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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仲勋对抗日战争的重要贡献 

袁武振 梁月兰

2015年10月29日16:0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习仲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全面抗战时期,习仲勋先后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和北大门,1936年至1942年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和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1943年初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区司令部政治委员。他领导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军民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开展反磨擦斗争,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为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出师抗战的出发点和中共中央领导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当探索革命道路的艰巨任务摆在全党面前的时候,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一起,义无反顾地举起了陕甘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大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以极大精力领导根据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壮大红军队伍、巩固红色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文化,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

1933年春,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照金苏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在环境恶劣、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倾注了超凡的智慧和无尽的心血,为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建立革命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到1933年秋,其幅员扩大,跨越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宜君等县边界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1933年8月14日,在红26军南下失败,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危急关头,习仲勋和秦武山在照金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时称陈家坡会议。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明确表示赞同多数同志的意见,“继续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把红四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旬邑游击队和淳化游击队等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一致行动”。会议经过认真研究,否定了分散行动的意见,并对少数人的消极情绪展开了批评,统一了思想认识。陈家坡会议是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机的关键会议,对于恢复与扩大红26军,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刘志丹听取习仲勋关于陈家坡会议情况介绍后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

1933年10月16日,照金苏区陷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1934年2月,习仲勋当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上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主席,实现了工农兵临时政权机构向正式政权机关——苏维埃政府的转变。习仲勋发表施政纲领,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胜利。

为保证根据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水平,提供游击战争必要的物质保障,习仲勋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包括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对民团政策、对土匪政策、各种社会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对白军俘虏政策、文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完备,也非常符合陕甘边区的实际,促进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红26军主力发展成兵强马壮的西北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东到临镇,西界定边,南接耀县,北靠高桥川、宁条梁一带。

1935年春,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一大批根据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关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1936年1月,习仲勋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5月,习仲勋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10月,习仲勋二下关中,全面主持关中特区工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毛泽东曾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二、实行民主普选和“三三制”政策,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全面抗战爆发后,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由苏维埃民主制向普选的议会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按照陕甘宁边区统一部署,根据《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开展了两次普遍、直接、平等、自由、无记名的普选运动。

第一次普选从1937年7月中旬至8月底进行,有70%以上选民参加选举。第二次普选是在1941年春季进行的,参选率普遍在80%到90%,有的地方高达95%。关中分区共选出乡参议员2278名,代表性十分广泛。以新宁县为例,在当选的582名乡参议员中,工人2人,雇农1人,佃农19人,贫农393人,中农113人,富农30人,地主13人,豪绅1人,开明绅士10人,内有国民党员2人。在当选的48名县参议员中,工人1人,农民34人,商人3人,学生10人。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的普选是分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为建立健全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有效地推动了抗战动员,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边区搞“封建割据”的谰言,使全国人民看到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民主政治的模范根据地。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认真贯彻“三三制”原则,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1941年上半年,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开始进行贯彻“三三制”原则的宣传教育,下半年各县普遍开展了“三三制”民主普选,改选了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参加各级政权。经过选举,共产党员在乡议员中占30%,在乡政府委员中占32%,符合“三三制”的要求。但县一级选举中许多选民不愿选地富士绅,结果共产党员在县议员中占50%,在县政府委员中占55%。这个比例不符合“三三制”的要求,须进行改选加以纠正。经习仲勋和各级领导耐心作教育工作,群众逐渐认识到贯彻“三三制”的必要性,为改选工作铺平了道路。

1942年3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县发出指示信,要求“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退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而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习仲勋按照指示信精神,检查各县、乡的工作,指导各县进行改选,彻底落实“三三制”政策,对参议员和政府委员做了调整和补充。新正县改选中退出共产党员议员3人,补选非党人士5人,使参议会的共产党员占36%,接近1/3的要求。淳耀县8名共产党员议员主动退出议席,由党外人士递补。赤水县参议会常驻议员5人,内有2名共产党员,主动退出1人;县政府委员9人,内有共产党员3名,其余均是国民党左派和民主人士。新宁县也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各县贯彻落实“三三制”政策,各级政权中吸收了一批非党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调动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争取中间势力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加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习仲勋在领导绥德分区试行“三三制”选举中,进行了模范而有创造性的工作。针对老百姓文化程度低、大多数不识字、居住分散等情况,绥德分区在选举中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法:识字者用票选法,识字不多者在票上画圈,不识字者采用投豆、香头点洞等方法,交通不便的采用流动票箱送票上门。经过选举,一大批开明绅士、社会贤达走进各级民主政权机关担任重要职务,如绥德的安文钦、刘绍庭、霍子乐、张哲卿,米脂的李鼎铭、姬伯雄、杜瑞兰,佳县的任文林、乔松山、杜光,清涧的师道成、惠仁齐,吴堡的樊一平、王国宏等都当选为绥德分区参议会参议员,安文钦还当选为副议长,后又当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习仲勋在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保证了中央方针的顺利实现。他以身作则,善于与人团结,推心相与,共同合作,受到民主人士的敬服。他以平等谦虚的态度和民主人士讨论问题,以开诚布公的合作方式和他们交朋友”。对地方上有名望、在群众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头面人物,习仲勋亲自部署给他们安排工作,先后把赤水县绅士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财政科任科长,把新正县雷庄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著名隐士肖芝葆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时期制定的一项重要政策。1942年,习仲勋根据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开展了精兵简政工作。他将分区的3个文艺团体(七七剧团、关中剧团、关警剧团)合并成立八一剧团;将关中分区警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为警一旅关中警备司令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情况,对各单位人员进行精简。各县的精简工作也都取得了成效。如新正县县级干部精简前29名,精简后24名,精简5名;乡级干部精简前44名,精简后22名,精简22名。对精简下来的人员进行适当安置,分别不同情况,有的送去学习,有的分配到生产部门,有的退伍回家,有的下到基层工作。精兵简政工作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对根据地渡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领导经济建设,为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奠定物质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地区和土地革命不彻底仍存在租佃关系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37年至1938年,习仲勋在关中分区未经过土地革命的统一战线地区广泛宣传减租减息政策。但由于统战区内国民党政权的阻挠和磨擦事件的干扰,减租减息政策未能有效实施。1941年反磨擦斗争胜利后,结束了关中分区部分地区双重政权的局面,为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强调实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在习仲勋的有力推动下,减租运动在关中分区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普遍展开,有计划地开展清算、减租和退租工作。具体规定是:对1939年以前的欠租予以废除,即“勾欠”;1940年后的欠租,执行减租的规定;对已按原租额交了租的,由地主退还应减的租子;对尚未缴纳的租子,则以新的租额计算交租。淳耀县勾欠和退租1535石,赤水县勾欠和退租1280.23石。最后,重新确定实行了定租、活租、伙种、安庄稼、包山租等各种租佃形式,保护了佃户的佃权。对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新发现的地权问题、租佃问题等,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采取勾账、换约等措施,保护佃权和租权,解除了长期以来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

1943年2月习仲勋领导绥德分区工作之后,全面贯彻实行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和规定,首先清算1939年至1942年期间佃户多交的租额,令地主如数退还给佃户,然后租佃双方签约,实行保佃。绥德分区对减租幅度作了具体规定:丰年减25%,平年减40%,歉年减55%。1943年秋,减租减息斗争进入新阶段,各地普遍实行了清算旧账、退免陈租,“双减”政策得到全面贯彻。仅据绥德县6个区、米脂县3个区、子洲县5个区、清涧县3个半乡、佳县个别村的统计材料,除按条例减租外,勾欠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并抽约换约,同时进行土地回赎,即农民廉价把典给地主的土地抽回。1943年以后,绥德分区地主把50%以上的土地卖给了农民,土地所有权由集中变为分散。

习仲勋领导的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整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各地都有一些佃户努力发展生产,逐渐成为自耕农。同时,由于地主的利益得到适当照顾,一些外逃地主陆续返回家乡,一些开明人士还被选入各级参议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走出困境,坚持抗战,支援前线,改善生活,习仲勋响应党中央、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领导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党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建设。根据关中分区人口少、面积大、可开垦荒地多的实际,习仲勋把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增产粮食作为发展经济、渡过难关的主要措施,号召军队和全体人民迅速行动起来,掀起开荒拓耕的热潮。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作为领导大生产运动的专门机构,并规定党政机关干部每人种地6亩,学校每人种地2亩。习仲勋率先垂范,上山开荒,带动和鼓舞了干部群众。至1942年上半年,分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马栏的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垦荒地8100多亩。

在大生产运动中,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搭工组、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唐将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应运而生。习仲勋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指导关中分区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中,特别强调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反对搞形式主义。他说:“毛主席曾提倡‘组织起来’。我们这几年取得的生产成绩,‘组织起来’是起了决定的作用的。所以组织劳动力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做。现在边区各地存在着很多变工队,它是在群众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确实在生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不能搞形式主义,只有数目字而无实际活动的变工队,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习仲勋文集》上卷,第52页。 在习仲勋的正确指导下,关中分区的劳动互助组织由单纯从事农业生产,发展到开展拦洪漫地等农田基本建设、从事运盐和拥军支前,涌现出了一批模范单位,尤以淳耀县白原村变工队和同宜耀县后殿村唐将班子为典型代表。

关中分区在以开荒拓耕为主的大生产运动中,工业、商贸事业也都有了很大发展。习仲勋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白手起家,在关中分区建立了炭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并建立了一些私营企业。纺织业方面,全分区从事纺织的妇女1.21万人,纺车8522架,年纺织的衣料可供全分区63%的人口穿用。商贸事业方面,各区办起了供销社,组织农民贩盐。分区在丰泉办了商贸公司,用边区的土特产品从外面换取棉花和药品。私营商业也日益繁荣,仅柳树、长舌头、马栏、湫坡头等地就新开门店58处。同时,分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重大进展,在马栏相继建成了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以及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等。为方便生产交通,还修建了马栏7孔石桥。

在绥德分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习仲勋动员地委、专署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参加生产劳动。他在机关干部会上宣布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同勤务员合作种棉花、白菜;每天捻1小时毛线;办公用品节约2/3;1年内的棉衣、棉鞋、单衣、单鞋、被褥等,不要公家补充;冬天睡冷床,只生炉子不烧炕,提早半个月停火;注意身体健康,争取不花国家医药费。在习仲勋的带动下,绥德分区从地委、专署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通讯员、警卫员、勤务人员等,都走出机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完成了增产粮食的任务,学会了纺毛线。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习仲勋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1943年春,习仲勋带领调查组来到绥德城西十多里地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蹲点调查研究。他在调研中发现,郝家桥在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改良土壤、选择良种、提高产量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厚朴实勤劳、廉洁奉公、带头实干,是农村的好带头人。他认真总结郝家桥经验,并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号召全区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地委还特意制作了一方刻有“农村楷模”4个大字,由习仲勋、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的木匾奖给郝家桥村。郝家桥经验的推广,促进了绥德分区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的劳动竞赛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当年的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

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使分区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坚持抗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奠定了物质基础。习仲勋后来说:“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鼓舞群众参军参战、生产支前

为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援抗战前线,并培养适应抗战需要的各类人才,习仲勋把文化教育事业放在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来抓,使关中分区和绥德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迅猛发展。

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区工作期间,抓紧少有的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机,吹响了开发“文化荒漠”的号角,大力发展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全分区初小由170所增至243所,有学生7000余名;完小由4所增至9所,有学生400多名。关中分区的社会教育形式灵活多样。一是办识字组,以识字为主,兼学政治。二是办夜校,适于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主要吸收白天忙于生产的男女青年参加学习。三是办半日班,附设在各个小学内,主要解决因帮家中干活不能全天在校学习的学龄儿童的学习问题。四是办冬学,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学习。这样多种形式办学,给有各种具体困难的人都创造了参加学习的机会。

在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区工作前,全分区没有一所中等学校。此后,关中分区有了鲁迅师范学校、陕北公学旬邑分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等几所中等学校。从1938年4月至1939年7月,鲁迅师范学校在关中分区办学1年又4个月,培养学生300余人,成为抗战时期“争取国防教育之模范”。从1938年7月至1939年6月,陕北公学在旬邑看花宫办学1年时间,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成立,习仲勋兼任校长。他后来回忆说:“二师的教学方针,一开始就确定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才能的青年为宗旨。一切从边区实际出发,培养边区建设中迫切需要的人才。”习仲勋要求分区机关、团体和领导同志,都要爱护二师,支持二师。他自己也经常为二师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1989年,习仲勋为二师校史撰写序言,深情地写道:“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财、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个方面、各条战线。”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委于1940年4月12日创办了分区党委机关报《关中报》。他对《关中报》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要求报纸树立“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的办报方针。习仲勋说,关中地区群众干部文化程度低,报纸一定要在通俗化上下功夫,要写老百姓的事,说老百姓的话,使他们看得明白,听得懂,爱读爱看。报社按照这一办报思想,突出人民性、群众性和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活泼,深受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对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拥军支前、减租减息、识字读报、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1944年10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关中报》被誉为边区地方报纸的模范。194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载文给予高度评价:“《关中报》办得最好!”

1943年元旦,《解放日报》在社论中指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是1943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刚走上绥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仲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一手抓大生产运动,一手抓文化教育。他要求文化教育事业要为全分区52万人民群众服务,提出按照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与社会结合、教育与政府结合、教育与家庭结合的办学方向进行改革。为有效地解决群众识字、学文化的问题,习仲勋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农闲季节大办冬学。1943年冬,全分区办冬学905所,参加学习的7万多人。1944年3月11日,《解放日报》以《绥德国民教育大革新》为题,全面报道和推广绥德教育工作的经验。至当年秋,全区已有完全小学260所,中小21所,普小150所,共有学生11400余人,同时还办有民校22所。在地委和各级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全区掀起了扫盲、学文化的热潮。

习仲勋亲自做调查研究,总结子洲县周家疙崂村因地制宜办冬学的办学经验,撰写了《开展冬学运动应掌握的方针》的文章,发表在1944年11月23日的《解放日报》,提出了办冬学要掌握的7项方针:(一)坚决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二)冬学运动首先要和群众的冬季生产相结合。(三)不能抄袭一套旧的教学方法,必须学用一致。(四)冬学运动要和冬季训练、闹秧歌、医药、卫生、组织妇纺、植树等取得有机联系。(五)在开展冬学运动中,注意团结农村中参加冬学运动的一部分积极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六)对训练冬学教员,应采取开会形式,研究典型,交换经验,不要采取一般灌注式。(七)在开展冬学运动中,必须普遍地建立若干个重点,而不是平均地分散力量。习仲勋写道:“周家疙崂一揽子冬学就是我们今年开展冬学运动的正确方向。”习仲勋对周家疙崂村冬学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对陕甘宁边区教育工作特别是开展冬学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五、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抗日战略总后方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对中共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剧。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对关中分区制造的磨擦事件多达64起。一场错综复杂的反磨擦斗争,考验和锻炼着习仲勋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艺术。

集关中分委书记、关中分区专员、关中保安司令部政委于一身的习仲勋,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指示,领导关中分区的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巩固了人民军队的抗日战略总后方。他运筹帷幄,殚精竭虑,仅1940年以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名义写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反磨擦斗争的报告就达27份、10万字之多。

1940年1月21日,习仲勋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报告中根据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摆在关中分区党政军面前的战斗任务,是用尽一切力量,争取时间准备战争,应付突然事变”。习仲勋提出反磨擦斗争的主要策略:“第一,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第二,反磨擦斗争,目前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原则下进行的”;“第三,此次对方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如对方突然向我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要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的有利地区活动,为的是打垮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力量,以达到保卫边区,保卫关中分区的目的。”根据上述原则,习仲勋提出了关中分区的四项中心工作:“第一,巩固自己”;“第二,扩大自己”;“第三,动员群众”;“第四,加强锄奸保卫工作。”

1940年5月8日,习仲勋就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情况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告说:“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关中分区的进攻,由以前的偏重于政治方面,转向了主要的军事进攻。关中分区的反磨擦斗争进入了一个新形势。在目前,我们总的策略是,一方面发动全关中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深入的战争动员,提高群众保卫关中分区、保卫家乡的热忱,另一方面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及其罪恶行为,以便孤立与打击之,完成保卫关中分区的总任务。”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反磨擦斗争的三条策略:“甲、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展开普遍的政治斗争”;“乙、加紧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奠定战争的实力基础”;“丙、加强战时的组织与领导。”习仲勋强调要“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口号周围”,间接、直接地帮助我们。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挑衅,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有效反击,1940年组织进行了大小90余次反磨擦战斗。习仲勋1943年1月8日在西北局高干会的发言中讲到这一时期的反磨擦斗争时说:“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共磨擦更加严重。二十八师、预三师向我进攻。三月间,预三师袭击看花宫;五月间,保安第四支队郭相堂部占领新正六区底庙村,随后四区亦被占领。及至六月间,井村战斗后,才予反共部队严重打击。在‘集中主力,主动打击进攻边区的反共军队,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下,一九四〇年九月间,我们先后占领了柳林、庙湾、瑶曲、马栏四个区,成立了关中分区东行政区。在一年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基本上胜利了,边区更加扩大了。”《习仲勋文集》上卷,第19—20页。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防备顽固派进攻陕甘宁边区,1941年春,中共中央军委令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主力进驻延安以东和以南的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及甘泉、富县等地,令警备一旅开赴关中分区。警一旅抵达关中分区后,首先在彬县以北的义石村、夙王山一带与国民党胡宗南部和地方保安部队激战3天,将其赶到夙王山以南;接着攻打收复柳林土桥镇和正宁县部分地区。同年8月,警一旅与关中保安司令部合并,成立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警一旅旅长文年生任司令员,习仲勋任警备司令部政委兼警一旅政委。习仲勋和关中分区党政组织号召全分区军民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行坚决而有效的自卫战争,各地迅速组织游击队,整顿自卫军,加强盘查放哨,实行坚壁清野。在边区军民坚决的军事斗争面前,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习仲勋在领导关中分区军民进行反磨擦斗争中,既注意搞好军事斗争,又很重视政治斗争,讲究斗争策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他1940年写给边区政府的20多份报告,大都提到了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斗争的情况。他指示《关中报》有针对性地开展反磨擦斗争报道,印刷传单标语,普遍张贴散发。他还亲自给顽固派头目写信,谈判和交换双方被俘人员,教育启发顽固派下层官兵觉悟。习仲勋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反磨擦斗争时说:“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习仲勋文集》上卷,第431页。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习仲勋和张宗逊共同指挥了著名的爷台山反击战,全部收复爷台山等失地,取得反顽斗争的彻底胜利。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讲演中,对此战给予高度评价:“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7页。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习仲勋无论是在关中分区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还是在绥德分区保卫边区北大门,都始终是党和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戴。毛泽东1943年1月亲笔为习仲勋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后又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继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袁武振,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梁月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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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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