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柱
70年前的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七大，相隔了整整17年。其间，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召开七大问题，但都因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主观条件的不成熟而延期。现在，在全党整风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在抗日战争面临胜利的条件下召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七大总结了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制定的路线，指引全党夺取抗日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一
七大的召开及其工作，表明这时的党已经是一个思想更加一致，队伍更加壮大，组织更加纯洁，并且形成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空前的团结，它已经成长成一个能够带领人民实现党的纲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反动势力、建立新中国的党。
首先，党已在严峻的考验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坚强政党。这时共产党员已由万里长征会师陕北时的3万多人发展到120万，并且已经走出了狭小的范围，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党。经过锻炼、成熟和壮大，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这已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归。
这时的党已经具备了争取和实现胜利的条件，应当自觉地把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担当起来。事实表明，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已是指日可待，对于这个神圣的任务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懈怠，这是必须首先明确而不可动摇的。而七大更清醒地、及时地把战胜日本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这就是说，党是把抗日战争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其结果，不应当是继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旧中国，而应当争取人民胜利前途的一个新的中国。这就存在着新旧两个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任何人企图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就要求党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毛泽东认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五个人之中就有四个人是农民，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①如果那样的话，“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他还说，我们的根据地“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军队也要发展，“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②为了争取胜利，毛泽东特别提醒全党要谦虚谨慎，他在七大报告中曾经设想我们可能遇到的十七条困难，使全党处在有准备的状态。
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七大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他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③并把这些作风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毫无疑义，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外在体现，是群众认识党的一面镜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突出的政治优势。这三大作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党的学风，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争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正确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后者，毛泽东特别强调： “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且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④具有这样优良的作风，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起了保证作用。
其次，形成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团结。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在延安时期，为了进一步在思想上清算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做了大量的思想理论工作，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全党获得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统一认识，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七大通过经过修改的党章，正确反映了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它对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指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偏向”。这不但为全党确立了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且也为党的团结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对于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修改党章报告中作了科学的阐释和界定，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⑤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涵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的中央领导。七大经过充分的酝酿，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遵义会议以来逐步形成的、全党公认的领袖。他们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选择的，具有坚强的信念、意志和丰富的经验，富有远见、能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善于依靠人民群众和集中集体的智慧，善于团结全党一道前进，并且能够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这样领导集体的诞生和确立，对于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
制定党的“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七大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深入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⑥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于这条路线，毛泽东特别指出：“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⑦这深刻说明，无产阶级在民族战争中要自觉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相统一的目标，因而有了今天胜利的前景；而在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刻，更要自觉地贯彻这条政治路线。
毛泽东在七大讲话中提出“什么叫领导”的问题，他强调“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他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⑧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红军到达陕北后，实行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的转变，就显示了这种预见性。
这里以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为例，说明在八年抗战中党是怎样自觉贯彻这条政治路线，是怎样体现了非凡的预见性。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党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地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这个转变在1935年12月就提出，到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它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他说：执行这条方针，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斗争，依托比较好。这个方针就是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相当的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权，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和干扰。什么叫游击战争？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什么叫山地？就是创造根据地。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内涵，从战略高度指明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⑨这就是说，这个决策，不但是从抗日战争的全局，而且也是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是从政治的高度作出的；因而，它对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关系极大。
实现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得道多助的长处，有效地抑制日本经济力和军事力的优势，对于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从政治方略上说，对于保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亦有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势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并得到国民党的呼应，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其狭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仍然坚持其在联共的同时反共的基本立场，而在抗战中后期其妥协、反共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因而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对于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无疑是有着重要的作用。正是我们党坚持了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抗日力量的方针，从而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确而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肯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阶级矛盾的解决也是推动主要矛盾解决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实现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也是在民族战争中争取人民胜利前途的极其重要的一着妙棋。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它总是一贯地、英勇地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列；但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又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要争取人民的解放，争取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的实现。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这就不但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时机成熟、蒋介石拒绝民主建国的情况下，也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条件。从这里可以看到，如果在抗战初期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不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我们就没有同国民党顽固派分裂、妥协倾向进行斗争的实力，就会失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阵地，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革命的主观条件，他在这时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那么，既然胜利在望，为什么还要继续强调这条政治路线呢？这是因为要把胜利的可能变成现实，还要经过艰苦的努力，还面临必须战胜的严重困难，这就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更加放手地发动人民群众，壮大革命的力量。
党确定的“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战略目标，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但如前所述，即使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仍然有两个前途。毛泽东深入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两条路线，指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造成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是代表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这就是说，他们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为了他们少数人的利益而保留老中国的状态。这个反人民集团的独裁统治，不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而且“又是内战的祸胎”。毛泽东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内战危险的存在，他说：“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⑩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美国已成为国民党的靠山，美国为了在战后企图称霸世界和中国的权益而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毛泽东敏锐地在七大讲话中指出：“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能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 他特别提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的危险。 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从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进入希腊。随之不久即指挥英军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国侵略者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毛泽东的这个比喻， 就是警示我们党要高度警惕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及其直接干预中国革命的阴谋，要防止“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
上述表明，在胜利面前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毛泽东说的“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表明既要看到胜利的前途，而关键在于“要准备”。这种准备，既包含思想精神方面的准备，又包括物质力量方面的准备。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的基点，是放在“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上面。手是在我们自己身上，问题是敢不敢放，也就是敢不敢胜利。这种敢于放手，既是现实的，又是富有预见的。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他强调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虽然有胜利的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稳固的基础了。” 由此可见，这时中央作出先期占领东北，着力经营东北根据地的决策，是多么地富有远见，对于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所以，有没有这种准备，后果是大不相同的。事实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少国家人民革命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同样存在胜利的前途。战后，美国为了称霸世界，一方面，散布“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为控制亚非拉地区以至欧洲各国制造借口；另一方面，对各国蓬勃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采取威吓利诱的办法，实行“你交出军队，我给你官做”的策略，使一些国家的党受骗上当。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人惧怕美苏战争，要求以国内的妥协服从国际的妥协，也使一些国家丧失了有利的革命形势。比如，1940年6月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后，法国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开展抵抗运动，义勇军、游击队的活动遍及全国，军队数量发展到数十万人。到1944年9月，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下，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本土基本上获得解放。这时，法共决定走和平、议会斗争的道路，其领导人多列士曾要求游击队在一定条件下与政府军合并，建立一支新的人民军队。这一要求未能得到实现后，便单方面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交出了军队。在议会选举中，法共成为第一大党，在内阁中占有五名法共党员，多列士先后担任国务部长、副总理。但时隔不久，1947年5月法国拉马迪埃政府以政策分歧为借口，将法共排挤出政府。结果，一切革命成果都丧失殆尽。
这个时期，我们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改造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所以也存在做官的问题，也存在要不要交出军队的问题。对于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分析了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要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屈求全，而这个政府是我们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而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正如他在后来明确指出的：“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全，不能交出去。”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爆发问题，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就作了否定的回答，后来他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进一步揭露了美国反苏战争的宣传是它所放的烟幕，目的是为了压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1946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指出国际间的妥协是可能的，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正是这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坚定而明确的原则立场，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三
党的七大提出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什么国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根本问题。这个斗争，说到底，是争取人心的问题，而人心的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就在我们党的七大召开的同时，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他们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就代表了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不同发展方向。国民党六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抵制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它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样子，它许诺的“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实施宪政”，但他们要召开的“国民大会”的代表，仍然是抗战前由国民党圈定的和包办选举产生的代表；“国民大会”要讨论通过的宪法，仍然是1936年国民党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而国民大会的职权则规定须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常会“慎重研讨后决定”。由此可见，他们所谓的“还政于民”，只是一场骗局，而仍然坚持的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六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动员其全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报告中说：“党内诸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大会声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蒋介石在会后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讲话，公开诬蔑“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恶毒地把共产党比作“臭虫”，必欲灭之而后快。这一切表明，蒋介石早已下定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决心。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希望通过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和平的途径进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用各种办法，防止内战，揭露内战，使内战愈推迟愈好。对蒋介石，毛泽东说：“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给国民党留有余地”，要求他“洗脸改造”，即是“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但是，毛泽东清醒地认识蒋介石的本性，他指出：“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毛泽东明确指出，蒋介石实行这个方针的目的，“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毛泽东警告说：“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说，如果蒋介石拒绝洗脸，变成一个“大花脸”，内战发生了，那我们就看情势，号召群众起来打倒他。
这里应当指出，抗日战争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为蒋介石改变反人民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这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对蒋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彻底改弦更张，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作出贡献。但由于蒋介石出于一党私利，在参加抗战的同时，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变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对于这种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他们是毫不隐晦的。1944年8月，陈立夫在国民党员茶话会上放肆地说：“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干部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 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倾向，也时有表现。正是由于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导致了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导致了国统区严重的社会危机。对于蒋介石在抗战中后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不但中国共产党给予了批评和斗争，而且许多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加以谴责。爱国侨领陈嘉庚曾以大量财力物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抗战，但在他目睹了国统区上面贪污腐败，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叹为“亡国之征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后，通过考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美国驻华人员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史迪威（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高斯（美国驻华大使）、包瑞德、戴维斯、谢伟思等，通过观察和研究，认为国共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发展成为内战，就国民党的本性和弱点导致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必将在这样一个战争中得胜”。这充分表明蒋介石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在民族战争中的局限性。战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使人民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正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的下场。人民群众最后是以手推车进行表决，选择了共产党，碾碎了蒋家王朝。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这一切，正如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33、33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页。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33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1051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页，319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页。
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24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页。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7-1068页。
引见《黄炎培日记》第8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1098页。
来源：《中华魂》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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