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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胜利

李忠杰

2015年10月29日16: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很高兴海峡两岸的朋友们相聚一堂,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并对有关问题进行学术研讨。

2013年5月,我曾率团访问台湾,会见了连战、王金平等有关人士。连战先生与我们会谈一个半小时,着重回顾了台湾几百年来与大陆血脉相连的历史,特别是台湾人民英勇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我们还与邵铭煌、张玉法等研究国民党历史的权威专家进行了坦诚的交流,虽然观点有碰撞,但交流很深入,彼此很理解。通过交流,有了更多的共同话语。在台湾,我们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只要谈起抗战,海峡两岸的朋友们就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就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强烈的悲愤、担当、胜利和豪迈之感。

为什么?就是因为,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组织全国人民共同进行的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全体中华儿女,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共同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因此,对于当年的那场战争,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共同的认识、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豪迈!

所以,下面,我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胜利”为题,与各位朋友分享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思考和研究。

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灾难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竭力美化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甚至称其是为了解放东亚人民。这种观点,不仅无知,而且毫无逻辑性可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竭尽杀戮、残害之能事,还美其名曰“解放”,天下哪有这种所谓的“解放”?

事实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将中国置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大片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战略地区,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损失和灾难。中国是受当年战争摧残和伤害最为严重的国家。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到底受了多大的伤害?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到底犯下了多大的罪行?这是研究和认识当年历史必须首先搞清楚的大问题。

我们注意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就开始提出战争损失的赔偿问题。1938年,黄炎培等参政员在重庆召开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郑重提出提案,建议国民政府速设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展开对战争损失的调查。1939年7月,行政院制定和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查报须知》,通令全国中央机关及各省、市、县政府开展调查工作。1944年2月,行政院成立直属的“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1945年4月,该委员会改属内政部①。1945年11月以后,随着沦陷区的相继收复,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抗战损失调查,内政部抗

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拟订了九项抗战损失调查要点,通令全国开展此项工作。

1947年,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发表全国公私财产直接间接损失及军费损失的统计,合计为55943844000美元,全国人口伤亡总计12784974人,其中平民伤亡9134569人,余为军人。

这些数据使战争损失有了一个概貌,并为后人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但这些调查的起止时间为1937年7月7日至抗战胜利,未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长达6年的各项损失统计进去,还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损失。由于战争状况的复杂、调查工作的困难以及统计口径的差异等等,这些数据远远没有涵盖当年遭受的全部伤亡和损失。

199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数据,是历史的抽象。数据的背后,是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是无数人们的惨痛记忆和血泪控诉。为了更直接、更具体、更全面、更系统、更立体地还原当年的历史,展示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和损失,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罪行的种种言论,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部门单位的有关人员,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调研。调研工作从2004年10月开始,先后共有60多万人参与,迄今已持续10年之久。

调研的方式,一是查阅和搜集各种档案文献、当年的报刊资料及多年研究的成果;二是走访当事人、知情人和有关研究人员,记录证词证言,有条件的进行司法公证。

调研实行块块与条条相结合。块块,是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调查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调查工作从省、市、县一直深入到乡镇甚至村一级;条条,是按“慰安妇”、劳工、细菌战、毒气战、难民、华侨、文物等专题,委托某些部门或著名专家进行。

除台湾、西藏外,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32个省区市和地区参加调研,其规模和范围前所未有;收集和整理的档案资料,内容之丰富和翔实,前所未有;调研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还组织查档小组,分赴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搜集档案资料。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课题组曾前往台湾查档,得到了台湾有关机构和人员的支持帮助,并对发展两岸关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全部调研成果,按照统一规范和体例,编纂成《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分为A、B两个系列,陆续分批出版,总数300本左右。现已出版两批70余本,其余的将在今年底和明年出版。

调研工作全部是用事实说话,用档案资料说话,用证人证言说话。这些调研成果,极其详尽和具体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的罪行。包括:到处屠杀、焚烧、抢掠、奸淫,制造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大惨案,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蹂躏;大量使用生化武器,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批中国平民和俘虏当作细菌和毒气的试验品,对无辜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或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掠走大批中国劳工,强迫他们筑路、开矿、拓荒,从事大型军事工程,使其大批冻、饿、病、累而死;强征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严重残害妇女的身心健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战军民起码的生存条件;大量掠夺中国战略物资,轰炸或焚烧医院、学校、公共设施;通过发行货币掠夺中国人民财富;毁坏和窃取大批文物,等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违背了起码的人类良知和国际公法,不仅是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践踏,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每每看到这些令人震颤的历史事实,想到那些死难人员的冤魂亡灵,我们都禁不住心灵颤抖、潸然泪下。

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上与中国较劲。且不说30万的数字是经当年的国际法庭认定的,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而且,根据我们的调研,日本侵略者在全国各地先后制造的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就有170多个。每个惨案都有详尽的记载和档案资料证人证词的证明。

为了查明当年中国伤亡的具体人员,我们还特地安排山东省组织32万工作人员,专门走访调查了全省95%以上的行政村和80%以上的70岁以上老人,收集见证人和知情人的证言证词79万余份。整理形成包括156个县(市、区)的《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伤亡人员名录》,收录46.9万伤亡人员名单。然后,又选择其中信息比较完整、填写比较规范的资料,经省市县三级严格核实,首先编纂出14册《山东省百县(市、区)抗日战争时期死难者名录》,收录死难者169177人,记录了每个人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死难时间等基本信息。

调查历史的真相,记录历史的灾难,不是为了延续旧时的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灾难。这样的灾难决不能重复,因此也不能忘记,更不能否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在前往台湾查档中,我们了解到,台北的“国史馆”、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中,都保存有很多关于当年中国损失的历史档案。查阅这些档案,我们收获很多。这项工作,两岸还可继续进行。台湾的有些档案,由于年代久远,且受过水灾浸泡,保存质量堪忧。所以,我在台湾时就提议,两岸完全可以合作对这些档案进行整理。如果台湾方面人手和经费不足的话,大陆方面可以提供帮助。希望这种合作能够得到实现。

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杀戮,中国人民不能不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呼吁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愿意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1935年10月,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使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确定不求战而必应战的方针。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宣言和谈话的发表,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参与了全国抗战战略方针的研究和制定。国民政府确定以消耗持久战略为最高战略,力求以空间换取时间。毛泽东发表文章,对持久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根据两党协议,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全国划分战区,确定各自任务,国民政府同意中共领导的部队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敌和钳制日军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新四军以多种方式积极支持和协助国民党军队作战,特别是1937年9月,在国共合作的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115师伏击日军精锐部队,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并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后,八路军还参加了太原会战等对日作战。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在抗战形势非常严峻的关头,华北八路军所属部队对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105个团约20余万人先后参战,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暗流,起了积极作用。国共两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动员和组织全国同胞共赴国难,还与各种投降逆流特别是汪伪傀儡政权进行了坚决斗争,消灭了大量伪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国共两党的军队又向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共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不同的特点,也经受了各种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口号,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发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由于政见、战略、利益等等有所不同,两党及其军队也确实发生过不少磨擦。特别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以8万余部队包围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9000余人,致使新四军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后长期被囚。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面对这一严重事件,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毛泽东本拟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全面反攻,但后来还是以大局为重,采取了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卫的方针,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表现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大局的高风亮节。

国共采取合作态度,就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投身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我国各少数民族同样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以“不灭倭寇誓不还”的英雄气概,踊跃参军,奋勇杀敌;不畏艰难险阻,参与国防工程建设;劈山开路,逢水架桥,修筑国际通道,为增强国防力量和保障援华物资输入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身在海外的1000多万华侨,组织各种救亡团体,宣传祖国英勇抗战的业绩,捐赠大量钱财物资,支援国内抗战。有的侨胞还回国参战,为国捐躯。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华侨捐款13亿元国币,认购公债11亿元国币,占国民政府战时发行公债总额的1/3,后来一直没有偿还。侨汇95亿国币。华侨捐献飞机约达数百架,捐献汽车上千辆,其他还有药品、衣物等不计其数。

台湾人民自1895年日本割占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后,就不断开展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的斗争融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假如没有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很大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81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一切政党只有为此而不懈奋斗,才能在历史上占有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哲学首先是团结和谐的哲学,只有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才能保障和实现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不同政党会有很多差异,但只有以适当方式解决矛盾,求同存异、求同消异,扩大各方利益的共同点,培育和弘扬大度宽容的民族气度,才能顺应潮流,巩固团结合作的基础,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追求成为现实。

三、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两个战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抗击日本侵略,在战略和战役上互相配合,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面、正确地研究和看待不同的战场及其作用,是全面认识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课题。

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既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大历史功绩,也肯定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强调两个战场都是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种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受到了国际国内、大陆台湾以及海外广泛的好评和赞扬。

2014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正面战场,是国民政府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与之作战形成的战场。1937年7月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推动下实行抗战,组织了一系列战役抗击和阻滞日军。1938年10月以后,正面战场进入相持状态。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政府军队溃败。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局部攻势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正面战场在8年中总共进行了22次会战,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这些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大仗、胜仗,如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很多会战或战役规模巨大,战况惨烈。

正面战场,直接面对日军的主力部队,与之进行了大规模的防卫战、阵地战,使日军主力受到巨大的损失。如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会战于1938年6月至10月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半月。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陆军部队及空军、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约200架作战飞机,30余艘舰艇,总兵力近100万。日军方面在华中地区集中了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共9个师,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正面战场,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1941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刻。日本军队乘太平洋战争得手之机,于12月19日发动第三次长沙战役。中国军队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先是对日军设伏包围聚歼,随后又对溃逃之敌追击堵截,使入侵长沙之敌几乎全军覆没,伤亡5.5万人。而国民政府参战25万部队仅伤亡2万余人。此役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捷报传出,同盟国士气大振。伦敦《泰晤士报》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长沙之大捷。”《每日电讯报》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彩夺目。”

在正面战场上,许多国民党将士英勇杀敌,壮烈牺牲。胡锦涛、习近平两任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的讲话中,都既列举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四名共产党牺牲将领,也列举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四名国民党的牺牲将领。

正面战场的进程,大体上遵循和体现了国民政府消耗持久、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争取盟国支持和参战、最后夺取胜利的战略意图和战略方针。但这一战略意图和方针本身,以及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是正面战场总体上处于被动甚至发生溃败的重要原因。第一,在实施消耗持久战略方针中过于保守,特别是过于单纯地进行防御战、阵地战、阻击战,忽视运动战、歼灭战的作用,没有在总体防御中积极主动地通过运动战聚歼日军的有生力量。第二,在日军向关内进逼并侵犯华北等地之时,对日本侵华的战略意图和野心判断有误,没有能坚决打击日军侵略的锋芒。南京保卫战战略意图不明确,举措失当,使日军轻易占领南京,而我军撤退混乱,使大量部队陷于敌手。第三,各个部队之间配合协调存在严重不足。不少部队打自己的小算盘,错失很多战机,造成很大损失。这种状况在很多会战中都有所表现。第四,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不敢也不愿发动广大民众参战,也没有能适时改善政治、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使民众缺乏组织。军队纪律也存在很多问题,影响军民关系。第五,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致使大批部队动摇叛变,成为伪军,帮助日军防守占领区域和向国共两党的部队发动进攻,也动摇了军心民心。

敌后战场,是在日军占领区开辟的战场,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随着日军在正面战场的进攻和推进,华北、华中、华东和后来的华南很多地区,就成了日本占领区。根据中国战场的战略分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组织民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日伪军队,破坏敌军交通线和基础设施,牵制敌军向正面战场的进攻。中国共产党还在华南各地成立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抗日武装,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争。

在坚持对敌作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冀热辽、苏北、苏中、苏浙皖、淮北、淮南、皖江、浙东、河南、鄂豫皖、湘鄂、东江、琼崖等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在全国抗战中,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火炮1800余门。

共产党在东北领导或影响下的抗日武装,从1931年到1937年,作战成千上万次,使日军耗资14亿日元,伤亡17.3万人。这些武装于1936年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7年时达到11个军,3万余人。虽然后来遇到严峻困难,遭到挫折和失败,但依然以不同方式坚持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根据1946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谈判时期公布的数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的日军,占当时侵华日军总数的比例,1938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1943年是58%,1944年是64%,1945年是69%。最高年份是75%,最低年份是58%。

当然,国民党方面也开辟有敌后战场。七七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特人员开始在敌后发动游击战。1937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根据军委会参谋总长白崇禧的提议,作出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决议,通令各战区施行。1938年11月25日,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中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在湖南衡山举办的游击战训练班上,国民党特地邀请叶剑英以及延安的军事干部来给国民党将领、干部讲课,介绍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根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的研究,国民党方面建立的敌后战场,分为两个时期。1937年至1942年为发展期。1942年至1945年为衰落期。在发展期,国民党游击队约54万人,共产党游击队约25万人,共产党游击队武器较国民党游击队为差。但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到1942年后陷于衰落。其原因张玉法认为有三:日伪军强力“扫荡”,国共军队冲突,内部不和。

与国民党敌后战场的衰落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却在正面战场处于胶着状态之时,逐渐度过最困难时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用各种方式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钳制和消灭了日伪军大量兵力。到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成功的,敌后战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是成功的。

对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作用和贡献,要全面看待,客观评价。两个战场,各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作用。两个战场的结合,才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正面战场,就不足以抵抗日军的大举进攻,不足以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就会使更多的土地和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但没有敌后战场,就会使日军巩固自己的后方和物质基础,更便于向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同样也会造成更多土地和人民的沦陷。有些人以举行了多少次大规模会战来评价两个战场的贡献,贬低敌后战场的作用,这是不甚科学的。

还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牺牲的将军没有国民党多,所以作用没有国民党大。国民党方面牺牲的将领确实比较多,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崇高敬意。但这种简单的比较不是很全面。国民党有200余万军队,共产党抗战初期只有4万多军队,将军当然没有国民党多。而且,国民党一直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当然也不愿多给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授以军衔。很多红军时期的方面军指挥员、军团长、师长等,只能当个旅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等等,军阶都降低了。连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萧克、林彪、聂荣臻这样的名将,有的还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或早期学员,也只能当个师长、副师长。即使后来部队扩大,但国民党依然限制编制,甚至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实际上共产党方面牺牲的干部并不少。

所以,两个战场的贡献,都应该客观地给予肯定。至于作用大小,不像青菜萝卜,可以用秤来称,斤斤计较。应该从大局来考察、评价。如果你贬我,我贬你,外国人听了,就会以为你们中国谁也没有真正抗战,中国抗战没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什么贡献。这种不正常现象只会让中国人自己吃亏。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已经让外国人坐收了多少渔翁之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我们都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来认识。

四、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共同奋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61个国家和地区(按现在计算,为80多个国家)、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其中,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及大洋洲。其性质,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之间一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大搏斗。

面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威胁,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抵抗。虽然当时也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的差异,但共同的敌人、共同的任务、共同的目标,促使各个国家和人民求同存异,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国共两党都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中国共产党早在1935年就积极呼吁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大局出发,大力推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推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始终希望和期待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并为此开展了大量外交活动。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蒋介石获悉消息,立即召集会议,决定提议成立太平洋反侵略各国联盟,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对德、意、日宣战。在中国推动下,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41年12月,中、美、英三国在重庆举行联合军事会议,由此结成军事同盟。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中国战区,负责中国、安南(越南)和泰国国境内的作战,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了中国战区联合作战参谋部。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中、英三国首脑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三国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并一致通过了《开罗宣言》,表示三国将团结一致,决心把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近代以来,作为中国首脑,与世界最强大国首脑坐在一起,研究和讨论关系世界命运的大事,这还是第一次。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会议以美、中、英三国名义发表了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在签字发表前,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中国参加关系世界命运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表明中国实际上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谋划和指挥工作。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消耗了日本的大量国力;二是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盟国的一些战略行动还是直接从中国出发的;三是影响了日本的战略方向,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四是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五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了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鼓舞了被压迫、遭侵略的民族进行解放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拖住和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最高时达到94%。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总数的50%以上,最高时达到69%。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除东北外的陆军和太平洋战场的陆军比例为51∶49。中国战场抗击的日本陆军仍多于太平洋战场。

本文是作者2015年8月24日在全国政协举办的海峡两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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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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