国家全局出发，积极考虑新产品的开发，要不要进行米格21飞机的试制，提上了日程。苏联专家撤走时，米格21飞机资料尚未到齐，全国配套也有不少问题，要试制有一定困难。孙志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得出结论：空军需要更新装备，航空工业需要试制新技术产品，虽然会遇到许多技术难题，但只要发挥自力更生精神，是有可能成功的。试制成米格21飞机，不仅可以增强空军实力，而且对整个航空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是一个带动和促进。于是他积极向中央军委建议，试制生产米格21。经过1961年中央军委北戴河会议讨论，又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罗瑞卿总长于1962年10月23日批准，同意试制米格21飞机（后称歼7）。
从抓产品质量入手整顿航空工业
1963年9月25日，中央批准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孙志远任党组书记。 9月26日，新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即航空工业部正式宣告成立，孙志远任部长。孙志远到航空工业部后，继续狠抓产品质量不动摇。到1963年下半年，艰苦细致的质量整顿已经历了3个年头，并开始取得效果。
这年9月，按优质过关要求新试制的米格19歼击机（代号歼6）试制成功。23日，孙志远赶到沈阳飞机厂，参观歼6飞机首飞上天表演。紧接着，哈尔滨飞机厂的米4直升机（代号直5）试制成功。从此，歼击机有了超音速的机种，直升机则填补了我国的缺口，这对航空工业和空海军都是大事。这两种飞机转入成批生产以后，空海军部队陆续得到优质新装备。12月11日，中央军委向三机部及沈阳飞机和发动机厂、哈尔滨飞机和发动机厂发出贺信，信中指出：“这是加强我国国防力量的一件喜事，是我国航空工业开始全面好转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总书记高兴地对孙志远说：“航空工业带了一个好头。”
孙志远预见到，要保证批量生产的飞机优质，比试制时的任务还要艰巨。因此，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要坚持质量第一。他说：“优质过关不易，批量生产更难。”他总结和运用群众抓质量的经验，形象地说：“在质量问题上要‘大事敲锣、小事敲钟、无事敲木鱼’，人人抓、时时抓、件件产品抓，丝毫不能放松，年年如此，永远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成批稳定地生产出合格产品。”他又说：“三种敲法之中，无事敲木鱼最关紧要。无事不敲，必出小事，小事不敲必出大事。”他还说：“有了质量第一的好思想，还要有好作风，这就是‘严’。对产品质量‘严’字当头，事事严，时时严，人人严，决不办无科学根据之事，决不推行未经试验证明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决不允许任何忽视质量的行为和思想。‘严’主要就是要高标准。首先是，不论产品的具体技术标准如何，都必须一丝不苟，用高标准的思想来生产。”当他了解到沈阳飞机厂出现质量问题苗头时，立即亲自写信说：“在航空工业质量问题上必须小题大作。”
在孙志远的领导下，航空工业坚定不移抓质量，取得了丰硕成果。沈阳飞机厂的歼6飞机、沈阳发动机厂的涡喷6发动机、株州发动机厂的活塞6发动机和霹雳1号空对空导弹等一批航空产品，均获得1964年国家新产品一等奖。当歼6飞机提交部队以后，孙志远又指示沈阳飞机厂由总工程师带队，到空海军部队、国防前线走访，调查产品在使用中的情况和问题，受到了部队欢迎和好评。调查获得了500余条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对改进歼6飞机设计，提高飞机质量和性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搞好飞机外场服务，实现生产与使用相结合改进产品的良好开端。
1964年1月，孙志远在航空工业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上，总结了航空工业迅速好转的形势，适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大计。他说：经过3年多的努力，“我国航空工业已经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根据航空工业现状，当前迫切的任务是在为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制造飞机维修备件的同时，抓紧把正在试制和进行优质过关的飞机和尖端产品试制出来，投入生产，成批地装备部队。在抓紧进行批量生产的同时，还要积极发展新产品，努力使部队的装备状况能够尽快地有所改善。”他向与会代表提出了航空工业1964至1970年的7年奋斗目标，“到1970年航空工业达到基本小而全，即建立一个基本独立完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航空工业，使空海军的航空技术装备能够有所改善，并且基本上走出仿制阶段，走上生产自行设计产品的新阶段。”
航空产品要走科研发展的道路
1964年秋，孙志远很重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体制问题，这是实现航空工业发展目标的需要。这个问题在1962年夏天被林彪否定后，他进一步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和思考。
就是那一年的一个晚上，他请三机部副部长、主管新技术的刘秉彦到他家里进行讨论，他说：“没有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就没有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有精通它的人去运用，才能创造出奇迹来；而这些精通科学技术的专门家必须同工业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源泉。”“为了适应这一要求，研究设计所、研究设计院只能属于工业部门，不能是别的样式。”
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还在于开始从仿制走向自行设计的新阶段，航空工业发展要有长远的眼光，对于航空工业的发展，要抓航空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在批量生产的时候，就要有新的产品设计和更新产品的规划。形象化地说，就是要“嘴上吃着一个（生产）、手上拿着一个（设计）、心里想着一个（规划）”，一代接一代，梯次展开。而要做到这样，没有科研与生产的结合是不行的。据此，经过部党组讨论，1964年11月，三机部上报了“部院合并、厂所结合”的报告。12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与三机部合并。
1965年3月，部召开部院合并后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加强团结，抓科研，促生产。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代表。李富春当场向毛泽东介绍说：“这是国防部六院和三机部合并后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议题是加强团结。”毛泽东说：“不反对了吧？合了好啊！”说完后爽朗地笑起来。孙志远立即回答说：“我们合作得很好！”
部院合并以后，孙志远更加全面地考虑航空工业的科研与生产发展问题。 1965年年初，他在研究科研设计发展规划时，明确表示：“宁可少建一套飞机工厂，也要把科研建设搞上去。”他一方面要求加快歼击机和发动机、航空仪表等设计研究所及试飞研究所的续建，一方面重点投资兴建空气动力、强度和发动机高空试车台等试验研究基地。他认为：“必须尽早结束仿制，走出自行设计的道路，这是个战略问题。”为了加快走自行设计飞机之路，孙志远对强5飞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强5是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超音速、超低空强击机，1961年开展整顿产品质量和调整缩短新机战线时，曾一度决定工作暂停。但工厂用“见缝插针”办法，坚持把第一架静力试验机试造出来。可是，该机在进行“全机悬空加载试验”时，因工作疏漏，导致飞机提前破坏，没有达到设计要求，这对濒临绝境的强5，无疑是雪上加霜。孙志远得知这个消息，立即赶到某飞机制造厂，径直来到试验台旁，直接听取强5总设计师陆孝彭的意见。陆孝彭把强5飞机的设计指导思想、战术要求、研制中遇到的问题、静力试验失败的原因等等，原原本本向他和当时在工厂检查工作的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作了汇报。
孙志远和曹里怀认为，新产品试制不可能一次成功，强5是一种好飞机，有利于改善和加强空军装备，应当给予支持。他立即召开工厂干部会，宣布恢复强5研制计划，再试制3架，其中1架再作静力试验，一定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勉励大家更加认真地工作，走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路子。强5飞机得救了。工厂没有辜负部领导的期望，1965年秋将强5飞机送上了天。第2架静力试验也获得成功，并于当年12月通过了初步设计定型。孙志远为了向中央领导宣传强5，调飞机到北京南苑机场飞行表演，接受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的检阅。表演获得成功，孙志远在飞机旁找到陆孝彭，高兴地对他说：“现在终于证明，上次静力试验提前破坏，是试验上的问题，不是飞机本身的强度问题。”陆孝彭紧紧握住部长的手，心中感激之情像春潮奔涌。此后，强5飞机列入部队装备序列，它的原型机和型机多批装备了部队并援助国外，成为能够支援地面作战的强有力的空中力量。
志在“夺取局部地区制空权”
1964年，孙志远在新产品试制定型以后，适时地抓了产品的批量生产，为部队提供装备。他重点抓了两个方面：一是抓“五机三弹”（“五机”，指五种飞机，即歼击机歼6，直升机直5，运输机运5，全天候歼击机歼5甲，初级教练机初教6；“三弹”，指三种战术导弹，即：地空导弹、空空导弹和海防导弹）的配套，一是抓成批生产。
孙志远从战略高度重视产品配套问题。1960年以前，飞机、导弹的许多关键配套部件，都依靠进口。自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也同时停止供应关键零部件。因此，能否依靠自己力量，生产飞机、导弹配套零部件，是关系到航空工业生存和发展的大事。他确定以“五机三弹”为目标实现小配套，一方面大力挖掘航空工业潜力，试制新产品，另一方面动员地方工厂实行专业化协作。经过艰苦努力，逐步落实了配套任务。到1964年冬，各项配套产品基本具备批量生产能力。紧接着的问题就是，1965年到底能够提供多大数量的成批装备。孙志远带着这个问题，先后数次到重点工厂调查，就工厂的生产能力、技术关键、干部职工思想、材料供应、产品配套等方面，细致地推敲，取得了第一手资料，坚定了较大幅度地上批量的信心。
1964年12月，孙志远向部务会提出“1965年是航空工业的彻底翻身年”，“要在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上，组织以‘五机三弹’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并具体提出了在1965年内生产歼6飞机200架和红旗地空导弹100发的大批量生产目标。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任务一提出，一部分中层干部表示不同意见，认为，1964年歼6飞机才生产30余架，第二年要猛增到200架，不仅主机厂能力不可能，辅机厂配套也跟不上。孙志远耐心做大家工作，说这是经过他充分调查、反复考虑过的，不要低估群众的生产热情，只要我们组织得好，是完全有可能的。要抓飞机这个“龙头”，来带动整个航空工业。经过工作，大家统一了认识，上下一致，齐心去抓。孙志远还派辅机局局长下厂蹲点抓薄弱环节。到1965年年末，200架歼6和100发地对空导弹优质超额地完成了。这是航空工业一次较大幅度的上生产台阶，整个航空工业呈现出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4年冬，正当航空工业蒸蒸日上之际，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农村向城市展开。在这个运动面前，孙志远排除各种干扰，狠抓航空工业发展，把四清和社教运动中正面的东西重点引向企业革命化教育，从而保护了干部，调动了职工的积级性，促进了航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到1965年年末，年生产水平又跨上了一个新台阶。1963年到1965年的3年中，总计生产交付各种优质飞机1055架，发动机3081台，导弹也已成批生产，新机正在顺利地进行设计或试制，从而改善了部队装备，增强了国防实力。到1965年，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了航空工业创建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航空工业发展中的一个新高峰。
当时，美国、苏联等国，对中国经常以武力相威胁，并不断炫耀其“空中优势”，在中国周边地区驻扎大量空军。孙志远深知“空中优势”对战争胜负具有重要作用。他在1966年年初集中了一段时间，和有关干部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进一步分析未来战争的特点，是防御战，主要战场将在我国本上。我国地面广，空域大，全面防御是不可能的，但为了保卫重点城市、重点目标，夺取局部地区制空权还是可能的。于是他的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我们要在未来防御战争中夺取局部地区空中优势”。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加快航空工业科研、生产的发展。鉴于我们是防御战，必须以歼击机为重点，要加紧高空高速歼击机、中空高速歼击机和低空超音速强击机的研制与生产，并配制地对空导弹。据此，他主持制订了航空工业第三个五年计划。
这个以“夺取局部地区制空权”为核心的计划目标一经制订，孙志远就广泛地进行汇报、宣传，求得有关部门的支持。他亲自向国防工办领导同志、向国家计委余秋里主任、陈毅元帅等分别作了汇报，还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同志的好评，印发了简报。李先念同志握着孙志远的手称赞说：“你把我们的心都打动了，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这个设想，也得到了主管国防工业的领导同志赞同，认为这是符合我国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就把这个设想纳入国防工业建设规划，从而决定国防工业建设以航空装备为突破口，打一场彻底翻身仗。
在“文革”初期不幸去世
由于发展目标明确，大家越干越有劲，航空工业的道路越走越宽，从上到下都处在热气腾腾之中。但好景不长，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孙志远头上。
1966年3月，孙志远到陕西阎良，组织新生产的轰6飞机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表演。尔后，随同邓小平去天水、兰州等地考察。他刚到兰州的那天，部里打来长途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请他迅速回部。他回部后，得知中央批评所谓“彭、罗、陆、杨”问题。罗瑞卿是主管国防工业的直接领导，势必对航空工业有较大的影响。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当“四大”引起了混乱，部内外出现各种形式的冲击时，他还表现了高姿态，谨慎地应付各种艰难场面。他惟恐航空工业大好形势受到破坏，还召来外地同志在和平宾馆开会，想再抓紧促一下生产。但一听汇报，面目全非，殊不知下属厂所领导已经瘫痪或半瘫痪，有的已停工停产。孙志远深深感到，运动来势凶猛，已觉得个人“无能为力”了！
1966年8月，孙志远参加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继《五一六通知》后，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以一个充满“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会议期间，还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明显地指向刘少奇。孙志远感到形势更为严峻，对此“很不理解”，忧心忡忡，内心十分郁闷。他不甘心航空事业因此受到损失，仍夜以继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预料不到的局面。
由于劳累过度，他经常头晕眼花，看大字报行列分岔。头疼时，就用凉毛巾敷头。其他部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多次劝他去医院住院检查，休息一段。他说：“工作缠身，挺一挺吧！再说医院也都乱了。”又说：“大家都很紧张，当前局面这么复杂，我怎么能在这时候休息呢！”他就是这样硬挺着，其实他这时候脑血栓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需要极大的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部领导开会讨论周总理打招呼会议精神。他头痛难忍，用凉毛巾敷头也无济于事，但仍坚持把会开完。深夜1点左右，他昏迷不醒，立即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在周恩来总理和许多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一个包括北京医院脑科专家在内的医疗抢救小组很快组成，经过18个昼夜抢救，终因病情严重，加上诊断较迟，于1966年10月11日，即在他55岁生日的前夕溘然长逝。他没有留下遗言，只是在病中模糊地喊了一声“不公道呀！”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噩耗传开，在三机部广大职工中引起了极大了悲痛，尽管部党委一再发出文告劝阻职工们不必来京悼念，还是有不少人自动前来吊唁，尤其是孙志远生前蹲过点的天津航空电器厂工人代表，更是痛哭不止，情景悲切，感人泪下。三机部所属企事业单位则纷纷举行追悼会，沉浸在衷心哀悼之中。
当天下午，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医院向遗体告别。12日，周恩来、李富春、陶铸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出席孙志远追悼仪式。李富春致悼词，评价孙志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是党的好儿子。”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伟大、壮丽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
文章来源：《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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