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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研究述评

臧运祜

2015年10月29日16:1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广大的中国占领区,扶植诸多伪政权,实施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沦陷区”。与“解放区”(根据地)、“国统区”(大后方)一样,“沦陷区”同样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笔者拟在回顾我国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其未来的学术发展做些展望,以就教于学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政权与沦陷区,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并实施殖民统治的必然产物。

近代日本按照其以中国为主要目标而实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1895年迫使中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与澎湖列岛,并于1895年6月17日开始在此实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由此成为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人民开始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长期斗争,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由此开始了从局部到全面、历时14年的侵华战争。日军侵占中国的领土之后,为达到灭华、亡华之目的,转而实行了不同于台湾殖民统治的“以华治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政策:在中国关内外的广袤的占领地区,扶植中华民族的各色汉奸与败类,组建了一系列在日寇刺刀之下的傀儡政权,以继续实行其对于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这些在日伪统治之下的广大地区,从抗战时期以来就被称为中国的“沦陷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侵占东北三省全境及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1932年3月扶植成立了以逊清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侵占热河省与长城以北地区后,又将该地区划入了伪满的界内。在日伪统治之下的东北沦陷区,时间长达14年之久。根据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而形成的冀东“非武装区”,成为日本向关内扩张的基地。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策划华北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治运动”,企图将上述地区分离于中国本土之外。1935年底成立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1936年5月成立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日本将中国传统上的“华北地区”据有关学者考证,“华北”一词是19世纪末期在外国势力逐渐深入我国和国人注意维护主权的语境下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使用频率很高。参见张利民:《“华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概念问题,参见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5页。,别具用心地一分为二,分别由天津军和关东军主持,进行旨在分裂华北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日本从华北开始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全面的侵华战争。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占领区,继续扶植建立一系列伪政权,形成了更加广阔的沦陷区。日本华北方面军陆续侵占华北各地区之后,在北平、天津两市“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于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后被改称“北京”)扶植成立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于1938年1月1日就职。该伪政权后来下辖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特别市”,即所谓“华北沦陷区”之主体。关东军进占察哈尔、晋北、绥远等地的同时,于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28日在归绥(后被改称“厚和”)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22日,上述三个“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组建“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改称“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对于伪蒙疆政权下辖的内蒙古西部沦陷区,学界有时单独列论,有时又与华北沦陷区、关内地区一并论述。

日本华中方面军侵占上海、南京及华东地区之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扶植成立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其辖区主要是今江苏、浙江与安徽等省以及上海市,后随日军对于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占领,又逐渐扩大到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经过日本方面的统合与协调,伪华北、华中两政府均同意组建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而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汪伪政权继承了伪维新政府的基础,其辖区随着日军的侵华行动亦有所增加,一般称其为“华中沦陷区”,有时也与关内地区一并列论。

综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既是日军的占领区,又是日本扶植之下的伪满洲国、华北伪政权、伪蒙疆政权与汪伪政府的辖区,其范围涵盖东北、华北(含今内蒙古西部地区)、华中(含今华东、华南)地区,也可以统称为“关内外沦陷区”。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形成了被日伪政权实施殖民统治的“沦陷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继续统治下的“国统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或称“根据地”)。当时中国最为富庶、而被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广大沦陷区,有学者称其为战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其历史自然亦应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

早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关注到了沦陷区问题的重要性及其研究的意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研究讨论之外,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共分为四个问题,而“沦陷区问题”即为其中之一。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该会编辑、解放社即将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专门撰写了题为《研究沦陷区》的序言,论述了沦陷区问题的意义及其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问题。他首先指出:“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但在当时的解放区,对于沦陷区的研究却是相当薄弱的:“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关于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毛泽东指出了必须首先详细占有材料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从材料中引出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时事问题丛书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尽管如此,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之下,包括解放区在内的中国大后方,虽然出于抗战的需要而收集、编印了大量的日伪情报与沦陷区的各种资料例如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特种经济调查处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部门,在抗战时期编辑过一些有关沦陷区的资料。,但是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在抗战时期还难以开展。战后中国政府对于敌伪产业的接收与汉奸的审判以及为此而编辑的资料,无疑也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学界关于伪政权和沦陷区的研究,历经曲折但后来居上,终于走上了繁荣与发展之路。“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算是起步与缓进阶段。此后直到70年代末,是停顿和复苏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则是大步迈进和走向繁荣阶段:据不完全统计,这20年间,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0余部、资料集30余种,翻译出版外国的专著、史料集和回忆录10余部。这些成果既论及日本殖民统治问题,又论述了各伪政权的成立、汉奸集团及其重要人物,还涉及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民众抗争的方方面面。总体而言,虽然缺少一部系统与全面论述抗战时期整个伪政权与沦陷区的专著,但是在伪满洲国与东北沦陷区、汪伪政权与华中沦陷区的两个主要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而重要的研究成果。参见金光耀、张济顺:《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研究述评》,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9—322页;余子道:《回眸与展望:建国以来的沦陷区和伪政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抗战史研究的继续深化,中国大陆学界一方面继续提高沦陷区研究水平,特别是细化资料,深化内容,提高理论,推进整体201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联合举办“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相关中青年学者就深化沦陷区研究发表了意见。其笔谈文章,收入《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另一方面,针对此前一直处于薄弱甚至空白状态的华北伪政权、伪蒙疆政权以及华北(含内蒙古)沦陷区,大力加强了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关于华北沦陷区及其伪政权,除了相关资料的大量刊布之外,近年问世的四部专著这四部专著是:郭贵儒等的《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刘敬忠的《华北日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同乐的《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以及郭贵儒的《河北沦陷区伪政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相关情况还可参见张同乐:《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关于伪蒙疆政权的研究,近年问世的另外四部专著这四部专著是:祁建民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金海的《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和《日本在内蒙古殖民统治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以及任其怿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以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发表的一组专题研究论文,表明其同样是一个方兴未艾、值得奋发有为的领域臧运祜:《关于抗战时期伪蒙疆政权史的研究(代序)》,《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与此同时,1949年以后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以及二战后的日本与欧美学界,对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以及相关的伪政权问题,在20世纪后半期均有一些研究成果。

台湾地区虽然具有民国时期档案资料的特殊优势,但是对于汪伪政权史的研究,却在80年代才开始进行。吴学诚的硕士论文“汪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研究”(1980年)首开风气之先,其后又有邵铭煌的博士论文“汪伪政权之建立与兴亡”(1990年)。此外,尚有陈鹏仁、陈木杉编辑的有关资料以及关于汪精卫“和平运动”与人物的一些研究成果。参见邵铭煌:《台湾地区汪精卫政权史料与研究》,“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国史馆”(台北),1997年,第1833—1853页。近年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克文关于汪精卫及其政权的研究,刘熙明关于伪军与强权政治之关系的研究,罗久蓉关于汉奸审判问题的研究参见王克文:《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国史馆”(台北),2001年;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稻乡出版社(台北),2002年;罗久蓉:《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2013年。。

二战后的日本学界,将伪满洲国与中国关内的其他傀儡政权,分别进行研究。对于伪满洲国的研究,自70年代以后开始活跃,成果可谓丰硕,但观点也有争论。参见山根幸夫ほか編:『〈増補〉近代日中関係史研究入門』,研文出版,1997年,229—275、497—503ページ。对于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在沦陷区诸伪政权研究中较有代表性。其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在研究范畴上,对于伪政权的研究多置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对占领区的研究则置于日本史或殖民统治的范畴,且后者的研究成果明显超过前者;二是在研究方向上,经济面胜于政治面,对于占领地经济支配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三是在研究态度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批判胜于辩护,对于汪伪政权则同情多于斥责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欧美学界早在7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探讨战时傀儡政权的问题参见〔美〕约翰·亨特·博伊尔著,陈体芳、乐刻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80年代起,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开展,对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问题开始进行研究;90年代以后,对于沦陷区的傀儡政权之研究也开始兴盛。他们普遍肯定沦陷区研究的潜力与价值,在此基础上,其成果分为两类:一是沦陷区的地方经验,偏重社会史和文化史;二是沦陷区的傀儡政权,倾向政治史或外交史,同时不可避免地涉及抗战时期的所谓“和平运动”。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之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并存在以下问题:

1.从研究历程与现状来看。对于伪满洲国、汪伪政权以及东北沦陷区的研究,开始较早,且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而对于华北(含伪蒙疆政权)以及关内诸沦陷区的研究,虽开始较晚但后来居上,最近十多年来有较多新成果。上述状况,必然造成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研究的不均衡状态。迄今为止,中国学界还没有一部对于沦陷区进行总体与全面研究的专著。这与我国学界的中国抗战史研究是极不相称的。

与该状况相关联的,是沦陷区史料的编辑与出版状况。在抗战时期延安编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学界系统编辑与出版沦陷区史料的工作,目前看并不尽如人意。迄今,只有东北沦陷区的史料较为充足例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年起陆续出版),共18卷,绝大多数为日本侵略东北的档案资料;孙邦主编的“伪满史料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共10卷。,汪伪政权的资料尚有较大差距例如复旦大学历史系黄美真、余子道等主编的“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仅出版过《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5年),其余各卷迄今未见出版。,华北、华南仅有一些资料例如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总主编,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共10册;张中华主编《日军侵略广东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共14册;《华北政务委员会公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共22册;等等。,总体资料则只有一卷即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抗日战争”第6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种史料状况,不但严重制约了学界研究的开展,其实也是研究不充分之反映。

2.从研究范围与主题来看。在既有的论著之中,与日本侵华史相关联的诸如伪政权的建立过程与相关人物,以及各沦陷区的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成果较为多见;但是关于沦陷区的政治、军事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社会、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就更为少见(仅有“沦陷区文学史”算是个例外,但更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成果而非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成果)。

3.从研究理论与方法来看。中国学界关于伪政权与沦陷区的研究,目前的成果基本上从属于日本侵华史的范畴,或者说就是前者的注脚。如此,由于学界对于日本侵华史本身的研究存在诸多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关于20世纪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参见张振鹍:《日本侵华史研究:一个粗略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臧运祜:《百年来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3日。,再加上沦陷区研究的上述缺陷,其在理论与方法上就更加缺乏基础,仅以批判和揭露的成分居多。即使与日本侵华史相关的近代日本殖民地统治,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研究也非常薄弱。

针对上述状况,借鉴有关学者的高见参见《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1期。,笔者不揣冒昧,谨对抗战时期的沦陷区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区分“日—伪”关系,提高沦陷区研究的理论水平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扶植的诸多伪政权与形成的多个占领区,应该归入日本侵华史的范畴,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则属于中国抗战史的范畴。两者虽然存在密切的因果联系,但显然又有所区别。可是,我国学界的既有成果,经常将以上两者混为一谈,其具体表现就是认为日伪之间“铁板一块”。这样的思维方法与研究模式,固然有利于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的本来面相,但是在沦陷区的研究上,自然也就容易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脸谱化、标签式形象,而这显然是背离历史真相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伪政权与沦陷区的研究上,首先就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既要看到日伪之间的狼狈为奸,也要看到其矛盾与冲突;既要关注日本在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又要看到中国沦陷区本身的历史发展。张生等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3年),就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张宪文先生在序言中指出:该书“对日伪之间既合作、勾结,又有矛盾、冲突的复杂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

其次需要提高沦陷区研究的理论水平。毛泽东1939年10月1日撰写的《研究沦陷区》一文,虽然提出了研究沦陷区问题的“刻不容缓”,但也针对在当时情况下延安的时事问题研究会还只能编辑出版一些并不完全的沦陷区材料,指出:“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时事问题丛书之二)》,第3页。但战后70年来,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滞后以及该学科在理论上的薄弱状况刘大年的《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王维礼的《中日十五年战争及其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沦陷区问题在史实研究尚有很大缺陷的基础上,理论水平同样亟须提高。在日本侵华史中,关于近代日本的殖民统治问题及其在朝鲜、中国台湾与大陆的不同情况张洪祥主编的《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关捷主编的《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以及陈小冲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算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与西方列强在华殖民统治的比较,以及当代“后殖民主义”对于近代历史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的研究大大落后于日本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关于“殖民地史”与“帝国史”的研究开始兴盛。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编辑出版了《日本殖民地研究》杂志;有关论著的汇编有:《岩波讲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全8卷,岩波书店,1992年、1993年)、《岩波讲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全8卷,岩波书店,2006年)等。。此外,关于殖民地与近代化问题的理论探讨,迄今也有很大的缺陷笔者所见,目前仅有高岱、郑家馨的《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此问题有所探讨。。具体到中国沦陷区,目前还多是分散性的区域研究,如何走出区域研究参见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在比较台湾与大陆、关内与关外的基础上进行总体论述则缺乏必要的探索;而关于中国的汉奸与伪军等问题,如何在传统的民族主义史观的基础上,寻求更加合理的历史阐释,也在考验着当代中国学者的智慧罗久蓉的《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和李志毓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可以视作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

2.深化政治、军事史的研究

在中国抗战史研究上,传统史学的政治与军事史,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2015年4月12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共同主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上,与会的党史界、近代史界专家认为:军事史和政治史仍旧是抗战史的核心,不应忽视。参见《军事史和政治史仍是抗战史的核心》,《北京日报》2015年4月27日。。在沦陷区的研究上,虽然大致呈现了同样的状态,但同样不容讳言的是,在以上两个方面还有继续深化之必要。

在政治史领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关于日本对关内外各伪政权的不同政策、中国抗战阵营各派势力的分化与演变、中国汉奸群体形成之政治因素、关内外各伪政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日关系的不同特性、各伪政权的法律体系、伪中央政权之下各基层政权的状况等问题,均可以将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比如潘敏著《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就对日伪时期江苏省的县级以下基层政权进行了深入研究,拓宽了汪伪政权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张宪文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指出:“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先后建立了伪满洲国、伪华北临时政府、汪伪国民政府等。日本对这些伪政权的统治模式、统治策略和政策并不完全一样。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各伪政权的政权结构、政治生态、人员构成、地方控制、经济结构、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等。通过对各伪政权的比较研究和整体性、层次性的解剖,将伪政权史的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军事史领域,既有研究虽涉及日伪的军事镇压行动和伪军的某些问题,但是关于沦陷区的军事主体——侵华日军,迄今仅有一些资料性介绍而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参见耿成宽、韦显文编:《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春秋出版社,1987年;李惠、李昌华、岳思平编:《侵华日军序列沿革》,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天津编译中心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对于抗战时期伪军的形成因素与构成状况,以及其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生存状态与发展状况,专门研究甚少刘熙明的《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论述了伪军在抗战期间如何游移于国民政府、中共、日本之间获得利益、得到发展,以及战后如何在国共内战与苏军压力下逐步瓦解的历史过程。;与此相关,对于伪警察与特务机构的专门研究,就更加缺乏目前只有关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资料和研究,参见蔡德金、尚岳编:《魔窟——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蔡德金编:《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口述秘史》,团结出版社,2007年;黄美真、姜义华、石源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团结出版社2010年再版)。;而对于日伪历次军事镇压行动的过程与社会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亦有提升之必要例如中国学界研究日军在华北的行动,多数人迄今还要依赖于日本方面的一部著述,即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的《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1941—1942)》(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算是一部中国学界的专著。。

3.加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相较于上述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史的既有研究成果关于沦陷区的经济史研究,迄今主要还是在日本的经济掠夺与统制方面的成果较为显著。除了东北沦陷区之外,关于关内沦陷区的研究较为突出(居之芬、张利民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王士花:《“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黄美真主编:《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而关于沦陷区本身的经济史之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王士花:《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潘健:《汪伪政权财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沦陷区的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迄今一直是薄弱领域。最近30多年来,虽有若干中青年学者在这两个领域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总体看来,笔者认为仍然需要在克服“碎片化”倾向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这两个领域的深入与总体研究关于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参见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就社会史而言,沦陷区的上层与底层社会状况、1亿多城市与乡村民众的生活状况,尚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日伪在沦陷区通过“协和会”“新民会”“大民会”等政治组织实施社会控制的问题,也需要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予以加强;沦陷区民众不甘做亡国奴的抗争历史,理应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文化史而言,沦陷区的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戏剧、文艺、学术等项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分门别类和综合性研究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除了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成果相对较多之外,其他成果有: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任其怿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以及符静的《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受当前“新文化史”影响之下的各种沦陷区文化史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将有所发展的领域。

4.不要忘记中国的“老沦陷区”——台湾

日本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之后,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在此实行了长达50余年的殖民统治,台湾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老沦陷区”。既往中国学界的抗战史研究,基本上是把台湾与大陆分别开来的,虽然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史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参见杜继东:《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细珠:《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宏观检讨》,《台湾研究》2014年第5期。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参见“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史研究》第1卷第1期,1994年6月。如今,台湾史已然成为台湾史学界的“显学”,日据台湾史又是其重点。,但在中国抗战史研究中,研究伪政权问题不可能涉及台湾,研究沦陷区问题则忽略了台湾。

笔者认为,由于日本在中国台湾和大陆殖民统治的特性,虽然在伪政权问题上不必涉及台湾,但是在沦陷区问题上则不应忽略作为中国“老沦陷区”的台湾。这是因为:(1)日本在台湾的直接的殖民统治,无疑为其在大陆通过傀儡政权实施间接的殖民统治,创造了先例和经验;(2)相应地,台湾作为中国之“老沦陷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被奴役的“亡国奴”历史的写照,它与抗战时期中国大陆沦陷区的历史既互相重叠,又可以相互比较;(3)台湾人民历时50余年不屈不挠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参与祖国大陆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关内外各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之研究,完全可以与日据台湾史,在诸多方面进行比较例如钟放的《伪满洲国的法治幻象》(商务印书馆,2015年)认为,1932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推进司法建设,历时十三年半的伪满洲国总计立法千余部,构成了比日据时期的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更为严密的殖民地法律体系。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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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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