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步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冬，毛达恂在上海接到党组织的命令速返长沙，领导恢复党的组织工作和长沙城乡抗日救亡活动。
勇揭“文夕大火”真相
1937年12月，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的名义，到长沙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又配合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秘密恢复和发展全省党组织。
此时毛达恂已来到了长沙，急待与恩师徐特立取得联系。徐特立见到从上海返长的得意门生毛达恂后，十分高兴。毛达恂初到长沙，开展工作时遇到的许多难题，都是在徐特立的支持下解决的，并由此打开了工作局面。
徐特立和毛达恂在长沙一起做革命工作的经历，让这一对师生毕生难忘。徐特立的身份是公开的，而毛达恂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徐特立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毛达恂暗中出力协助。毛达恂开展工作，徐特立也秘密给予大力支持。
毛达恂在长沙的公开身份是长沙名校楚怡学校老师，以此身份来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1938年初春，戈明也从上海回到长沙，见到自己的老师、恋人毛达恂。不久，这对为革命事业结成革命情侣的师生，在长沙结婚。同年夏秋，长沙县梨、东山、铜官、路口等区都恢复了区委组织，在各重要村镇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由于毛达恂工作责任心强，经验丰富，又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合作，中共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对他高度重视和信任，让他任长沙县委书记的同时，兼任长沙市委组织部长。很快，市内近郊普遍恢复了党组织，长沙城乡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8年11月12日晚，湖南当局奉蒋介石“焦土抗日”的密令，纵火焚烧长沙。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全城被毁十之八九，死亡3000多人，经济损失达10多亿元。
长沙“文夕大火”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及市内基层党组织遭到严重损害。身为长沙市委组织部长兼长沙县委书记的毛达恂，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控，平时经常东住几天，西住几夜，没有固定住所，且所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文夕大火”时，毛达恂的夫人戈明已身怀六甲，行动极为不便。有一天深夜，毛达恂在睡梦中惊醒后，发现住处有敌人监视，立即将戈明送往安全地点。
毛达恂在地下党主办的《国民日报》上，公开揭露国民政府纵火真相，引起长沙市民的公愤。当大后方各地记者和西方各国记者到长沙采访时，国民政府还企图掩盖真相、逃脱罪责。长沙市民纷纷把《国民日报》所刊登的纵火真相报道送给中外记者。至此，长沙纵火实情传遍全国及世界各地。国民党当局十分难堪，秘密下令对中共长沙负责人下毒手。
毛达恂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套做法早有准备。他无所畏惧地挑起重担，组织地下党员骨干，保护中共驻湘代表团、省委各级领导及机关的安全。对受到大火影响的各基层党组织，则想尽办法使之继续开展活动。
机智应对追捕
毛达恂的有力措施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领导的中共驻湘代表团、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中共湖南省委的高度评价。为了发展和巩固长沙的党组织，1939年1月，湖南省委正式任命毛达恂为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兼长沙县委书记。正当国民党当局要对中共长沙市委负责人进行秘密抓捕时，1939年2月，为了让戈明能安全生下孩子，他与戈明步行回到了长沙东乡五美山的老家。
在回乡路上，戈明本应坐轿子，可毛达恂一摸口袋，仅剩两块大洋，因为他把教书的工资收入都接济了火灾灾民。戈明对这次回到毛达恂的老家之行，曾万分感慨：“我平生是第一次那样穷，连碗米粉都吃不起，连一夜的房钱也掏不出来，那时候真的是苦。不过，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奋斗，每天都感到很充实，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受苦，心中快乐。”
毛达恂和戈明就这样既艰苦又快乐地来到了五美山。母亲毛熊氏，知道儿媳妇是上海人，祖籍湘乡。毛熊氏也是湘乡人，两代湘乡女都作毛家媳妇，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戈明闲不住，挺着个大肚子忙东忙西。她组织一帮孩子和年轻人大唱革命歌曲，毛家大院成了抗日救亡的活动场所。她还到附近学校，以教书之名宣传抗日救亡。甚至在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出门干她的大事去了，引得乡邻们都说：“这个上海妹子好厉害！”
毛熊氏好不容易盼到儿子毛达恂回家，想要他多住几天，可长沙大火后斗争局面复杂，毛达恂只好向母亲说明情况，含着热泪告别母亲，直奔长沙去了。
在回城途中，面对严峻的局势，毛达恂对所辖地区地下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分别调整。对国民党政府抓壮丁征军粮等行为，他组织乡民抗争和抵制。对长沙县各地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创办的《火线》《抗战日报》等刊物，他进行改组和合并，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国民日报社，并及时把该报分发到农村和各地中小学，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
毛达恂回到长沙后，离开楚怡学校到崇德中学教书。同时，加强《国民日报》的宣传工作，公开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各种弊政，揭露其腐败黑暗面。国民党反动派对《国民日报》恨之入骨，一再暗派特务进行捣乱，不让报纸正常出版。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当局公开反共，川军杨森部在湖南省平江杀害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的干部，制造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在长沙，当局也开始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驻湘代表团、中共湖南省委先后撤离长沙。敌人加紧对毛达恂的追捕，竟在五美山对毛达恂家人进行迫害。为了母亲及亲属们的安全，毛达恂一面安排戈明迅速秘密转移到湘乡，一面嘱咐在长沙跟随他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外甥李竞仁，回到五美山老家，谎称毛达恂不幸在湘江溺水身亡，家人闻讯失声痛哭达数日之久。敌人信以为真，才不再追捕。
1939年8月，日军从湖北、江西各路向长沙进犯。至9月下旬，长沙的外围据点全部失守，形势紧急，毛达恂秘密率领中共长沙市委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离长沙较远的浏阳县柏加山。毛达恂在柏加山秘密安置市委机关，但公开身份是柏加山储英小学的教导主任。
灵活开展抗日
宣传柏加山处于浏阳和长沙县交界处，是水陆交通要道，离长沙城远一些，但紧靠毛达恂的家乡五美山。抗战前，他在这里领导过农民运动，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柏加山在当时不仅是进攻长沙的军事要地，而且物产丰富，是养兵的好地方，因此这里驻扎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以及撤退的行政机关，一下子成了“小长沙”。毛达恂利用和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督察专员（管长沙周围各县）徐庆誉的特殊关系，派遣地下党员，分别秘密进入驻军部队、行政机关等获取情报，及时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
毛达恂还从长沙人力车夫工会中安排一批地下党员，以职业为掩护，往返于长沙城乡和县境周围，在国民党官兵、眷属、行政机关、乡镇团防局等处获取情报。这些人力车夫既当情报员，又当交通员，和在柏加山的毛达恂时刻保持着联系。
毛达恂把当地驻军官兵、行政机关人员、各乡团防队员等，都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对象。在柏加山周围的金潭等乡，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组成了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团，到各村镇流动宣传，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抗日剧目，深受农民、驻军官兵的欢迎。
1940年1月，静瓶寺小学成立的“金潭抗战工作团”，在高岸刘家祠堂用当地方言向驻军演出《岳州端午》。由于被剧情深深感染，演出结束时，全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毛达恂还经常到长沙东乡孙家祠堂的育英小学、五美山济贫女校等地，为战时实习学校的师生们讲课。课后又到附近农家和农民攀谈，宣讲抗战的道理，和广大群众亲热地打成一片。他还派遣人力车夫工会的党员，利用各种关系打入龙潭乡公所的团防队，以便逐步掌握这支武装力量，为在这个地区长期工作做准备。正当毛达恂在柏加山周围把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把他调到了更重要的岗位。
筹建湘宁县委扩大影响
中共湖南省委于1940年4月任命毛达恂为湘宁中心县委书记，指示他将抗日救亡和组建党的组织工作的范围扩大到长沙、湘潭、湘乡、宁乡等5个县。
当时，中心县委机关对外以朱家托李子塘纺纱厂为掩护，负责工厂采购任务的是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柱中。中心县委各部门的负责人有陈宇眉、廖心青、林舜英、毛细娥等。其中除毛细娥是党外人士外，其他都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同志，都以纺织工人的身份作掩护。
毛达恂对朱家托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无法以教书作掩护，只能以纺织厂的工人身份对外活动。他把早已移居到湘乡娘家的妻子戈明和吃奶的女儿，接到中心县委机关安顿下来。戈明对外也以纺织厂工人的身份作掩护，协助中心县委机关做内勤工作。
为了深入基层察看情况，中心县委原书记袁学之亲自陪同毛达恂到可靠的基层了解民情。毛达恂每到一地都向党员介绍延安的情况，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宣传抗日救亡的形势，讲解党的组织原则，指出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他鼓励同志们说：“爬过高山是平地，黑夜过去是黎明，革命一定会胜利。”
1940年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达恂认为在朱家托以纺织厂秘密作为中心县委的机关目标太大，当即决定将机关转移到湘潭县与湘乡县交界处的上东区老党员陈叔穆老先生家中。
陈叔穆家离湘乡县城约9华里，取信、接头方便。陈叔穆与其胞弟陈博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办过农民协会。其子女陈宇眉、陈文孚都是共产党员。由于陈家在当地是大家族，地方保甲长都敬畏三分，陈宇眉又是中心县委的部门负责人，对家乡情况很熟悉，因此，中心县委机关设在此处，既隐蔽又利于开展工作。
毛达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地下党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精简了中心县委机关人员，利用自己在上东区群众基础较好的有利条件，通过党的同情者，将湘乡县委书记刘资生、湘潭县委书记胡庆熙、望城地区党的负责人刘鼎隐蔽在上东区群众中。他经常向干部介绍上海地下党以拉人力车、开酒店等社会职业作掩护开展地下活动的经验，要他们懂得开展地下活动要“社会化”“职业化”。
经过筹划，刘资生等以挑杂货贩卖为职业。毛达恂还逐个检查他们挑担贩卖的模样，指出其中不像商贩的地方，给予纠正。
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强迫公务员和教师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毛达恂利用这一机会，指示陈叔穆的儿子陈传熙以教员的身份加入三青团打听内部消息。
皖南事变后，中共湘宁中心县委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斗争方式。毛达恂租了一条船，以涟水为中心，在长沙，湘潭，湘乡的娄底、杨家滩、永丰镇一带活动。他利用国民党无力顾及水上活动的情况，把各县党的负责人的碰头、学习、研究工作等活动都安排在船上进行。
毛达恂曾召集随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工作环境越来越不利，城镇不能住，路上又难走，我计划再买几条船，日本人来了，我们一起上山打游击，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备，争取做林海中的英雄好汉。”
有一次，中共中央南方局拨给湖南一架“袜子机”（即无线电台）。这个“袜子机”要到广西八路军办事处去领回来。毛达恂化装成大富商，从永丰镇出发，越过衡宝公路，前往桂林，经过各种困难，终于把“袜子机”领了回来。
1941年2月，敌人发现了湘宁中心县委的秘密，他们也租了几条船，企图在河中一举抓获毛达恂和他率领的工作人员。幸亏当地群众及时发现，立即通知了毛达恂及其船队，使敌人扑了个空。经过这次“水上事变”，毛达恂考虑，上东区及附近水道的中心县委机关不能再留驻下去，一定要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但哪个地方可靠呢？
毛达恂还没考虑好，夫人戈明说：“我娘家湘乡县榨树湾（原称湘乡县鹏山十二都）比较可靠。因为我祖父龚华斋在辛亥革命时，追随黄兴与北洋军阀作战多年，立有战功，家乡人民都很敬佩他。退役后经商致富，回家乡购有地产，善做地方公益事业，深受乡民爱戴。”毛达恂采纳了夫人的建议，率领中心县委全部工作人员抵达榨树湾龚家。毛达恂一行来到榨树湾后，戈明告诉乡民他的丈夫是上海教师，因战乱回长沙老家避难。现在长沙兵荒马乱，所以来这里暂住，希望乡亲们多多照顾。乡民一看毛达恂人品非凡，确实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于是大家都尊称他为莫老师（毛达恂化名莫成求）。
跟随毛达恂一起来的中心县委工作人员，有文化的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文化低的自称是毛达恂的亲友。加上毛达恂一行都有主动联系群众的经验，所以乡亲们也乐于和这些人接近，彼此关系相处得很好。龚家老爷爷龚华斋在这个山村的威望和人缘，给毛达恂在这里开展工作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自从毛达恂一行来到榨树湾后，这个村乡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起来。毛达恂带领有文化的工作人员，教乡民们识字学文化，唱抗日歌曲，搞乡民文体活动。据毛达恂的妻妹龚旦求回忆：“当时不仅对村民们教唱革命歌曲，就在我们家中，也教我们识字和唱歌，我们最喜欢听姐夫讲故事，还有他自做的儿童玩具，使我们全家都快乐。”
当时中心县委机关有一位大学生，他是湘潭县委书记胡庆熙，对毛达恂在乡民中开展文化活动，思想上有些想不通。尤其是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在革命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存有疑问。毛达恂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召开党员学习会，告诉胡庆熙和大家：“十年内战时期，党在江西和各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基本上是靠农民群众。红军就是穿军装的农民，很多农民出身的战士，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成为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骨干力量。”
胡庆熙在毛达恂的开导下，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革命理论的书籍，提高了认识，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干部。毛达恂对干部的生活非常关心，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春林岁数大了，还未成家，毛达恂帮助他与刘资生的姐姐（烈士之妻）组成了一个小家庭。
在工作之余，毛达恂最谈得来的人是戈明的爷爷龚华斋。龚华斋虽已年迈，但当年投身辛亥革命的英雄气概仍在。老人性格豪爽，待人正直，见了这位孙女婿大喜过望，好像见到当年的战友那样亲切。
鉴于毛达恂把湘宁中心县委的工作在艰难环境下搞得生机勃勃，而近在周边的湘北益阳、常德地区，自马日事变后，党组织破坏严重，亟待恢复整顿。1941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委任毛达恂为中共湖南省湘北特区委员会书记（简称湘北特委），领导湘宁中心县委所辖五县，加上湘北益阳、常德、湘阴等4个县。
毛达恂受命后，认为现在所辖地区扩大了，新设机关应该北移。他率领工作人员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特委的驻地应移到宁乡一带为宜。湘北地区情况复杂，党组织基础薄弱，特委机关迁到宁乡附近也得费一番功夫。因此，特委机关部分人员暂留湘乡，委托戈明负责处理原中心县委所辖五县的日常事务。毛达恂则率领湘北特委主要干部，进入宁乡、常德、益阳、湘阴等地，一面调查研究，一面筹建当地基层党组织。这些地区地下党的活动停顿很久，寻找原有的党员非常困难。
马日事变前，毛达恂与谢觉哉同在楚怡学校任教，因而认识了谢觉哉的家属。毛达恂一行在宁乡活动时得到了谢觉哉家属的帮助，决定在回龙铺设置特委机关。特委机关有了安全的驻地，毛达恂和刚来的干部都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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