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书法作品
1979年第二辑的《新文学史料》上，有一组纪念前一年逝世的郭沫若的文章。在“轶闻轶事”栏中，有魏绍昌的一篇短文《郭沫若的鬻（音同“育”，意同“卖”）字例》，附有一页郭沫若“鬻字例”的影印件。因为时间太长，当初的油印效果太差，几经尝试，才将其主要部分辨识出。
郭沫若鬻字例
直幅纸幅长度每尺国币八万元宽度以一尺半为限逾此限加倍计值横幅同例
对联六尺二十四万元五尺十八万元四尺十五万元三尺十二万元以五七八言为限字多或纸长另议
以上两类纸长过一寸者作一尺计
扇面每件十万元
册页每件八万元以一尺为度逾尺加倍计值
以上四类用金笺者加倍计值
题签名片每件五万元
匾额招牌每字一尺以内三万元一尺以外六万元二尺以外十二万元逾三尺者另议
题跋每百字三十万元
墓题每件三十万元
墨费两成外埠寄件加寄费一成
润金先惠点品不应约期取件期促不应
收件处：各大笺扇庄（以下具体地址等不录）
据刊布这件“鬻字例”的魏绍昌介绍：“这份‘郭沫若鬻字例’是1947年7、8月间在上海刊布的。”以上因模糊不录的“收件处：各大笺扇庄”，文中对其介绍说：“三处收件处：各大笺扇庄指当时上海河南中路一带的九华堂、荣宝斋、西泠印社等店家；虹口溧阳路一二六九号是郭（沫若）老的住宅；群益出版社是地下党的书店，由吉少甫同志主持，曾出版过多种郭沫若的著译单行本。”
说到这份“鬻字例”，魏文解说：“那个时候……在国统区特务横行，白色恐怖严重，当时郭老已经不便公开活动，且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可能，但郭老临危不惧，处之泰然，出人意料地采取了公开卖字的举动，这也反映了他始终和群众保持联系的一个侧面。”
对于这份“鬻字例”发行情况，短文介绍：“此后不久，在党的安排下，于当年11月14日郭老由叶以群同志陪同，离开上海搭船去香港了。所以郭老在上海公开卖字的时间不长，不过三四个月光景，这份郭沫若‘鬻字例’当时在上海只印发了几十份，而且为时短暂，流传不广，因而知道有过这回事的人也很少了。”
这样说来，这实在是一份珍贵的遗存，对其略加解释，也应当是有益的作为了。据魏绍昌对钱币的比对，认为“当时标价的国币，每万元相当于人民币的一元。”这话值得加以论说。说实在的，当时的政府将近末期，一个显明标志，是金融无法控制，滥发钞票，使得钱不值钱，百姓民不聊生。但这里还有个时间节点：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禁止民间持有银圆和黄金外币。最终金圆券崩溃，物价完全失控。在此之前，虽然物价上涨，可还没有到崩溃的地步。魏绍昌判别这份“鬻字例”发布时间在1947年7、8月间，这样就可以用此时的一些资料进行比对，看当时这笔钱的实际所值。
《夏鼐日记》一书中，对于1947年的币值有一些介绍。当年元月，逢旧历年，夏鼐家乡发红包：“岁包已以千元为起码，赏佣工之茶包亦多为千元，然瓜子已涨至4000元一斤，一般物价皆自当以此比例而增也。”当年4月，夏鼐制作了一身棉大衣：“傍晚东昌衣铺来，又接洽做了一身棉大衣，连工钱40万元，下月再付。”倘若当时一万元值人民币一元，那么40元制作一件棉大衣，岂不太便宜？再观吃饭：“晚间为……三君饯行。一共八人做东，每人摊派42500元。”11人怎可能一餐仅花费40多元人民币吃一餐？当年7月（正是郭沫若发布“鬻字例”之时）：“晚间与所中同人，在广州酒家为全汉昇君洗尘，用去63万元。”在酒店，多人聚餐，只用去60多元，岂不便宜？由此大致可以看出，魏绍昌当时言郭沫若“鬻字例”上一万元可比人民币一元，似乎估得有些低了。想来可以加上数倍才合适。（考虑魏文写作时间在1978或1979年，按当时情形也还估得大致接近。）
读这份“鬻字例”，感到其中有几处有趣的地方。一是直幅和对联“以上两类纸长过一寸者作一尺计”，想来这该是老写家或熟悉的商家出的主意，在尺寸上做起文章来。再是后面的条件：“润金先惠，点品不应，约期取件，期促不应。”要先交钱；不能随便乱点内容；不能催促，否则不搭理。这也许还真不是卖弄。写字是创作，创作当然就需要一种情境氛围，并非随随便便催迫而成，这应该是“期促不应”的应有之意。（文/杨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