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刘邓大军”威名远扬，战功赫赫。作为这支部队军事主官的刘伯承和政治主官的邓小平从1938年开始了长达13年的合作，他们率领“刘邓大军”所向披靡，从百团大战到挺进大别山，从淮海战役到解放大西南，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本文着重撷取和挖掘这对黄金搭档在抗战时期留下的一件件文物背后生动感人的故事，从某些侧面真实地反映那段变幻莫测、可歌可泣的历史。
陈旧的皮箱、油灯、放大镜、望远镜折射抗战硝烟岁月
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行军的时候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只皮箱，此皮箱长47cm，宽28cm，厚15cm，用于存放中央指示、命令以及一些书籍等物品，它伴随着刘伯承南征北战走过了运筹帷幄率军抗敌的风雨历程。1992年3月13日，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将这个皮箱捐赠给了河北省涉县文物保管所所长程耀峰。后经相关权威机构鉴定，此皮箱被定为二级文物。
而一枚经过战火硝烟洗礼的放大镜，则静静地躺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展柜里，它是邓小平指挥作战查阅军事地图时经常使用的工具，诉说着那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邓小平曾说，自己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的。从1938年率部走上抗日前线，到1945年打响与国民党之战的第一枪，再到挺进大别山、淮海决战、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和上海，最后解放大西南，13年戎马岁月中，邓小平栉风沐雨，历尽艰难，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立下赫赫战功，被载入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光荣史册。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即在正太路上展开了破袭战。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开始了10多年的亲密合作和并肩战斗。他们率领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牢牢地扎下根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屯留、长治、潞城、黎城、襄垣、沁县、武乡以及河北省的涉县等地驻扎，太行山的每一个山头都留下了他们的光辉足迹。
在太行山的日子里，刘邓二人紧密配合，通力合作，使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井井有条，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取得骄人业绩。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这句话生动表达了刘邓不可分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据刘邓老部下们回忆：刘师长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邓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慈父与严师，文武双全，是为强将。
刘邓的合作是思想与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诚的合作。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你去问刘伯承，刘伯承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一二九师师部的好多同志都记得刘伯承常说的一句话：“政委说了，就是决定，立即执行。”同样，凡是刘伯承说过了话，再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也必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体现了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这种维护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工作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维护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上。正是由于邓小平坚决维护刘伯承对战役作出的决策，使刘伯承不管在战役指挥中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始终坚定地指挥部队作战。
在刘邓合作指挥作战的13年中，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刘邓是密不可分的搭档”“军政团结的楷模”的佳话。在他们共同组织的历次重大战役行动中，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是他俩一起商定；各种命令都是以刘邓联署方式签发；许多次重要战役是由他俩共同指挥。一二九师英名远播四方，令抗日军民鼓舞，令敌人丧胆。一二九师以及后来的第二野战军的战史中融会着刘邓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二人不仅是工作上的好搭档，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关心、互相牵挂的好战友。邓小平常常提醒师部工作人员：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大家要特别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为了照顾刘伯承的身体，邓小平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的任务担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1940年，百团大战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的张香山，看到了极为感人的一幕：“有一天，参谋长打电话叫我到他那个地方去。一进去，看到他们两位，邓小平同志举着蜡烛，刘师长顺着烛光察看地图，找地名。他们看的是贴在窑洞墙上的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由于刘师长一只眼睛失明，看东西不大方便，所以，邓政委举着蜡烛的手，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哪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刘的眼睛不好，邓担心累着他。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同样，刘伯承眼中的邓小平也像亲兄弟那样叫人挂念。1942年3月，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临行之际，刘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邓小平后，他立即对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就算这样，刘伯承仍然记挂着暂时分离的邓小平，每天都到值班室询问邓小平的行踪。3月19日晚上，他又来到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刚刚收到电报，邓小平今晚要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因为白晋线是日军重点防御的地区，刘伯承放心不下，他让两位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要亲自等待邓小平的消息。两位参谋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刘伯承一手拉住一个，把他们带到隔壁休息室里，按到床上，盖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刘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里，一边检查值班日记，一边等待消息。深夜，接到陈赓发来的电报：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刘伯承才舒了一口气。
诸多报刊文案文物见证邓小平的全才领导
抗日战争时期，是邓小平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尤其是1941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后，邓小平于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又于1943年1月底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就5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作了报告。此报告刊登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五期上。这时的邓小平，经过5年抗日烽火的锤炼，无论是在军事上（配合师长刘伯承抓军队建设），还是在根据地的政治、政权、经济、群众工作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和思想理论方面逐步走向了成熟。他先后撰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报告》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共北方局主办出版的《党的生活》、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前线周刊》、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主办出版的《抗日战场》等刊物上。这些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1943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报告中，邓小平较早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高度赞扬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邓小平充分利用各种平台和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将其搞得红红火火，卓有成效。他认为，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是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相一致的。政治工作的灵魂，是武装群众的头脑。忽视政治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是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把增强群众信心、掌握群众骨干、解决群众困难、发挥模范作用等方面结合起来。他对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这一重大命题了然于心、领悟深刻、说理透彻，从而运用自如。
《战场画报》就是邓小平组织领导一二九师政治部主办的，他还为其亲笔题词：“画报应该反映部队的生动事实，成为教育的有力武器。”创办该画报的目的旨在提高部队的战斗信心，运用画报这种形式将部队的战斗、学习、生活等情况生动形象地告诉大家，便于部队总结经验，克服困难，鼓足干劲，取得抗战胜利。
1991年2月，山西省文物局将《战场画报》（新年创刊号）捐赠给八路军太行纪念馆。1999年5月，经鉴定，该刊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现陈展于八路军抗战史陈列馆第三展厅。
《战场画报》（新年创刊号）纵长为26.7cm，横宽为19.2cm，为纸质。封面为彩色套印，红底上印有昂首吹号的战士和正在行进中的队伍，画的上方印有“战场画报”4个大字，下方落款印有“一二九师政治部出版，一九四三年一月”。扉页是黄镇撰写的发刊词，之后为一二九师领导人的木刻肖像图和连环画故事。画报以彩色绘画和木刻印画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还插有摄影、剪纸等，每组画都附有文字故事或诗歌，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图文并茂、趣味与教育融为一体的优秀刊物。
八路军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曾亲自主持组织编著了治军条例即《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那是在1940年初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附近的下温村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当时，不少基层单位注重军事锻炼，轻视政治工作，削弱了党的领导，部队中出现违反群众纪律、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有些问题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针对这一现状，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师政治部组织了相关领导干部，认真研究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总结了抗战几年来的工作经验，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共同研究编撰出这本条例。《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全师试行后，收效明显，全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政治指导员、模范连队和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入党，发扬了党内民主，连队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更加融洽。尤其在长期坚持抗击日伪军“扫荡”的残酷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汉收藏家姜小平珍藏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其为64开本，全书共计69页，1940年8月由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编辑出版。该书封面为浅黄色，从右至左竖排印《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书名。其主要内容有：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与各级青年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书末有使用者的笔迹。当时根据地纸张、油墨奇缺，但从印数看，该书初印就有1万册。当时一二九师下辖3个二级军区、13个军分区，11个野战旅，再加上决死第一、三纵队，总兵力约计10万多人，可以说每10人就有一册。由于该书大多发在野战部队的党员干部手中，部队经常参战，失散严重，能保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泛黄的珍贵档案文字印证“军神”抗战韬略过人
在中央档案馆里，收藏着1938年5月4日《刘伯承关于敌人再围攻时，将用游击战配合运动战御敌给朱德、彭德怀、傅钟的电报》、1939年5月20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司令部关于一二九师在抗战第二周年的战术报告（节录）》、1942年2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反“扫荡”之方策给太行各旅各分区的电报》、1942年5月22日《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关于反“扫荡”之命令给各军分区、各旅等的电报》等红色文物；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有1938年1月28日至1938年3月2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所编《前线周刊》创刊号及二、三、四、六期，它被相关权威机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该杂志主要内容除了刊登有李公朴所作的《半年来抗战的回顾》、任弼时所作的《山西抗战的回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还有刘伯承所作的《我们怎样打退了正太路南进的敌人》等。
一页一页拜读过这些泛黄的珍贵档案的人，无不为“军神”刘伯承在抗战中表现出的过人韬略和军事理论才华所折服，无不由衷赞叹：他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凡的战略眼光和超人的智慧胆识，与邓小平率领八路军驰骋太行，浴血奋战，缔造了“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初期，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利用日军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消灭百余名敌人。1938年后，他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特别是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1000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随后他又率部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白（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在日伪军实行“囚笼政策”，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时，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出击，在被动中争取主动，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刘伯承注重和善于以理论指导抗日战争，并在抗战实践中及时总结提升对敌作战规律。他从一开始就注重抗日战争特点的研究，利用一切机会向部队讲解对日的战略战术。他在一二九师营以上单位均成立了“军事研究会”，要求广大指战员从上至下都结合实战战例，认真总结抗击日军的经验；各部队结合练兵活动，探讨游击战术；各类外语人才悉心搜集外国军事资料，翻译介绍给部队。“军事研究会”还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共同切磋军事理论，研究战胜日军的各种方法。同时还因陋就简，编发各种军事教材和外国军事资料，等等。刘伯承在进驻太行山以后，首先在辽县开办了著名的游击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游击战教材，翻译外国军事参考资料，登台向干部讲授，为抗日游击战培养了许多精良的“种子”。
鉴于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的这些论著和译作，根据抗日战争的最新实践，阐述了抗日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指导我军的作战。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内容，比之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关于游击战的著作和译作，不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都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这些著述与毛泽东同期的关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论著一样，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刘伯承还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调整战略。第一阶段出师数战胜利后，他在1937年11月的石拐会议上部署一二九师化整为零，分散开拓太行山根据地。1938年4月成立晋冀豫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兵出平原扩大根据地，根据形势，忽聚忽分，将对日作战同发展根据地有机结合，建立发展根据地的工作。这是持久战的关键所在，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基础。1940年就日军的“囚笼”政策提出“交通斗争”策略，并根据形势发展提出“敌进我进”战略，组织和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小部队向敌后挺进，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彻底扭转主要依托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的被动局面。进入抗日战争后期，对全军进行整风，加强部队的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新的斗争做积极准备。
涉县师部旧址八仙桌、小石桌等背后的感人故事
在河北省涉县西北的清漳河西南岸有一个村子，因在村西有一道红土岭，故名赤岸村。不过，让赤岸“红”起来的，不是这道土岭，而是与八路军一二九师相关的“红色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临危受命，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展开了创建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率领下，从1940年12月进驻涉县，到1945年12月6年多的时间里，赤岸村成为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
从1940年12月一二九师迁驻此地，到1945年12月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中央局、一二九师离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就是在赤岸村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里，多次组织召开决策性会议，制定发布了许多有关边区巩固和发展的大政方针，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参与了大小战役、战斗3100多次，抗击歼灭了40多万日伪军，收复了198座县城，创建了全国面积最大、最巩固的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部队从挺进太行时的9000多人发展壮大到30万正规军、40万地方部队，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因此，自然而然在这个小村庄里就汇集了数不清的红色文物和红色往事，目所触及、伸手可摸，桩桩件件皆留有刘邓等人的动人故事。
这里有邓小平用过的一张八仙桌。这张八仙桌原系邓小平房东家的家具，土改时分给该村张水泉，1986年3月5日，由县文物保管所程耀峰从张水泉家征集而来，经相关权威机构鉴定为二级文物。此桌通长97cm，高86cm，是邓小平1940年冬至1943年在赤岸村住时办公所用。虽然它看似很不起眼，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历经岁月的磨损而破旧斑驳，但它却见证了邓小平在抗战期间埋头伏案，勤思冥想、运筹帷幄、起草文件、总结交流等忙碌而充实的日子。
在当年一二九师师部旧址院落里还有一张小石桌，记载了刘邓两家人亲密无间的欢乐时光，每当有空闲时，两家人就会围聚在小石桌边谈天说地，这张小石桌则默默记下了两家人的欢声笑语。
在邓小平的5个子女中，有3个出生在太行，并且全部被忙于工作的邓小平夫妇托付在老乡家中抚养过。1944年，邓小平的长子在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降生，临时取了个乳名“胖胖”后，被送到麻田村清漳河对岸的一个农民家中哺育。
1945年，胖胖被接到了赤岸村一二九师司令部。一天，刘邓两家人在一二九师师部两家居住屋的院子里围坐在小石桌旁闲聊，卓琳对邓小平说：“咱们的孩子都快两岁了，总叫胖胖可不行，该取个名了。”邓小平想了想说：“我们也给孩子取名叫太行吧，邓太行。”刘伯承在一旁不由得笑了起来，因为自己的儿子刘太行1939年3月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出生，孩子出生时，作为父亲的他不在妻子汪荣华身边，他便给妻子写信说孩子就起名叫“太行”吧，缘由是：根据刘家的家谱，孩子是太字辈，又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太行”。
邓小平想想也觉得这名字起得不妥，两个孩子不能都叫太行吧，于是对刘伯承说：“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字。”刘伯承微笑一下，风趣地说：“这是政委的事，与师长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给起一个吧。”
刘伯承听邓小平这样说，看是逃不过了，恭敬不如从命吧，就把胖胖叫到身边，略加思索一番，随后在院落里那个小石桌上用毛笔写下了“朴实方正”4个大字，说：“这孩子长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怎么样？”大家齐声说好。解放后，邓朴方每次回到五加坡，都要深情地向人们讲述这个感人的故事。（未完待续）
来源:《党史纵览》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