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同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长期担任党和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领导工作，“是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他头脑清醒，目光敏锐，经验丰富，对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很有研究，为制定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党中央、毛泽东对陈云杰出的领导才能十分赏识。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或听取领导干部汇报时，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陈云，尤其是在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陈云的一些观点、主张更使毛泽东对陈云的领导才能和工作方法有了充分认识。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对王任重等人说：陈云肯“用脑子想大问题”，“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同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由田家英率领的赴湖南韶山农村调查组全体人员，说自己对农村还不熟悉，工业就更不熟悉了，不如陈云同志。
毛泽东极为称赞陈云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陈云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的方法。陈云常说：“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他还说：“领导干部掌握真实情况很重要。”“掌握真实情况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向自己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去了解。”这个见解是非常精辟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陈云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做什么工作、解决什么问题，都非常重视、特别善于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陈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笔者研读《陈云文选》《陈云文集》和《陈云年谱》，最大的感受就是他十分务实、唯实，绝不讲空话、套话，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进行的农村调查研究，就是他众多调查研究中的典型。
“大跃进”运动本来是想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过上好日子，使国家早些实现富强，但由于超越了实际可能，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适得其反，受到严厉惩罚。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刻。为了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中央、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当时身体不好，医生建议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他还是坚定地响应中央的号召，决定亲自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6月27日到7月11日，陈云在上海青浦县的小蒸人民公社住了半个月，进行了仔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尔后又到江苏、浙江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养猪、种单季稻还是双季稻、自留地等三个专题调查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宝贵的实际材料，也为全党树立了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光辉榜样。笔者认为，陈云的《青浦农村调查》其现实指导意义强，意义深远，给我们的启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调查研究必须作充分准备，抓住要点、目标要明确。这次青浦调查，陈云事先拟定了三个重点问题：养猪问题、农作物种植安排问题和自留地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当时中国经济特别是发展农村经济的要害。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食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关系到六亿多人口的吃饭、关系到工业的发展、社会的稳定。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始终对粮食问题非常重视，认为粮食定，市场定，人心稳；粮食紧，市场紧，人心乱。陈云说过，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无粮则乱”，“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粮食问题和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紧密相联。1961年5月3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众所周知，旧中国是经济极端落后的农业国，国民党留给我们的是个烂摊子。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粮食产量仅为11318万吨（即1131.8亿公斤）。经过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运动，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1957年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即1950.5亿公斤），比1952年增长19%。但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一再发展，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1700亿公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2000亿公斤减少300亿公斤。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1435亿公斤，比1959年又减少265亿公斤，以至于国家粮食库存急剧下降，城市中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农村中饿、病、逃、死现象大量出现，城乡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
如何才能克服困难、扭转被动局面？陈云认为，首先必须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因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农业生产中主要的问题又是粮食生产，只要有了粮食，人心才能安定、局势才能稳定。因而，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这团乱麻中，陈云抓住了粮食这个最为紧迫、最为关键的线头。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等问题都是和粮食生产直接相关的问题，要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就必须解决这三个问题。
陈云对这三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在到青浦调查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如在养猪问题上，陈云在此之前就召开过座谈会。
在1958年公社化运动期间，全国曾掀起大办养猪场之风，农民私养的猪都归了公，由集体饲养，这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集体养猪场由于饲料缺乏，又没有经验，养的猪却愈养愈小、愈养愈少。1959年纠“左”时就发现猪的存栏数严重下降，只好把猪还给农民私养。但由于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各地又把猪收归集体饲养。1960年中央在制止“共产风”、调整农业政策时，提出了“公养为主、私养为辅，公养私养并举”的政策，再次把一部分猪交还给农民私养。虽然几经反复，却没能彻底解决养猪问题。深知农村和农民情况的陈云，对农村养猪问题始终十分关注。他一直在考虑养猪的最好发法，如何才能更好地照顾农民的利益，降低成本、增加产量？通过调查，陈云起草了有关养猪应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文件，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61年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文件，规定了养猪方针是“私养为主、公私并举”。
到青浦调查之前，陈云还预先让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薜暮桥带一个工作组先去进行摸底调查，布置对这三个问题的调查，提出怎样做到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全面发展；既要解决吃饭问题，又要解决穿衣用钱问题的任务，为他随后进行的调查研究作了准备。
二是调查研究必须选择合适的调查地点、合适的调查对象。在调查中要能听到真话，查到实情，必须对调查地点、调查对象进行慎重选择，绝不可草率从事。陈云总结了两种主要的调查方法：一种是亲自率领工作组下基层，直接向群众了解情况；一种是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这次调查，陈云其所以选择上海青浦，既是因为这里的情况在太湖流域比较典型，有较大的代表性；而且因为这里是他的故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在小蒸领导过农民运动，特别是建国后他曾多次到青浦进行过农村调查，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当地农民朋友也了解他，能够对他讲真话，使他能了解到农村最真实的情况。
毛泽东说过：“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重要条件。”在领导工作中，陈云同志一贯严于律己，勇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对群众坦诚相待，真心相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并不因为自己是高级干部而摆架子，装门面，因而群众对陈云也非常尊敬和信任，有不同的意见、观点愿意对陈云讲。在一次座谈会上，陈云就我国经济出现的困难作了自我批评。一位调查对象曾说：参加陈云召开的座谈会，能畅所欲言，心情特别舒畅。他了解农村情况，关心农民生活，讲话实事求是，态度平易近人，不讲空话、套话，讲的都是我们农村干部爱听的实在话，十分关心我们的基层工作，是我们农村干部的贴心人。我们完全相信，同他讲实话不会被扣帽子、抓辫子，我们因此敢于把一直闷在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真心话都讲出来，敢于把当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偏差都反映出来。
三是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时，既要听面上的汇报，又要就重点问题反复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还要深入群众进行实地调查。“大跃进”期间，一些人报喜不报忧，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弄虚作假。怎样才能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陈云在《青浦农村调查》报告中谈到，这次调查：“我听了公社党委两次汇报，召开了十次专题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几次主要是向农民做调查，有几次是和公社党委交换意见。我自己还去农民家中跑了若干次，观察他们养猪、种自留地、住房和吃饭等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为此，陈云在小蒸的日程安排基本是：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到农村、地头、养猪场、农民家里实地考察。陈云非常关心农民的生活状况，在走访农民家庭时，总要看他们的自留地，看他们的米缸，询问每家有多少存粮，够不够吃到秋收。鼓励农民多想办法，多提意见，克服粮食困难。
在自留地问题上，几年中曾几收几放。虽然中央规定要给农民一定的自留地，但很多地方并没有切实执行。小蒸也有一些干部主要是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担心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甚至担心自留地的资本主义倾向，因而对多分自留地存有各种疑虑。陈云在深入调查中，不少农民向他反映多种自留地有许多好处。针对社队干部的疑虑，陈云解释说，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量很小，多分一点自留地给农民，绝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反而能巩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种这样一点自留地决不会妨碍集体生产，相反地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国家规定的征购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经过反复座谈、讨论，农村的基层干部消除了疑虑，统一了认识，提出要“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在调查中，仅养猪问题，陈云就召集公家养猪的人、私人养猪的人各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公社的15个养猪场，陈云看了其中的10个。同时，陈云虚心向有经验的农民作调查，亲自到农户家中看他们的猪圈。经过深入仔细的调查研究，陈云得出了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是把母猪发还给农民私养。在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问题上，陈云亲自到田间地头向经验丰富的农民作调查，询问早稻、晚稻、小麦、蚕豆的耕作规律，了解种双季稻和单季稻、稻麦间作的优缺点。
四是在调查研究中要进行比较研究，反复衡量，作出决定。陈云说过：调查研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有各种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主要的方法。他在调查研究中反复作多层次的比较，对干部、农民的意见进行比较，对正反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尤其重视听取反面意见。陈云指出：“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得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他反复告诫我们的干部：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
在青浦农村调查时，陈云主持了多次座谈会，细心听取干部的汇报和农民的意见，向大家提出许多问题，认真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启发大家进行深入的讨论。然后带着座谈会上的问题，到生产第一线去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再回到座谈会上，结合实际情况，展开讨论，反复比较分析，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比如，在猪的公养与私养问题上，1961年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文件中规定养猪方针是“私养为主、公私并举”。但对母猪是公养还是私养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当时上海市文件规定不准私养母猪，并把它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陈云在调查中对母猪、苗猪的出生率、死亡率、生长期、饲养方法、成本开支等多方面进行了比较。小蒸农民原来有养母猪的习惯，每十户中大约有三户养母猪，农民有丰富的养猪经验。私养的母猪一年可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的死亡率为6%，而公养的母猪年平均只生4.5头苗猪，苗猪死亡率高达89%；私养的肉猪平均每天可以长0.5斤肉，一个月可长10多斤，公养的却只能长五六斤；私养的猪一般都是利用辅助劳动力和工余时间，即使是养一头母猪一年也只要少出工十到二十天，公养的则要用整劳动力；私养猪能赚钱，公养猪却要亏本，1960年小蒸公社公养猪亏本38000多元，平均每一农户要负担16元，还未算上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投资；……结论是明显的：为了保证养猪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应该把母猪下放给农民私养。根据陈云的意见，小蒸公社决定把集体养猪场的母猪由原饲养户领回私养。农民的养猪积极性被激励起来，几乎家家都抢购苗猪，迅速掀起了一个养猪的高潮。
在农作物种植上，一度曾盛行“旱改水”“单改双”，把推广双季稻种植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在小蒸地区，种双季稻可比单季稻每亩增产220斤左右，但农民却不愿种植双季稻，意见很大。为什么呢？陈云经过反复比较发现，如果全面算账，种双季稻各方面损失很大，实际上并不合算。因为种双季稻不但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肥料、种子，而且影响寄秧田的产量，也不能种夏熟的豆、麦等作物，加上其它一些损失，全面算账，反而要比种单季稻少上250~270斤粮食，实在是得不偿失。
五是确定方针政策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陈云这次调查的重点是青浦，但陈云并未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全局。在青浦调查之后，陈云“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嘉兴专区几个县（如嘉兴、嘉善）、苏州专区几个县（如吴县、吴江、昆山）的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支部书记，研究了种双季稻和种小麦的问题，也顺便问了养猪和自留地的情况。另外，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县委的同志，调查了种植情况，研究了农作物种植安排上的有关问题。最后，就养猪、农作物种植安排、自留地等三个问题，同上海市委、浙江省委、江苏省委交换了意见。”在养猪问题上，陈云主张总体上应该以农民私养为主，但他同时提出：“有些地区养猪有一定基础，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上海市近郊的蔬菜产区，大概有十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目前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 因此，“母猪私养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农作物的安排上，种小麦还是种蚕豆，“主要决定于地势的高低和土质是否适宜。一般来讲，在低洼地区不宜多种小麦。如青浦县，东部地势高于西部，种的小麦历来就比西部多，亩产量也比西部高。上海市的上海、宝山、嘉定等县，苏州专区的江阴等县，是小麦的高产区，历来多种小麦。”是种双季稻还是种单季稻，要从气候、人口与耕地的比例等多方面考虑。如果无霜期比较长劳动力又充足，种双季稻就较为有利。所以，陈云指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好。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种双季稻也不一定适宜。”
经过深入的调查，在反复的比较研究之后，陈云才形成了《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资料翔实、观点鲜明、分析透彻、可供操作的调查报告。这三个调查报告被提交给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党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确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作出了贡献。
来源：《中华魂》杂志2015年8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