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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读《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兼谈美国的中国学范式

〔美〕高峥(James Z.Gao)

2015年10月29日16:1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作为一名治中国当代史的海外同行,我与王海光教授就国内外研究历史的方法问题有过多次深入交流,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所以,读到王海光教授的《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一书,我很有些会心之处。这本书包括了撷史、评史、治史三个部分,分别讲的是史料处理、史书写作和治史方法,史学的三要素都在其中了。书中有许多作者治史的经验之谈,不乏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无论是学界的权威人士,还是有兴趣的爱好者,开卷均可获益。我在此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这本书:一是技术层面的,即史料处理和史书写作的问题;二是方法论层面的,即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主要是从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相对比的角度,与王海光教授进行讨论、对话。

王海光在书中指出:“史家著述与小说家不同,必须要凭借史料说话。首先是要复原历史,以真实的历史示人,然后才是解读历史。”换言之,历史学家是通过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来发现新的事实和思想。在撷史部分,共有六篇文章,其中后四篇可以分为两组,每组两篇:前一篇是宏观的历史过程叙述,后一篇则为微观的史料辨识解析。这一宏一微,足见作者的匠心独具。在不长的篇幅里,能够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建立和沿革、反右派运动时期的民瘼与舆情、“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和曲折、改革开放思维的形成和确立这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显示了史家举重若轻的功夫。

撷史篇的这些文章,首先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的叙事风格:简洁明快、要言不烦,而又张弛有道、睹微知著。铺展不失对历史细节的逼真摹写,开合又有对历史人物角色特征的深度分析。粗细的区分、详略的取舍皆大有深意,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创造历史的诸多合力,窥见曾被忽略的历史真相。再者,就是作者处理史料的本事了。发掘史料和解读史料,这是史家的看家本领。能够从那些陈纸旧文中,发掘出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赋予它们史料的价值,这就是史家“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了。这种史家本领在该书中有很好的体现。书中在史料上发微的文章有三篇,分别针对反右派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段的史料。这些史料都是独家披露的,本身就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最难得的是作者对史料的解读,不仅具有以小见大的学术功力,而且叙述也引人入胜,让人产生一种触摸历史的感受。以《一份反“文革”的传单——〈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解读和考辨》为例,一般来说,分析一份油印传单的内容并考证其作者,可能是一段枯燥乏味的文字。但是作者写得非常戏剧化,使读者忍不住要一口气把它读完,给人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穿越感。

在评史部分,作者评论了五本史书,其中有名家学者,也有业余作者。所评之书体裁多样:有专著,如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丁龙嘉等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有论文集,如林蕴晖的《国史札记:事件篇》;有回忆录,如刘丽英的《往事回首》。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大,评论的篇幅也比较大。除上述作者外,书中还提到了沈志华、韩钢等人的著作。这些著作体现了国内史学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上的重要进展。欧美学界最重书评,作者经常是把同领域的相关作品放到一起评析,读者则可以通过书评,了解学术信息,掌握研究动态。然而,书中提到的这些研究成果,目前还没有充分介绍到海外学术界来,这是殊为可惜的事情。

王海光认为,国内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已经“逐渐转向当代史方面”。这一变化,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趋向颇为契合。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史学者主要研究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而把1949年后的中国,留给了政治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打破1949界限”,把目光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方面,当代中国档案的逐步开放和新资料的发掘,使得中国当代史研究有了新的基础。另一方面,新的研究发现又使新的学术观点受人青睐,即中国现当代历史并未被1949年隔断,相反,它的发展过程和模式具有极大的连续性。许多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政策导向和组织设计,都可以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找到源头和先例,也可以在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海峡对岸,找到相似之处和血脉联系。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因此学术界曾有“‘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在美国”之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获得重大的进展。仅以王海光的研究与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的巨著《文化革命的起源》做一个简单比较。二者同样以1957年整风反右为起点,来探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马若德以1957年中共领导人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起源,王海光则写道:“1957年,以发扬民主为宗旨的整风运动,走上进行阶级斗争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运动的发动,标志着中共的探索发生了逆转……在这个逆向运动的尽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应该说,王海光的论断更加明确也更为深刻。王海光对反右派运动的研究,也不同于以往局限于知识分子范围的研究,而是将视野扩大到底层民众,看到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同态度。这就拓展了我们对反右派运动起因多重性的认识。国内学者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王海光在治史部分,讨论了史学方法论和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问题,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内容。依我看来,他的一些论点可以和海外中国史的研究范式沿革,进行一些有趣的比较和讨论。

60年代,美国政府和高校科研单位,把中国问题研究列入了战略研究领域,因此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学生学者,把目光和精力投向中国的政治、历史和语言文化。早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学者,多采用以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列文森(Joseph Levinson)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建立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把中国近现代史描绘为“西方影响的冲击与中国应对反应”的互动过程。

新一代的学者开始批评传统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80年代起,科文(Paul Cohen)、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学者,批评这一范式忽略了中国社会变化的内因。他们提出“中国中心取向”的研究范式,试图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韵律。“中国中心取向”的史学研究,纠正了以往过分强调苏俄对中共的影响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倾向,注重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这一代的历史学家,对共产党的宣传动员机制、农民民族主义、社会改造项目(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题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影响现在依然存在。

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范式是持续变化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柯比(William Kirby)和柯文(Paul Cohen)提出“打破1949界限”。他们认为,1949年并没有割断中国历史,而是接续了中国近现代改革和革命交替的历史轨迹。随着一些重要著作的问世,以往认为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主流的“革命范式”,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现代化范式”认为,现代化才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发展主流,只是数次被战争和革命暂时打断。与此同时,“中国中心取向”也被批评为孤立主义的研究范式,因为它把中国描绘成“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新的研究范式回应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因此被称之为“世界导向范式”。它鼓励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洋务运动、“通商”城市、租界文化和国际联系,主张中国史的研究应该超越中国的自然地理边界。这也是即将面世的新版《剑桥中国近现代史》(Kenneth Pomeranz等主编)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传统外交史和以单一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比较史学,日渐式微,而研究跨国、跨洲、跨地区的人群、商品、知识、思想的交流和互动的新范式,如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和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等,日渐兴起。

史学研究范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是回应当时的重大学术关切和公众关切,以求重新认识和阐述历史。“现代化范式”和“世界导向范式”的出现,与苏联东欧的政治巨变、“革命话语”的衰落,以及全球化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则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被摒弃、中国走入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以及改革开放的发展分不开的。王海光在书中梳理的从革命史观,到现代化史观、民族主义史观,再到人文主义史观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时代变迁。当然,范式的改变还与学术条件有关。学术环境的改善,使得历史学家可以接触和挖掘新的史料,发现新的事实和研究路径。近年来,前苏联国家档案的一度全面开放、中国官方和民间档案的逐步开放、口述史的搜集整理,以及其他历史资料的问世,使得中美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得以窥见更多的颇具兴味的历史细节。这在王海光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言。

再回到美国中国史研究范式的问题上来。实际上,一种史学范式指导下的研究,也并不是仅仅关注一种历史现象。致力于“冲击—反应”研究的学者,曾对中国的儒教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主张“中国中心取向”范式的学者,也曾详尽地讨论过“西学东渐”的过程。新范式出现的意义在于,它开拓新的研究视角,引发新的学术热点,使以往不被重视的历史侧面成为新的显学。这与王海光讲的史观问题不尽相同。他所讲的史观变化,具有推陈出新的意思。但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更替,并不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全盘否定。新范式并不能宣判旧范式的死刑,只是丰富了学术话语,开拓了研究路径,增加了知识的积累。

王海光论中国当代史的发展,强调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强调发掘细节、恢复历史现场。重视细节是重构历史的基本要求。在讨论历史研究“粗与细”的问题上,王海光强调政治家的策略和史学家研究方法的区别,指出:“宜粗不宜细是政治,宜细不宜粗是史学”。这与西方学者认定的“细微之处见真知”的治史思想颇为契合。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但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会带来很多弊病,诸如自吹自擂、眼空无物、大而化之、文过饰非、为尊者讳等等。此种弊病,最终会损害历史的真实性和史书的公信力。中国旧史学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官方著史的这些弊病,满篇充斥帝王将相,看不到民众活动。自上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梁启超等人力倡新史学,对旧史多有批评。这个新旧转换的过程现在还在继续。王海光的研究强调细节,关注民间视角,无疑是继承了新史学的传统。在眼睛向下方面,西方史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的史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因此包含了大量的细节描述和解说。这种研究是否有片面性?中国古代有“瞎子摸象”的寓言,嘲笑那些“一叶障目,不见树林”的认识者。但实际上,所有的认识和研究,都如同“瞎子摸象”一般从局部开始,并受限于人类自身的或科学的工具。即便是用宏观的方法,截取大象的整体轮廓,也只是认识了大象的一个外观局部。只有积累大量细小的微观知识,才能达成较深入较全面的认识。在史学研究上,诸多局部研究的汇合,才是信史良史的长河。当然,并非所有的细节都有史学意义。简单的事实认定和史料挖掘,还不是历史,而只能被称之为“史料汇编”。史学家必须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些材料为何重要?这些材料可以告诉读者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否帮助我们看到新的历史,或者对已知的历史获得新的理解?史学家以此种心态研究历史材料,寻求答案,才能“微言大义”,使挖掘的细节获得认识论的价值。如王海光书中提到的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从乾隆镇压江湖术士切入,揭示了被许多历史学家忽视的、中国历代王朝的棘手问题——帝王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冲突。孔飞力不是在讨论大清盛世被何种妖风搅得天昏地暗,也并非在问“既为盛世,何以会妖术横行?”他揭示的是,乾隆皇帝“小题大做”,把鬼魅迷信活动的“非事件”,变成关系到王朝兴亡的政治“事件”,以此来打击地方官吏,巩固帝王集权,并且防止彪悍的满族征服者被江南精美奢华的文化腐蚀。书中的细节描写,有助于读者理解清代皇帝的“驭臣之术”和官僚体系的强大运作机制。乾隆皇帝整治“叫魂”事件,以失败告终。它可能使人思考:皇帝是否总是最有权势之人?是否也有政令难出紫禁城的可能?官僚是皇帝的辅佐,是否也可能成为皇帝的“政敌”?帝王和官僚何时生死相搏,何时达成妥协?《叫魂》给人的启发和联想,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中国现当代高层政治和大众政治。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与国内史学研究走向很相似,都对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和细小分支,诸如商业、消费、娱乐、城市化、印刷文化、现代设施、新兴职业发展等,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这正符合“现代化范式”和“世界导向范式”的要求。但是,这些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离不开中国政治发展(包括战争、革命和政治运动)的大背景。对于中国现代史重大事件和课题的研究并未终结。在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暨历史学家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始终坚持研究中国的工人、工人运动和工人地位问题。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课题,似乎了无新意。但实际上,她在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冲突等基本问题研究上不断有新的建树,对目前美国研究中国社会和城市问题产生持续影响。在中国,如王海光教授的著作所显示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发现、重新阐述和深入探讨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这些研究工作,正是认识今日中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史学家的责任和贡献,莫大于此。

人们对一部历史著作和一段历史本身,常常会有不同的解读。王海光教授的论史,立论鲜明而不陷偏激,叙述平和而不失生动,表现了对中国良史传统的把握:“不因憎而增其恶,不因爱而溢其美”。他对其他学者的著作,不仅有中肯的评介,也贡献了自己的见解和分析。他和这些学者的对话,当然可以建立一些权威性的论点和共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对话,又能推动历史探讨的继续深入。

中美两国,相隔万里,彼此的语言不同,学术语境颇异,但是双方学者对中国重大的历史文化和学术问题抱有同样的关切。国内学者的重要著作,总能引起海外学界的关注,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确信,《时过境未迁——中国当代史采薇》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会有积极的影响和促进。

(本文作者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大学公园市MD20742)

(责任编辑赵鹏)

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

·研究动态·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树林

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重要活动安排之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9月2日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遴选中国大陆学者和境外学者的论文80余篇。会议围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性主题,就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一、中共、国民党与中国抗日战争

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是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核心力量。这也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主流学术观点。

曲青山作题为《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主旨报告,提出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共承担起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倡导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领导开辟敌后战场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为铸就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输入新鲜血液。王伟光的《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认为,抗日战争是正义的、革命的、进步的人民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点。高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民军队》认为,中共领导人民军队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拥有有效的治军方略,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从而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欧阳淞在《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提出,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开辟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李君如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认为,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贡献,但是中共引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进方向,成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和中流砥柱。胡德坤的《从日本战史资料看中共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在8年全面抗战中,敌后战场有5年是中国抗战与反攻的主战场,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当之无愧。

在高度评价中共的同时,与会学者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肯定。岳思平在《论国共两党两军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中提出,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两军共同努力的结果。全国抗战期间,国民党及其军队坚持抗战到底,为中国抗战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中共推动局部抗战进程和决定全国抗战中后期的进程与最后胜利的结局,成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马振犊的《八一三战役新论》认为,发起淞沪会战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全面抗战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为全面持久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共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刘志鹏的《华北沦陷区国共党际关系考察——以国民党为视角的分析》提出,抗战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在华北发生了一系列磨擦,但是没有改变全国国共合作的大局面。吴志娟的《明访·暗战: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与国共舆论宣传战》考察了1944年间国共两党舆论宣传的较量。金以林的《流产的蒋毛会晤:1942—1943年国共关系再考察》和陈红民的《毛泽东、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判断与抉择》,均以国共两党的领袖作为考察对象,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抗战中后期国共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二、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的侵华政策,臧运祜的《日本侵华战争初期的决策与实施机构——关于“兴亚院”的研究》通过考察日本政府设置“兴亚院”的设想、过程、机构等,认定“兴亚院”在中国沦陷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本质。鹿锡俊的《从日本当政者的纠结看中日战争爆发的心理因素》提出,日本当政者既鄙视中国的落后,又惧怕中国的进步,既意识到必须纠正自身对华政策的错误,又担心伴之而来的副作用,这种复杂、纠结的心态是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

关于日本的侵华罪行,王宜田的《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华酷刑犯罪初论》认定日本对中国东北居民和生活在东北的外国公民实施的酷刑是国家战争犯罪。薛毅的《近代时期日本侵占中国煤矿述论(1895—1945)》考察了1895年至1945年日本侵掠中国煤炭资源的历史;陈鹏仁的《抗战期间日军对中国赝币作战》考证,抗战期间,日本伪造的法币中25亿元流通于中国大陆,对中国经济、金融造成极大危害;程志峰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东蒙地区的殖民奴化教育》深入剖析了日本对中国实施殖民奴化教育的险恶目的和罪恶本质;苏智良的《“慰安妇”制度就是反人道的性奴隶制度——以日军直营慰安所为中心》通过史实认证,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及其军队运用国家机器推行军事性奴隶性质的“慰安妇”制度,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提交的《勿忘日本侵华化学战罪行,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概述了日本化学战历史、侵华战争中化学战罪行以及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危害。

东京审判是认定日本侵华政策和侵华罪行事实的重要法律程序。宋志勇的《再论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提出,东京审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策划和实施对中国及亚太国家的侵略战争的阴谋,审理了日本在战争中违反国际法犯下的大屠杀等重大罪行。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

文化和社会

关于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撰写的《西南大后方对抗战胜利的大支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历史作用》分别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西北大后方经济建设的情况;阳毅的《抗战时期工厂企业迁桂对广西的历史影响》认为,战时东部沿海部分企业迁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促进了广西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提交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业》考察了中共抗日根据地军事工业发展的历史;黎志刚的《卢作孚、民生公司和抗日战争, 1938—1945》认为,卢作孚实业救国和社会改革的实践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企业、战争、城市发展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抗日战争促使了民生公司的扩展。

关于战时中国的文化,范国强的《不为乾嘉作殿军——抗战时期陈垣先生史学思想研究》提出,抗战时期,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其“言道”“言僧”“言史”,皆陈古证今,通史以致用,以求正人心、端士习,体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左玉河的《民族化与世界化:战时历史教育的两种趋向》认为,中国战时历史教育变成民族主义历史教育,民族化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并成为战时历史教育之主潮,而历史教育的世界化趋向则相应地成为一种潜流;黄克武的《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分析抗战时期中国政治、学术精英对“中华民族”概念讨论的背景、内涵与意义,认为该观念所造成的凝聚性有效地团结人心以共赴国难;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的凝聚与升华》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的《东北抗联精神的历史形成、基本内涵与时代价值》分别探讨了中国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

关于战时中国的社会,陈金龙的《纪念活动与中共抗战动员》提出,中共通过纪念活动进行抗战动员,对于塑造中共形象、提升中共抗战动员影响力、整合各方力量赢得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张伟的《秩序与效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认为,国民政府司法审判改革和具体审判实践顺应全面抗战的时代要求,契合了当时抗战大后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有一定进步价值;张倩雯的《善后:流离、安定和战后人伦》认为,探讨死亡的过程和对死者的处置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和善后工作及其特殊模式、解决方式和种种危机,应纳入全球史讨论的范畴。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关于战时中苏关系,谢尔盖·沙赫赖的《经受战火考验的友谊:二战年代的苏中合作——历史与当代》提出,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以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中国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也同样给予苏联以应有的援助;郑炯儿的《从同盟到提诉: 国民党政府的控苏案研究》认为,二战后期和战后时期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从同盟变成提诉,最主要因素是中共。

关于战时中美关系,贾钦涵的《战时美军“中国登陆计划”探析》提出,战时美军未能实施在华大规模登陆计划,但对中国局势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战时中美苏三角关系,陈谦平的《抗战后期的中美苏关系及其影响》认为,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得到斯大林欧战结束后半年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中国战场的地位开始下降;开罗会议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美关系到达顶峰,也是下降的开始;中苏美间的相互制约对二战局势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关于战时中荷关系,张力在《荷兰与中国抗日战争》中,从军事合作与军品移转、医疗与财政援助中国、荷兰民间人士与华侨捐款、荷兰的中立国立场、荷兰沦陷与中国使馆的迁移、中荷重订平等新约等方面作了探讨。

关于战时中朝(韩)关系,裴京汉的《抗战后期的“中韩互助”——重庆韩国临时政府的国际共管反对运动与开罗会议上的国际共管问题》认为,抗战后期中韩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具有形式多样且非常微妙的两面性。中国对韩国独立持有非常坚定的赞同意见,但是在像开罗会议这种实质性谈判中,中国无法充分贯彻执行自己的立场。美国和苏联通过太平洋战争一跃成为东亚国际秩序重组的中心,中国不具备大国应有的直接影响力。郑在贞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北朝鲜的铁路管理与连接朝鲜、日本和满洲的新干线的形成》考察了北朝鲜新干线成为把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联成一体化经济和军事区域枢纽的历史。

关于战时中印关系,玛妲玉在《共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印关系的发展》中提出,战时中印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战后两国外交、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基础,但是战时中印两国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非常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印之间造成边界问题给战后边界争端冲击中印关系埋下伏笔;谢刚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和印度》强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虽然中印两国的国情不同,但是两国人民都认同对方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国家统一的目标,中印两国在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国大党、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共产党、印度国大党与中国国民党以及两国平民社会的互动交流中产生了共鸣。

五、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刘庭华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基本经验的历史考察》认为,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合作或联盟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外部重要条件;张海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战争爆发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胜利纪念日,还有两个不同的战争结局以及对战争结局的两个不同的认识,对这些有必要加以重新思考和阐明;安井三吉的《关于日中战争若干问题的思考》认定日中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抵抗日本的战争,并对“15年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等概念进行了探讨;麦金农的《全球之战:比较和关联欧洲战区和中国战区》对欧洲战区和中国战区在二战中是怎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了考察;李嘉曾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化意义与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批判战争发动国的精神支柱、否定法西斯战争理念两个方面体现出文化意义,进而印证了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

关于东南亚国家的抗日战争,罗兰德·辛布兰的《虎克党和华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人民的抗日斗争》探讨了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菲律宾与中国的抗日人民运动之间的联系、交流、革命联合和实际行动;文平强的《马来西亚日据时期的记忆(1941—1945):暴行、纪念和教训》对1941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无辜的战争受害者进行研究,内容涉及暴行、对苦难的纪念和战争的教训;Kyaw Swe Nyunt的《缅甸北部克钦突击队在中缅印战场的重要作用,1942-1945》主要论述抗日战争中缅北的战略地位和克钦人的重要作用;黄贤强的《跨地域抗日活动:林谋盛烈士在新加坡、中国、印度和马来亚的事迹》叙述林谋盛在新加坡、中国、印度和马来亚的事迹,探讨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和新加坡历史上的定位;迪迪《在祖宗之地及本国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海外华人,1930年代—1945年》讨论了战前荷属东印度群岛海外华人反抗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以及在日本占领其祖国期间对日本统治的抵抗。

关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郑会欣的《强国还是大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虽然号称世界四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与其说中国是强国,不如说是大国更加恰当,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1945年2月的雅尔塔密约;米德在《抗日战争记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史》中提出,八年抗战期间约有1400万甚至更多的中国人失去生命,如果没有这种牺牲,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可能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目前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在亚洲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做的贡献的评价,远远高于前辈学者的评价。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特点是论文选题多样化,而且比较注重实证研究。其中战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东南亚国家的抗日战争等问题成为探讨的亮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已经70年了,然而历史分歧和争论犹存。魏格林的《断裂的叙述: 冷战结束后史学和历史意识的演变》认为,1989 年以来欧洲和东亚各国在重写历史,主要表现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写。冷战所产生的两个不同的总叙述失去了其说服力。冷战之后,对历史的重写所产生出来的对历史的叙述,是断裂的叙述。这表现为社会达不到一个对历史的共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与学术方面的讨论很激烈。魏格林女士的论文表明,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是中外学者共同承担的道义和责任。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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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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