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晋杰
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刘少奇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于1940年10月31日，从皖东来到苏北盐阜区东沟，直到1942年3月19日从羊寨离开盐阜区回延安，前后同盐阜区人民共同生活、战斗了1年零4个月20天。刘少奇坚定的革命立场，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在盐阜区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印象。
（一）紧紧依靠人民军队，用武装斗争来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保卫政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北盐阜区的城镇先后被日军占领，建立了日伪政权。而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又被国民党军队所控制，存在着国民党的旧政权。少数地方政权则在土匪的控制之下。当时，由黄克诚率领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与陈毅率领北上的新四军，在盐城以南的白驹狮子口会师，因新四军、八路军是新来乍到，人民多不了解，尤其是一些地主、商人，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顾虑颇多。新四军进入东台时，东台9个区24个乡镇，有16个乡镇长随韩德勤逃往东台堤西沈埨、溱潼等地，或躲入幕后，不敢与新四军接触。八路军进入阜宁后，曾致书前清举人庞友兰，请其出面支持抗日，庞回信说：“两姑（国、共）之间难为妇”，予以拒绝。这时，新四军和八路军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给养没有来源，冬天已到，指战员们还是单衣薄被；二是扩军难，青年人不敢投军。怎么办？刘少奇与陈毅、黄克诚等人商量决定，建党建政，安好新四军敌后抗日的“家”。在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后改称华中局）坚强领导下，依靠新四军、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把日伪占据的地方夺回来，把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跑，新四军、八路军打到哪里，抗日民主政权就建立到哪里。在新四军、八路军新来乍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主张抗日的进步人士还心存犹疑的情况下，刘少奇决定先由上而下委派干部，把地区级、县级党委、政府建立起来，并从部队抽出一批骨干，充实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0月成立盐阜地委时，下设四个县；盐城县委书记冯国柱，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淮安县委书记李风，涟东县委书记汪星。1941年二三月份，撤销盐阜地委，成立盐阜区党委，又增设三个县：盐东县委书记孙海光，建阳（后改名建湖）县委书记金韬，阜东县委书记薛尚实。到1942年又增设两个县：射阳县委书记唐君照（后调建阳）、滨海县委书记甘柏。从1940年10月起，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成立，盐城县长徐宗田（后贺希明），阜宁县长宋乃德，盐东县长魏心一，建阳县长唐君照，阜东县长唐克，射阳县长陈克天，滨海县长王伯谦，淮安县长赵心权，涟东县长万金培。并将国民党的区、乡政权逐步改造为抗日民主政权。
与此同时，刘少奇决定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区、乡（镇）、村，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员，为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创造条件。刘少奇还亲自深入基层，帮助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1941年2月17日，刘少奇从盐城西门外泰山庙搬到仓头庄后，经常找当地贫雇农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展了一批党员。1941年7月9日开始的反日伪第一次大“扫荡”，华中局和军部领导机关由盐城向阜宁转移，路过建阳县十顷荡（今建湖县庆丰镇），刘少奇在和青年农民马玉甫的接触中，发现他苦大仇深，热心抗日工作，就教育他争取入党。马玉甫入党后，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刘少奇在离开十顷荡需要突破敌人封锁线时，将一批党的重要文件交代马玉甫转移出去。马把文件藏在棺材里，用“送葬”的办法，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地过了关卡，把这批文件安全送到新四军军部。1941年8月9日，刘少奇转移到汪朱集（今阜宁县陈集乡），他同警卫人员一道，先后发展了12名贫雇农入党，帮助建立起汪朱集第一个党支部。由于刘少奇的正确决策，盐阜区委，各县委、区委、乡支部相继建立健全起来，形成了党的各级领导核心。这和项英在皖南的做法是不同的。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夺回了日伪侵占的地方，不是自己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是派人把已逃走的国民党县、区、乡、镇长请回来，而刘少奇等人则决定自己委派干部，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这对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是至关重要的。
（二）坚持民生第一，为百姓构建安全生存环境。刘少奇认为，抗日民主政权能否在群众中扎根，首要一条就是要急百姓所疾，解百姓所苦。盐阜区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新四军到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利用土顽、匪特、封建会道门武装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民主政府，杀害革命干部，抢劫残害群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刘少奇与陈毅、黄克诚商量后，决定抽调新四军主力一部及地方抗日武装，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迅速将横行于盐阜区的匪首顾豹岑、左祥吾、左耀东、季健吾、宋一亮、彭宽富、王鹤臣等多股反动武装一一予以剿灭，使全区千百年相沿的匪患得以平息，人民得以安生。
由于日伪洗劫，农民十室九空，嗷嗷待哺，刘少奇指示抗日民主政府，把穷苦农民组织起来，向地主富农借粮，解决人民群众断粮的燃眉之急。在仓头庄，刘少奇发现不少贫苦农民家里揭不开锅，就找他们谈心，启发说：“你们没得吃，为什么不去借粮？”农民说：“庄户人家都缺粮，向哪个借？”刘少奇说：“有！地主的仓库里多着呢！”他们说：“向地主借粮可难哪！”刘少奇坚定地回答：“不难！只要大家齐心，就一定能借到。”接着，刘少奇又耐心地向大家说明组织起来向地主借粮的道理和办法。经过深入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借粮斗争开展起来了。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阜宁县借粮200万斤，救济农民7万多人。群众借到了粮，揭开了锅，家家欢天喜地。与此同时，盐阜区各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公布了减租减息法令，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四六”分收（佃农得六成，地主得四成），取消押租，借债月利不得超过一分五厘。法令公布后，刘少奇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分头下乡访贫问苦，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起来实行减租减息。刘少奇派人用小木船、轿子、独轮车，把四乡八里主张抗日的开明地主士绅请到盐城来，亲自向他们宣传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反复宣传这个政策对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斗争的重大意义。经过刘少奇的耐心教育，那些对减租减息有抵触情绪的地主士绅很快想通了。曾做过北洋军阀吴佩孚幕僚的阜东县副参议长杨芷江，他的佃户贾某，将白天分的减租减息粮食，连夜挑了送还杨家。第二天，杨芷江召集佃户，当众将贾某送来的粮食退还。这事震动了邻近的中小地主，一下子刹住明减暗不减的歪风。只几个月时间，减租减息就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区减租地主15932户，受惠佃农22539户，少交租粮399.2万斤。
盐阜区地处沪、宁、蚌、徐侧背，近靠侵华日军总部和汪伪统治中心，尤其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随后又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一度成了华中敌后抗日指挥中心，像一把尖刀捅向日伪心脏，因而日伪于1941年7月和1943年2月，两次集重兵突袭盐阜区，平时“扫荡”“清乡”更是接连不断，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刘少奇要求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主力，同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每逢日伪军下乡“扫荡”“清乡”，抗日民主政府总是派人护送老百姓往安全地带转移，自己带领地方武装迎击日伪军。日伪军走后，房子烧了的，帮着建房；财物被劫的，送粮草、送衣被；负伤的，帮助医治；有人被害的，帮助安葬并登门慰问。平时，驻在老百姓家里，下田帮助干农活，拾粪，修缮房屋，水缸不挑满一不走，室内外不打扫干净二不走，借用门板桌凳不还清三不走。这和国民党政府不可同日而语。实践证明，百姓期盼的是安居乐业。抗日民主政府千方百计满足百姓休养生息的期盼，剿匪反霸，肃清汉奸、匪特，借粮度荒，反“扫荡”、反“清乡”，竭力维护百姓人身和财产安全，这才得到百姓的真诚拥戴。如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对抗日民主政府解民疾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三）坚持发展经济，保障军需民食，改善百姓生活。巩固、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经济是基础，只有经济发展了，军需民食才能保障供给，坚持敌后抗日斗争才有物质基础。刘少奇指示盐阜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把发展经济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措施。
阜宁县东北部濒临黄海，地势低平，常受大潮和海啸的侵袭，原有的几处海堤，因年久失修，早已失效。在当时抗日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刘少奇与陈毅、黄克诚等领导人商量，决定重修海堤，成立了以阜宁县长宋乃德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采取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上万民工，黄克诚还派出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一部，参加修堤和保卫修堤民工，军民一起上阵，克服重重困难，修筑了海堤70多华里，人称“宋公堤”。竣工后，还组织了堤防委员会，对新堤加强防护和管理，确保堤内人民免受大潮和海啸之苦。很多农民都说：“抗日民主政府为人民做的好事千千万，修筑海堤是其中的一件大好事。”与此同时，刘少奇还要求盐阜区各地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群众大力兴修水利，开挖了许多小河小沟，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1年4月，刘少奇亲自主持筹建的江淮银行成立了，新四军财经部长朱毅兼任行长，副部长李人俊兼副行长。各县设立办事处，发放贷款，支持生产。单江淮银行成立的第一年，就发放了300万元秋粮抵押贷款，300万元的垦荒及农村小本贷款，200余万元的纺织贷款，还有1000多万元盐场贷款、工商贷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还关心靠近敌伪据点的边缘区，这里的日伪军出没无常，他指示抗日民主政府在大忙季节，要率领地方武装与百姓一起抢收抢种，敌人来了就奋起抗击，保卫根据地的生产果实。在刘少奇的大力倡导下，各地群众较普遍组织了互助组、合作社，单阜宁、阜东两县就成立了牛犁、纺纱等各种换工组、合作社31个。百姓积极开垦荒地，饲养鸡鸭猪羊等家禽家畜，开办磨坊、糟坊、油坊、粉坊、豆腐坊，家家纺纱，户户织布。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歌谣：“棉花白，稻子黄，根据地里好风光。纺车转又转呀，棉纱细又长，织成千匹布，军民喜洋洋。”
刘少奇还重视发展对外贸易，打破日伪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克服根据地物资短缺的困难。根据刘少奇的指示，阜宁县长宋乃德请出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的支队司令左宇平，在阜宁陈集开了华丰商店，把盐阜区农产品运销出去，从敌占区购回急需物资。台北县参议会参议长季彦敏，也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以自己名义，在南阳小街设胶东办事处，将当地产的棉花运往胶东，换回胶东的花生、花生油、香烟等物资。还有小海的进步士绅朱伯儒、谢霖和裕华的施耀乾等，他们在刘少奇的鼓励下，通过自己在敌占区的亲友关系，不定期地冒险从外地购回布匹、医疗器材和药品、纸张、钢材、钢管等军用物资，供应新四军。
刘少奇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在刘少奇领导下，盐阜区先后创建了华中党校、抗大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盐城县又筹办了一所县立中学。当时有些同志感到军部刚建，百废待举，干部缺乏，办学有困难。刘少奇鼓励大家说：“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那么大的艰难险阻都克服了，难道我们创办几所学校都没有信心吗？学校是培养革命人才的源泉，我们一定要去开掘。”他从各地抽调了一些干部，分派到学校去任职。由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重视，盐阜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先后办起中学13所，小学1186所，另有民办小学1700余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刘少奇把发展经济放在施政的首位，以不断改善民生作为 工作目标，这不仅是保障军需民食供给、长期支撑敌后抗日斗争的迫切需要，更重要的是满足百姓实现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的内在要求。抗日民主政权之所以深深扎根在百姓心中，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使百姓不断得到更多实惠，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坚持精兵简政，建设勤政、节俭、高效的民心政权。
为战胜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于1941年12月1 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指示中强调“为进行长期战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这是“目前迫切的重要任务。”刘少奇坚决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盐阜区专署和各县政府只保留秘书处、民政处（或行政处）、财经处（或财政处）、文教处（或教育处）、公安局（或保安司令部）、法院这几个机构，党、群众团体的脱产人员亦大大缩减，连抗日武装在内，吃公粮的人员不得超过根据地核心区居民的l%。目的是尽可能减轻百姓负担，节省民力，以支撑持久抗战。
与精兵简政的同时，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切机关、学校、部队都积极开荒，种粮种菜，饲养猪羊家禽，以及纺纱织布等，多数单位通过自己生产，满足生活供给的三分之一左右。刘少奇住在阜宁汪朱集时，和周围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大家有什么疑难事，都愿意和他谈，他也总是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当时，住在刘少奇隔壁的朱学广家，每天只熬一点元麦糁子粥吃，冬天没有棉衣穿，一家人冻得瑟瑟发抖。朱的老婆将要分娩时，又得了病。在刘少奇的直接关照下，军医前去免费治病，华中党校的女学员轮班来照顾病妇，一天三顿送米饭和小菜，还送了3件军衣。几十年来，朱学广夫妇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一谈起来就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要不是刘政委关怀，恐怕我一家早没命了。”
刘少奇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提出了“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刷新吏治，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口号。在刘少奇领导下，盐阜区参议会专门颁布了《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条例》第一条指出，宗旨为“建立廉洁政治，彻底肃清贪污”。第二条规定，凡公务员凭借职位权势，侵吞公款、收受贿赂、营私舞弊及在办理社会公益事务中有贪污行为，都将受到制裁。第三条则保证人民或群众团体对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有向各级政府提出检举的权利。第四条规定各机关主管人员对所属职员须严格监督检查，如发觉属员有贪污行为时，要随时提出惩治或提请上级机关处理，不得徇情包容。第五条规定各机关主管人对所属职员如因监督不周致使有贪污行为者，除贪污人员应依法惩治外，其主管人应受失察处分；如系有意纵容，并得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惩治；其在同一级机关之同级人员有知情不报者，亦应酌情受连带处分。第七条规定公务员如有建筑军用工事或购置办公用品从中舞弊；侵占、窃取、盗卖公有财物；收受贿赂；借势借端勒索、勒征、强募财物；意在图利扰乱金融或违背法令收募捐款；以及征用土地和民众财物从中舞弊等行为者，均以贪污论罪。贪污额超过500元以上者处死刑；不足500元的，将根据贪污财物多少，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或劳役；而对克扣军饷和盗卖军火者一律处以死刑。刘少奇明确指示，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都要严肃认真地实施这一条例。盐城县楼王税务所一个所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勾搭上一个妇女，贪污税款超过500元，就执行了死刑。不仅严惩贪腐分子，而且大力表彰清廉从政的官员。有个名叫陈康年的人，向盐东县伍佑市行政区员傅烈贿赂羊皮筒子一件，青色真哔叽一丈三尺，要求代为说情保释一名罪犯，傅烈严辞拒绝，陈康年仍不甘心，又将贿物送至傅烈家中，于是傅烈即将陈康年贿物及经过情形，报告市长陈易新，后转报县长胡就明，再上报专员万金培，专署曾专门发出《通令》，对傅烈予以嘉奖。反腐，是及时检举揭发贪腐分子，依法予以惩处，并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大造贪腐行为可耻可恨的社会舆论，形成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起到震慑作用；而倡廉，则是表彰勤政为民、清廉自律的好公仆，大造权为民用，利为民谋，严于律己光荣的社会舆论，形成一种道德的社会导向。由此可见，反腐与倡廉是一件事的两面，是互为表里，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刘少奇主张表彰清廉从政官员，严惩贪腐者，是培育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优良传统的有效措施之一，时至今日，仍有继承和发扬的必要。
在苏北盐阜区领导敌后抗日斗争的光辉实践，就是一面镜子，我们要以刘少奇为榜样，把自己身上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污泥浊水统统洗干净，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在实现强国富民、中华复兴的“中国梦”伟大征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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