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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抗日军事统战的基本内核是什么 

夏明星 龚图文 高桃源

2015年10月10日16:3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湘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过:“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其中,“各军队的统一战线”,就是军事统一战线。军事统一战线,简称军事统战,它是在反对拥有强大武力的共同敌人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其他武装力量组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敌的重要军事谋略艺术。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任弼时),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他又接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3年10月,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这时,彭德怀、刘伯承奔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邓小平成为主持华北抗战的主要领导人。在坚持华北抗战期间,他始终关注如何发展壮大抗日军事统一战线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军事统战策略思想。“为巩固统一战线,我意必须避免第八路军与其磨擦,缓和对立形势,在某些部分上实行让步”1937年12月,山西阎锡山部大败,八路军则借平型关大捷之威挺进山西敌后落脚生根,这让阎部对八路军的猜忌防范之心加重。身在山西抗日前线的邓小平,认识到要发展山西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必须对阎锡山部做出适当让步,“至少不损害其利益”。12月11日,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概述了山西境内国共两军的矛盾。其实,12月2日、6日毛泽东曾连续致电朱德、任弼时等,指示要注意同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关系,“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并“要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邓小平的基本思路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1938年1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一起领导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国民党友军,是他一直关注的重点。1939年1月27日,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一次党内会议上,他谆诲与会者把握“我们工作的精神”:友军怕我们瓦解其下层,我们要解除他的疑惑;发扬友军特长,反对只有八路军才抗日的作风,对友军胜利要宣传,优待一切抗日军人家属;对友军少批评多建议,要有诚恳的态度;要帮助友军解决困难;对友军态度要谦和,尊重他们及其家属;配合友军作战,挽救友军于危难,禁止挖墙脚,要帮助他们;大公无私地解决友军与友军间的纠纷。1 9 3 9 年5 月3 0 日, 邓小平在《解放》周刊撰文《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对于如何巩固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必须各方面具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纲领;必须各方面具有互助互让的合作精神;必须各方面以民意为依归;不仅要有各党派、各军队之间的团结,而且要加强各阶级之间的团结;必须严防敌人的造谣欺骗与挑拨离间。“ 我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汉奸石友三以回击”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一二九师不遗余力地在晋冀豫地区积极发展与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却叫嚣“宁肯匪化,不要赤化”“宁肯弄滥,不要八路军干”。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晋冀豫地区部分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邓小平一贯主张“以斗争求团结”。1939年8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一二九师部队对张荫梧部进行反击。张荫梧部全军覆没,张荫梧只身逃脱。1940年1月下旬,原来保持中立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石友三,指使部下向一二九师发动进攻,甚至勾结日寇,公开配合日军“扫荡”。2月3日,邓小平与刘伯承签发《冀南战役政治保障命令》,指出:“我军为了坚持冀南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不能不予汉奸石友三以回击。消灭石友三,就是消灭日本强盗的一部分。”同时,《冀南战役政治保障命令》又强调对石部官兵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即在火线上喊话,动员被欺骗的官兵脱离石友三。对俘虏要优待,打破过去惧怕俘虏的观念,反对打骂、虐待、搜腰包等行为,要认识争取俘虏是补充兵力的主要来源之一,要争取90%的俘虏补充部队。很快,石友三部遭到痛击,被逐出冀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区。1940年12月初,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处决。1940年2月初,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纠集鹿钟麟、孙殿英等,又向太行、冀南大举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决心反击,一二九师参战部队由邓小平统一指挥。3月5日2时,邓小平一声令下,战役发起。经过两天激战,歼灭了朱怀冰第九十七军主力及其他游杂武装1万余人,其中生俘7000余人。击退石友三部、歼灭朱怀冰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也没有力量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及民众知我之帮助及态度,以争取及孤立顽固分子”由于国民党军消极抗日一面日益显露,邓小平一改“对友军少批评多建议”的态度,指出:对于那些无理的不利于抗战的要求与主张,“应该加以严正的批评与拒绝”。1939年11月3日,他在太北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掷地有声地说:“公开批评友军,帮助友军,使其下层及民众知我之帮助及态度,以争取及孤立顽固分子。中心放在比进步,不放在消极抵制。”“公开批评友军”,不是要和国民党军撕破脸皮。1940年3月25日,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同年12月31日,毛泽东又强调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对此,邓小平是深以为然并坚决执行的。1941年3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的会议上,邓小平在谈到“决定政策的原则”时,丰富了毛泽东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思想,指出: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我们今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会上,他概括了对国民党军的态度:“对国民党军队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发展交朋友工作。”1941年5月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中条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区沦入日军之手。时值国民党军对新四军同室操戈4个月后,但战斗在中条山附近的邓小平与刘伯承,本着民族大义予以援助,尽力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10月14日,彭德怀、左权代表八路军前方总部向中央军委的汇报电反映了这一点:“中条山战役,友军被俘士兵自八月底从正太路跳车逃回一批,计军官廿余人,九月初由此间给以优待欢迎,补发衣服、被毯、日用品等,并每人送路费法币100元,送归原队(多系十五军、十七军),影响颇好。”为此,国民党将领卫立煌和刘茂恩(代表第十五军)、高桂滋(代表第十七军),纷纷给彭德怀发来感谢电。1944年四五月间,日军发起中原作战,38天内即占领全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损失20多万人。7月20日,为研究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开会讨论,邓小平仍然重申对国民党军采取联合姿态,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他说,对其一律采取联合抗日的方针,但要注意不上当,一方面防止其袭击我们,一方面防止在合作当中把我们推上去同敌人对立,消耗我们。如果是愿意同我们联合的,我们也提出积极的建议,如开联欢会、参观,以达到争取的目的,当然我们要有戒备;如果是同我们尖锐对立的,我们要做到仁至义尽,要暴露他们,但绝不进攻他们,如他来进攻我,坚决打击他,打胜以后,还可办交涉。“我们对伪军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瓦解,瓦解的方式有打击,有争取”抗日战争期间,如何争取伪军弃暗投明投入抗日阵营,成为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一环。1941年7月,在一二九师参谋长会议上,邓小平振聋发聩地指出:“以后我们任何军事行动,即是一个小游击队的破击,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讲求如何去进行敌占区工作,如何争取伪军伪组织、土匪、会门,如何去团结敌占区同胞等等。”对伪军工作,邓小平的态度是:“我们对伪军的基本方针应该是瓦解,瓦解的方式有打击,有争取,是争取与打击的灵活运用,主要是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争取正是为了瓦解的目的。”早在1939年5月30日,邓小平就在《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谈到了“对伪军、土匪的政策问题”,谈到了对伪军工作的方针:1.不断地向伪军进行民族的宣传教育,使伪军认识敌人必败,我国必胜的前途;2.采取一切方法与伪军发生关系,并抓住时机,促其反正;3.对无法争取的死汉奸部队,应坚决采取消灭的方针。打击伪军,可以使伪军觉悟到中国军队的力量,感觉到当汉奸的末路,更有利于我之争取;4.伪军反正后,必须加强教育和改造,使之真正变为抗日的部队。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一二九师在华北抗日战场上提出过“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口号,对于瓦解伪军起到过重要作用。一方面,使日军不敢对伪军放手使用,另一方面给误入歧途的伪军台阶下,促使许多伪军队伍在日军投降前夕向八路军投诚。1941年1月1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撰文《胜利的回顾与胜利的期待》,间接肯定了一二九师伪军工作的阶段性成果:“至于对敌伪军,我们的工作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亦收到了部分的效果,十余起伪军反正和五次日本士兵自动投诚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点。”“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不可马虎、敷衍”1941年3月,在伪军工作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会议上谈到“接敌区和敌占区政策”时,郑重指出要“加强争取伪军伪组织工作”。3月3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签发《加强平汉线两侧敌伪军的政治瓦解工作》,发起阶段性瓦解伪军工作。还具体指出伪军工作切入要点,即根据冀南经验,宣传日寇拉中国人到太平洋打大仗事,对瓦解伪军,提高民族意识,加强对敌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对于伪军工作,邓小平是始终重视,一以贯之的。1941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上撰文《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又就伪军工作强调:“利用一切线索、一切机会,加紧争取与瓦解伪军伪组织。敌人强化伪军伪政权,我们则应强化瓦解、争取工作,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不可马虎、敷衍。……对敌伪军,必须指定专门干部负责,一定对象要有一定的同志负责,并及时检查其工作,给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1942年8月20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对晋冀鲁豫区敌伪军政治攻势公开谈话,诚恳指出:“伪军兄弟,如果不能生存,也可以过来,对你们绝对原谅,不咎既往,像抗日军一样看待,绝对遵守朱、彭总副司令早已宣布的三大条令:不缴枪,不编散,帮助扩大抗日武装。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法西斯。所有的中国人,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都应该一致起来,反对接近死亡的敌人。”“对外来伪军,必要时拔掉几个钉子,打它一下,对地方伪军要很慎重地研究情况,先礼而后兵”根据邓小平开展伪军工作的一贯指示精神,一二九师部队瓦解伪军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38年夏,冀南和豫北等地的伪军反正的日益增多,日军防不胜防。到9月底为止,先后有十几批近万人,脱离日伪军阵营,改编为八路军游击部队。整个8年抗战,一二九师瓦解伪军部队无数,其中“皇协军”第一军轰动一时——1938年8月7日,水治据点发生了“皇协军”第一军部分官兵击毙军长李福和集体反正的事件,震动整个伪军系统。李福和本是土匪出身,抗战爆发后,他在太行山东麓武安、涉县一带拉起了3000余人的队伍,被蒋介石委任为第一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1938年3月,他胁迫部众和邻近的游杂武装5000余人投降日军,成为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第一个投敌的将级军官。日军华北派遣军委任李福和为“皇协军”第一军军长,但是,李福和无耻的叛国行径,遭到了“皇协军”内广大爱国官兵的反对。师长黄宇宙、吴朝翰和军参谋长徐靖远等积极准备反正,并主动与一二九师取得了联系。5月间,经邓小平、刘伯承批准,派陈赓部三八六旅敌工股长潜入黄宇宙部帮助策划起义,并决定由刘伯承接见起义代表。刘伯承向起义代表表示,共产党、八路军欢迎一切爱国人士共同一致抗日,部队起义后即可改编到八路军序列中来,一些不愿留下的还可发路费遣返。黄宇宙深受鼓舞,决心加快起义的行动。8月7日,李福和陪同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少将高参和“皇协军”日方高级顾问等30余人到水治阅兵,企图进一步笼络军心。黄宇宙等趁机率众举事,击毙了李福和及日军高级军官等,当即宣布投向八路军。刘伯承、邓小平得到“皇协军”起义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称赞起义机会把握得好,在日伪中产生了极大影响。随后,他们就此写了专题报告,上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邓小平还时刻告诫部队要慎重对待伪军。1944年7月20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会议上,邓小平说:部队进入豫西后,“对外来伪军,必要时拔掉几个钉子,打它一下,对地方伪军要很慎重地研究情况,先礼而后兵,只有对那些最坏、坚决反对我们的,可以解决它。”“争取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争取会门、土匪、青红帮成为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在伪军之外,会门、土匪、青红帮武装,成为开展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1941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讨论冀南工作的会议发言,谈到“接敌区和敌占区政策”时,精辟地指出:“争取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争取会门、土匪、青红帮成为开展敌占区、接敌区工作的重要环节。”对土匪、会门武装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一二九师成绩显著。对土匪武装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更是捷报频传。1938年春,一二九师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挺进巨鹿,这是八路军进入冀南平原的一个门户,这里日军势力未到,由县保安团和土匪刘磨头两股势力统治着。双方为了争权夺利,正摆开各千余人的队伍进行火拼。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东进纵队以实力为后盾,主动为双方调解,陈说利害,晓以大义。最后,冲突双方接受了八路军提出的3项条件:一、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二、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三、对两部进行改编。在东进纵队主持下,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全面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巨鹿事件解决后,一二九师声威大振,各地土匪、游杂武装和伪军纷纷接受改编,主要的有:冀县土匪金庆江部改编为东进纵队第二支队,丘县土匪李景隆部改编为东进纵队游击第一师等。综观邓小平的抗日军事统战理论与实践,其最本质的精神内核是:为了抗日图存,任何愿意抗日的中国人(无论其过去对共产党如何穷凶极恶)都应该团结!这是何等的民族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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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秦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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