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森口述 陈华整理
（接上期）
二、边区思想理论宣传战线上的主力军
报社在游击办报中，不仅出版报纸，还兼负了出版书刊的任务。当时，报社实际上已成为晋察冀边区宣传理论战线的一面旗帜。
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五卷本）是《晋察冀日报》社对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项特殊贡献。
1938年夏天，报社得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书。邓拓看过后，敏感地认识到这本书是指导全民抗战最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希望让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尽快都能读到。他提出，报社不仅要出报，还要出书。于是，报社马上印制了《论持久战》单行本，并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连载十期，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及时传达到全边区。出书后很快销售一空，又再次增印。从此，毛泽东持久抗战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在晋察冀边区迅速展开。1939年和1940年，报社又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促进宣传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步步深入，形成了群众性的学习高潮。1942年，报社又出版了《毛泽东言论选集》。在“七一”党的生日那天，邓拓专门撰写了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毛泽东主义》的社论在报上发表。1944年5月，报社正式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五卷本），这是我们党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其意义重大。后来，胶东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和渤海书店曾先后翻印过此书。这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五卷本）后来还被译成俄文等外文并传到国外。可以说，《晋察冀日报》为把毛泽东思想宣传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晋察冀日报》在向边区的干部群众公开发行《毛选》的同时，还秘密地向敌占区同胞发送。对北平、天津等敌占城市发送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是以“北平佛教总会印”的《大乘起信论》作为封面，伪装秘密发行的。到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报社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指示，出版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袖珍本，封面用《婴儿保育法》作书名，秘密散发到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沈阳、大连等敌占城市，向广大敌占区同胞指明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光明道路。
除了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报社还编辑出版了许多通俗化的普及读物。如1938年最早出版的白求恩为八路军医务人员编写的教材《疗伤初步》。此后，陆续出版了《通俗大众自然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儿童丛书》《青年儿童文艺丛书》《文艺丛书》《鲁迅的故事》《时事丛书》《边政读物》。还有体现群众文艺新方向的《穷人乐》《冬学课本》《民众识字课本》《摄影常识》，以及专为报社通讯员出版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还出版了一些适合文化水平、政治水平较高读者阅读的书，如《论民族民主革命》《中国通史简编》《社会科学概论》《鲁迅小说选集》等等。报社出版的这些通俗读物和报纸遍及晋察冀的广大农村和根据地的许多机关学校，为抗日军民普及知识和提高群众思想政治文化水平提供了条件。
用社论指导工作
1938年4月，邓拓在接办《抗敌报》后第一次编辑会议上就把编写社论作为《抗敌报》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报纸的社论必须从宣传持久抗战、宣传敌后游击战、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和发动群众参战的需要出发，针对现实大事，及时进行理论论述和思想引导，以达到统一思想、指导工作的目的。
聂荣臻、彭真、刘澜涛、姚依林等边区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给报社撰写社论，对反“扫荡”形势、政权建设、经济问题、整党整风、学习运动等发表见解提出指导性意见。党、政、军主要领导同志写评论多，这是边区全党办报的一种突出表现。
开展批评自我批评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是《晋察冀日报》办报的宗旨之一。1938年冬天，《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一连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稿子，其中有一篇揭露灵寿县发生的一起冤案。一位叫刘庆山的抗日自卫队员检举区长贪污，竟遭区长报复诬陷。灵寿县长不做调查，偏听偏信，非法枪杀了刘庆山。当时《抗敌报》派记者调查属实后，立即将真相登报，连续发表新闻、群众来信、调查报告、社论，邓拓还为这位抗日积极分子写了《哭栓牛》的诗。边区政府后来依法认真处理了区、县长，边区党报也报道了这件事，群众反映很强烈。在群众眼里，这是为百姓申冤，是代表党、代表抗日政府执行政策，自然就加深了群众对共产党、对抗日政府的信任，也加强了对党报的信任。
这类说真话、讲真事的稿件能在《晋察冀日报》上公开发表，报社需要勇气，需要高度的责任心。这样既可以教育干部、群众，同时也教育了办报人自己。说真话，认真运用报纸的阵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对树立好的党风，争取民心，是多么重要。
三、努力为老百姓办报
1938年，报社在创刊初期就对为老百姓办报就有着十分明确的意见。报社从军区主办转向由根据地党委主办，就是要使报纸更好地面向根据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人民喜爱的报纸。
报社领导十分清楚，虽然报纸的读者多达数省的群众，还要向边区以外发，但主要的读者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报纸为老百姓办，也要由老百姓参加办。报纸要办好，就要为老百姓讲话，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使党报成为党与群众紧密联系的纽带。
《晋察冀日报》为老百姓服务的表现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副刊多，报纸为边区群众创办了20多种各有特色的副刊。邓拓是《海燕》《老百姓》等许多副刊的倡导者和创办人。他对报社的同志说：“我们的报纸是对战士、对老百姓进行宣传的。报上登的文章要让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又说：“什么叫好词？不管土词、洋词，老百姓看得懂的就是好词。”
创办《老百姓》副刊
《老百姓》副刊是《晋察冀日报》创刊不久，于1938年11月21日在游击办报行军中创办的，这是《晋察冀日报》群众性、人民性、通俗化的办报方针最集中的体现，是专门为“把群众动员起来抗战”这个头等任务服务的。因为我是河北人，熟悉当地情况和本地语言，邓拓就指定让我主编《老百姓》副刊。当时，《老百姓》副刊不仅放在正报上刊出，还印出单张，供边区广大农村和各基层单位的读报组、民校、夜校、墙报、黑板报、广播站和分散活动的游击队采用。《老百姓》的发行面比较大，读者群遍及北岳山区、冀中平原。虽说是副刊，但内容包括持久战、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的战术，以及民主选举、拥军支前、坚壁清野、扩大生产、科技知识、卫生常识、读书学习、文化娱乐、抗战歌曲等等非常丰富。其中经常刊登的是抗敌英雄的模范事迹，集中宣传的是全国上下人人参战就能打败日本鬼子的道理。副刊《老百姓》与《边区民众》被誉为“老百姓自己的报刊”。
多种副刊，百花齐放
军队、政府、经济和文化部门，工、农、青、妇等各群众团体都需要运用党报的特殊阵地，教育和动员各自所联系的群众，以利于开展工作。为此，报社尽力帮助各个方面把各种副刊办好。
《子弟兵》《边区文艺》《海燕》《边区青年》《边区妇女》等多种副刊陆续出现在报纸上，体裁多样，通俗易懂。内容有文化知识、杂文、随笔、纪实报告文学、散文、小说、诗歌、漫画、木刻、小故事、短新闻，偶而也发表长篇通讯，介绍生动感人的抗战故事。报社的副刊最多时达到20多种，出刊达600多期，可说是繁花锦簇。这样，大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才被吸引过来，他们纷纷给副刊投稿，使副刊成了“全党全民办报”的重要体现，成了一个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交流经验和百花齐放的园地；成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
为敌占区同胞办《实话报》
报社还专为敌占区的群众办了一份《实话报》。这是在战争年代，党报群众性、人民性的一种突出表现，受到广大敌占区百姓的欢迎。这份报纸发向日寇占据的城市和铁路沿线的同胞，也给敌伪军看，这是当时全民抗战的需要，也是《晋察冀日报》承担的一项特殊任务。办这样具有特殊性质的报纸，不仅历史上未见过，就是同时代的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是仅有的。
报社对这项全新任务十分重视。因为晋察冀根据地周围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承德、山海关、唐山等城市，以及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同蒲、正太等铁路沿线的几十个县城的万千同胞。他们在日寇的统治下，消息十分闭塞，天下大事，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他们从敌伪办的报纸上看到的都是欺骗宣传、毒化教育，偶尔从我们地下工作者口中传过去的抗战要闻、八路军打胜仗的好消息，百姓高兴之余却感不满足。针对这种情况，报社创办了专门供敌占区群众阅读的《实话报》，一经出版发行就大受欢迎。《实话报》这个报名也是针对敌伪汉奸报刊的虚假欺骗宣传而起的。我们用实话、真话、可信的报道打破敌伪汉奸的欺骗宣传。我们把抗日根据地的新建设，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寇的胜利消息，全国抗战的进展状况，日寇“三光”政策的残暴罪行，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形势等连续报道给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对敌占区群众的关怀和希望，通过这份报纸传送给他们。敌占区群众得到《实话报》后如获至宝，互相传阅。他们多么需要听到“打日本，救中国”的声音，多么希望看到边区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因为那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是中国的希望啊！
《实话报》是一份独立的报纸，邓拓让我主编。这份报纸虽然篇幅不算大，但是工作量并不小。我是在编辑《晋察冀日报》的同时兼职做这项工作的。报纸从设计、组稿、编辑、校对、发排几乎全由我一个人完成，常常是在油灯下一干就是天亮，工作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反而有一种成就感。由于《实话报》非常注意真实性，不写半点不切实际的文字，更不讲套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注意形象生动，使敌占区同胞看了口服心服。
四、一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新闻队伍
在《晋察冀日报》创办初期，也就是《抗敌报》石印时期，聂荣臻、黄敬、舒同、邓拓等领导同志就清楚地认识到，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经常处于打游击的状态下，办报不可能有和平的环境、稳定的工作地点和舒适的办公场所，办报注定是异常艰险的。从那时起，游击办报的方向就已经明确了。1938年4月，在报社五人会议上，邓拓以及编辑、记者、出版、发行人员都表了态，就是在石印报的困难情况下，我们游击办报的意志也绝不能动摇。
我们这支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的新闻队伍来自五湖四海。主任邓拓是福建人，副主任洪水是越南人，记者仓夷是南洋华侨。他们那时都很年轻，多数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邓拓任报社主任时仅仅是25岁的青年。抗战中期又来了一些年稍长者，如副总编及副社长郑季翘、娄凝先、张致祥、胡开明、李荒等，他们也只有30岁左右。报社这支队伍从抗战初期的十几个人，逐步发展到500多人，抗战结束时达到700人左右。抗战期间，报社进出总人数达到1000多人。
由于报社的骨干都是共产党员，所以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谁见过一边打游击一边出报纸，出一期报换一个地方的报社？谁见过腰里别着手榴弹的报社编辑记者？白天敌人来围剿，我们把机器纸张埋起来，在山沟沟里与敌周旋，晚上我们挖出机器照样出报，一天一期，期期不落。记者没有办公桌椅，或搬一块石头，或趴在膝盖上写稿子，照样写出高质量的消息、通讯和其它各种稿件。编辑没有电灯，在麻油灯微弱的光亮下照样编出整版的报纸。印刷稿件没有固定的车间，8匹骡子驮着印刷机在大山里与敌周旋，即使在四面透风的牛棚里照样能支起机器印刷报纸。发行人员没有现代化运输工具，他们肩扛背驮照样把报纸送达边区和敌占区读者手中。试问，这样的报社世界上哪个国家、哪个党、哪个军队有过？如果说有，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里才会有。
我们报社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编辑部里只有一匹马，是邓拓的坐骑，但是他经常把马让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我们是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是个能文能武的战斗队，每人都担负着多种任务，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是战斗员。办报时能写稿、编辑；行军时能侦察、放哨、搬运物资设备；遇敌时能与敌人武装对抗。在紧急情况下，编辑记者时常还被派出去侦察敌情，通过敌人封锁线去与地方党委取得联系。更不用说我们的特派记者常年在烽火前线上采访所冒的巨大风险了。
我们这个集体有着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行军、采访和发行中与敌人遭遇、战斗是经常的，我们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为抗日牺牲生命，我们也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特派记者雷烨在平西、冀东、北岳山区转战4年，写了大量抗战通讯报道。1943年4月，他到平山县曹家庄去采访时被敌包围，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群众迅速转移，让和他同行的同志带领群众突围。他坚定地说：“你们快撤，要死死我一个。”他断后并与敌人交火，打死了好几个敌人后身负重伤，为了不当俘虏，他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地老百姓怀念他，为他立了纪念碑，栽上了“雷烨树”。爱国华侨为纪念他，在他的牺牲地所在村建立了“雷烨希望小学”。归国华侨仓夷是报社的优秀编辑记者，转战前线6年，发表过通讯100多篇。他在一次采访回根据地途中遭敌人暗害，牺牲时年仅25岁。报社国际新闻编辑组组长、优秀共产党员、从贵州遵义来到敌后坚持抗战的胡畏；电务队台长、技术干部黄庆涛（至今尚未找到烈士的家属）；报务员郑磊俊；发行人员、共产党员弓春芳、安志学；印刷工人侯春妮、曹斗斗在1943年反“扫荡”期间壮烈牺牲。他们为坚持敌后抗战，为党的新闻事业，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晋察冀的土地上。英雄的遗骸被安葬在老根据地阜平县马兰村的铁冠山边。邓拓为这七位烈士赋诗悼念：故乡如醉远，天末切栖迟。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报社的很多发行人员和交通员冒着敌人的炮火，身背报纸长途跋涉，保证了报纸发行的畅通。优秀发行员霍进礼在送报途中遇敌，壮烈牺牲。医生许力为了掩护报社病号转移而中弹身亡。报社烈士的英名镌刻在阜平县烈士陵园的“忠魂碑”上，永垂千秋！在游击办报中，报社共牺牲了40位同志，病殁了19位同志，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永远长眠在燕赵大地上。每当想起这些牺牲和病故的战友时，我的心里就十分难过，他们还那么的年轻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在我们这支新闻队伍里还涌现出不少工作模范。负责铅印的牛步峰、王书铭等倾全力克服困难，创制了轻便印刷设备，解决了游击办报中印刷和运输上的一大难题。发行干部尤奔卖掉家里的猪，买了一匹马，为送报员减轻跋涉中的劳累，使报纸能尽快送到转运站和读者手里。报社编辑张帆同志的父亲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从敌占区给报社购买和运送印刷设备时暴露了身份，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张帆同志化悲痛为力量，用手中的笔继续坚决地与敌人战斗，直至胜利。
五、邓拓——游击办报的好领导
邓拓是抗日游击办报的开拓者、实践者、带头人，经历了游击办报的全过程。我是《晋察冀日报》游击办报最早的参加人之一，并自始至终在报社工作。我亲眼见证了邓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感受至深。
邓拓同志是我们报社的最高领导。他十分好学，政策理论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文字能力强。他写文章从来都是自己执笔，报社发表的千篇社论中的绝大多数是由邓拓社长亲自撰写的。有人说这充分展现了邓拓同志的才华，但是，我认为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邓拓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对革命工作的极其负责任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无论在驻地，还是在行军途中，他无时无刻都在考虑工作。他常常是边行军边在马背上打腹稿，到了驻地下马就能迅速完成一篇社论。邓拓写的社论数量多，道理明，文风正，不空谈，因此在读者中影响很大。
邓拓要求我们要做新闻工作，不做“新闻官”。他既是主编又是记者，从不摆官架子。对于特别重要的事件，即使很危险，他都要亲自前去采访。如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时，他冒着危险来到八路军前方阵地，当面了解打击日寇的战斗情况，写出了长篇通讯《伟大的“七七”大战斗》，十分鼓舞人心。1940年,邓拓带领一组记者到百团大战前线采访。1947年，邓拓又带着一组记者到农村田间地头，就土地改革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邓拓一身正气，刚正不阿，又平易近人，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领导人。抗战八年中，报社来来往往千余人，始终团结得非常好。他是报社社长，是报社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报社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模范带头作用，保证了报社数百人的队伍在长期艰苦的游击办报中不被敌人打散，而且做出了巨大的成绩。邓拓是抗日敌后游击办报的创造者、坚持者、实践者，是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游击办报获得巨大成功的第一功臣，为抗日根据地的党报新闻宣传事业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我们称邓拓为革命家、新闻家、政论家、实干家、学者是恰如其分的。
（编者注：根据中共中央的总体部署，《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4日同时停刊合并，于6月15日创刊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本文作者陈春森1916年生，河北省曲阳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曾任报社编辑、记者、游击办报编辑组长、编辑部副部长、编委，后任《人民日报》编辑部副主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北方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国铁路文联主席、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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