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宛聪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他认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文艺家“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既“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又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抗战文艺“伟大的光荣任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文艺战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艺事业也在抗战中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保安人物一时新”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形成，共产党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历经了10年艰苦反“围剿”之后，共产党获得了名义上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不那么紧了，人员甚至可以往来自由。根据地朴素平等的风气，共产党人坚决抗日的态度，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心向抗日的文化人。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1936年9月，被国民党拘禁3年多的作家丁玲恢复了自由。她在离开南京后，选择奔赴西北，成为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家。毛泽东对她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不但亲自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为她举行欢迎宴会，会后还赠《临江仙》词一首：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等真挚热情的态度，加之延安充满生机活力的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人的到来。包括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哲学家艾思奇，作家周立波、杨朔、萧军，音乐家冼星海、贺绿汀，诗人何其芳、卞之琳、艾青，漫画家华君武……都是在这一时期到的延安。如果将名单全部列出来，就会发现差不多囊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文艺领域的精英人物。
他们的到来，大大改变了根据地的人员构成。之前在南方苏区几乎全都是军人和农民，鲜有文化人存在。而此时的黄土高原上，除了穿土布军服的战士和戴白羊肚头巾的农民，还多了不少文艺工作者。
怎么看待他们，就成为首要的问题。
土地革命时期，党在这个问题上曾犯过“关门主义”错误，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阶层，不论青红皂白，一概排斥在外，把自己搞得非常孤立。
毛泽东深刻吸取了这个教训，在1939年12月《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下了很大力气。1936年，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这个协会是全国最早成立的抗战文艺团体，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协会的名称也是毛泽东提议的。在11月22日的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抗战“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的意见。
1938年4月，毛泽东亲自参加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鲁艺汇集了包括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华君武、孙犁在内的当时延安一多半的文艺家，培养了穆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等一大批杰出学员，堪称群英荟萃，为抗战文艺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学院以鲁迅命名，本身就包含着毛泽东对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毛泽东与鲁迅素未谋面，但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文艺战士极为崇敬。他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自认“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在与周恩来领衔发出的《创立缘起》中，毛泽东说：“在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而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不久之后，毛泽东再次到鲁艺，就“如何做艺术家”提出了更具体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人作料放得好，菜就好吃。”
据艾思奇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记载：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和五周年，毛泽东都到鲁艺讲了话，这些讲话大都很生动、很重要，寄托了他对延安文艺乃至整个抗战文艺发展的殷切期望。
毛泽东自己作为文人，也乐于同文化人交往。延安不大，毛泽东经常从自己的窑洞出发，信步走到某位文艺家的住处，同他们谈天说地，他曾同萧军谈《聊斋》，与茅盾论《红楼梦》，谁有了好作品，他也及时给以赞扬。1939年，《黄河大合唱》首演，毛泽东参加了音乐会，据冼星海记载，毛泽东“还叫了三声好”。
除了根据地，毛泽东还时刻关注着国统区的文艺动向。1939年12月，毛泽东向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提出，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民党统治区作家写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并要求集中延安一些好的演员来排演；1940年，国民党的西北摄影队到内蒙拍摄影片《塞上风云》的外景路过延安，毛泽东亲自设宴款待。席间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统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听取了领队应云卫介绍影片的情况后，毛泽东称赞影片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材。之后，还特别致电贺龙、关向应，请他们对同去的上海画家沈逸千的战地写生队加以保护。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这一时期，党对文艺的基本态度是包容与积极支持的。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十分活跃，各种团体、刊物、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
文艺与群众结合，“从此天下太平矣”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文艺家们满怀希望地奔向延安，但时间一久，问题出现了：亭子间队伍开始不太适应山上的环境。据周扬回忆，当时有些文艺家“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
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鲁艺，也有类似的情况。19 41年前后，抗战进入紧张时期，鲁艺仍然坚持“正规化”“专门化”的思想。学院派十足的音乐会，《太平天国》《钦差大臣》等大戏、洋戏充满舞台。鲁艺所在的桥儿沟，隔壁就是农民的场院，但不少人把自己关在窑洞里，不和农民来往。不少从前线回来的人发出这样的疑问：前方缺乏剧本、歌曲，“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理解不了”？
1941年到1942年，随着日军加强“扫荡”和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根据地生活非常困难，人们普遍情绪苦闷、火气牢骚大，各种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
例如，1942年2月党内整风开始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将批评矛头对准了自己队伍中的“不平等”：一般同志走路，领导干部骑马是不平等；一般同志七八个人点一支蜡烛，领导干部点两支蜡烛是不平等；后勤部长窑洞的窗子中间安了一小块玻璃，也有人说不平等。有的人还把点名批评领导同志的文章挂在延安的闹市区，前往观看的人川流不息。王震从前方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后非常生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毛泽东也提着马灯看了墙报，但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在井冈山的时候，就有人闹过这样的情绪，说红军“平等平等，连长骑马”。毛泽东当时批评说：“连长应该骑马。”这是打仗的需要，但不少知识分子没上过前线、不了解实际，又不同程度带着小资产阶级习气，对类似问题不能辩证看待。后来，此类文章还被胡宗南拿去翻印散发，对延安进行攻击和污蔑，造成很坏的影响。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对延安一些现象感到失望，想回重庆去。临行前他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原本很赏识这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就询问他离开的原因。萧军后来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不久，毛泽东又写信给他说：“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毛泽东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萧军，他最终决定留下来。
但萧军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说过：“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因此毛泽东决定就此搞个调研。除了请萧军帮忙外，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毛泽东还委托艾青、罗烽、白朗、舒群、欧阳山等调查文艺界的意见，特别提出要“正反两方面”情况都听。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毛泽东心中大体有了数。
1942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单独约见了艾青，问：“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据周立波回忆，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又邀请他及一些文艺界人士到他的窑洞做客。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都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客人们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问，都不说话。毛泽东又提了第二个问题：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见客人们仍未发言，毛泽东讲了第三句话：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大家这才明白到毛泽东是在委婉地批评。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讲了很多。他讲农民看不懂知识分子演的戏，说农民连铁路都没见过，你们演铁路工人，怎么能懂？你们要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农民，农民也了解你们，你们演的戏农民就能看懂了。又谈到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把延安的一切想得都很好，但到了后看到延安也有不足也有缺点，不符合他们的幻想，就产生不满，发牢骚。还讲到知识分子崇尚的“人性”，说打仗时我们的同志受伤了，是停下来救治呢，还是继续追击敌人呢？我说要先继续追击敌人再回来救治同志，这样，知识分子就讲我们没有“人性”。毛泽东的话使周立波等人深受启发，思考了很多。
不久之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讲，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提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对此，会上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朱德就用自己亲身经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有人讲：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你到哪里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工农兵里就有韩荆州！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你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他的这番肺腑之言，令所有人心服口服。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文艺工作者们以深刻的触动。据参加座谈会的导演水华讲，这些问题自己都不曾深思熟虑过。他在从事文艺活动以来面对的“大众”不断变化，从知识分子到没有受过任何文化教育的陕北农民，该如何根据受众群来调整创作态度和方法？该如何处理灵魂深处那种崇尚深刻、复杂的艺术观念，确定新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使他始终困扰却没有解答的问题。“《讲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转折，之前已经有紧迫感、苦恼感、危机感，不知怎么走了，路老是走不通，这时才找到一条通道。”
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出现新气象。5月，艾青给毛泽东写信，主动要求到前线去体验生活。1943年初，在欢迎吴满有等劳动模范的大会上，延安文艺界发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倡导。这年春节，鲁艺为响应毛泽东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号召，派100多人的秧歌队到杨家岭、大砭沟等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人们奔走相告“鲁艺回家来了”。毛泽东也看了鲁艺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称赞说“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
毛泽东关注着文艺界的进步，及时给以赞扬。在回复艾青要求去前线的信中，毛泽东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一年后，毛泽东就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写信给胡乔木，称赞：“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三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同年7月，毛泽东读了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非常高兴，写信给他们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这一时期，延安涌现出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战士、农民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像“勇士、官员和文人学士”一样当主角，他们打冷枪、抬担架、开荒种地的平凡举动，也像古代英雄的业绩一样被描写和传诵。更重要的是，由此亭子间和山上两支队伍开始真正融合到一起，知识分子从受优待的客人变成了工农兵的一家人。当1944年毛泽东看到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的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时，发出“从此天下太平矣”的赞叹。
建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除了自身的文艺建设，共产党人还要应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1943年，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一书。在书中，他阐述了自己理想中的救国之路。他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只需“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蒋介石所说的“我国固有的伦理”，包括封建社会的“四维八德”，也包括名曰乡村“自治”的宗族、保甲制度。为推行此书，国民党在全国不惜亏本销售100万册，并将其列为必读课本，还面向英美等国推出了英文版。不久，在蒋介石旨意下，“中国孔学会”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心还是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蒋介石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列为“文化侵略”，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冲着共产党来的。而且蒋介石的设想，涉及到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他的主张完全是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找依据。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不仅将攻击的矛头对准马列主义，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西方进步文化也一并否定了，还特别点明：“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这让许多原本奉他为抗战“英明领袖”的知识分子接受不了。当时任教西南联大的闻一多说：“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的想法吗？”“《中国之命运》公开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也摇头，认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发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共产党必须对这种错误思潮进行回击。在《中国之命运》出版一个月后，毛泽东即组织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与国民党展开论战，坚决揭露其“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的本质。但这还不够，既然否定了蒋介石的主张，共产党就必须鲜明地说出自己的主张是什么。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到1940年，他的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了比较全面的展现。
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是要在“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继承，建立“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的新文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绝不同于《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那种复古主义；“科学的”是要“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四维八德”等封建伦理纲常，正是科学文化要讨伐的对象；“大众的”，是新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必然反对蒋介石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进而提出，我们面临着“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抉择，“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这样，在抗战文艺完成“伟大的光荣任务”、行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之际，毛泽东高高树立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旗帜，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引导着文艺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