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华 何明圆
1933年，4500名本该云鬓插花的广元女儿，告别家乡，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她们冒着枪林弹雨，闯过烽火硝烟，出生入死，跃马横枪，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撼天动地的壮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
红花需要绿叶配，也许是前世有缘，抑或是今生有情，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些广元女儿与红军将领结为终身伴侣。他们任战火硝烟生死与共，由风云变幻不离不弃，比肩踏山河，携手写传奇，成就了一段段人间佳话……
在广元籍女红军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的夫人尹清平；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罗炳辉将军的夫人张明秀；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何子友；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开国中将刘忠的夫人伍兰英；有原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开国少将徐其海的夫人曲飞；有原陕西军区政委、开国少将袁克服的夫人何锐；有原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杨家华的夫人侯敏；有八路军总部延安兵工厂党委书记、厂长郝希英的夫人王志成等……
“烽火请长缨，沙场任驰骋。壮心为报国，何必男儿身。”让我们走进这些广元女儿戎马倥偬、侠骨柔肠的传奇人生……
岁月撼不动的故乡情
1986年7月14日，国防大学离休干部，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的夫人尹清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7月24日，尹清平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余秋里、秦基伟、陈丕显、王平、李德生、萧克、周培源等参加了告别仪式；徐向前、万里、习仲勋、杨得志等领导同志，全国妇联、国防大学、湖南省领导机关送了花圈。中共旺苍县委、县人民政府特派县委顾问侯仲生、党史研究室主任黄立诗等赶往北京参加仪式，并到八宝山瞻仰遗容，表达家乡人民对这位英雄女儿的哀悼和思念。
尹清平是一个贫苦的川妹子，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黄洋镇。1933年5月，17岁的她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她历任中共巴中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江口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妇女营营长，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战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尹清平与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在红军队伍中相识，在战火中结为知己。夫妻俩相濡以沫半个世纪，育有三儿三女。
抗日战争时期，尹清平先后在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学习，曾任抗大一分校女生队领导。
在河北省前南峪村里，至今还传颂着尹清平养育“苦孩子”的故事。
那时，尹清平住的房东家里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大名叫郭明祥，小名叫“卫生子”。因为家里穷，父亲为谋生流落他乡，母亲连病带饿过早去世，家里只剩下“卫生子”和姐姐“卫娥子”。因没吃没穿，郭明祥整天光着屁股在街门上跑着玩，到饿得走不动了，爬不动了，就躺在地上昏睡，整天是“鼻涕污垢糊一脸，屁股底下屎尿满，苍蝇围着嗡嗡转”。村里人都说这孩子活不成了。
抗大到达浆水前南峪村后，尹清平住到了“卫生子”家里。她一看孩子成了这样，十分心疼，便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精心哺养，热情照料，使他慢慢地恢复了健康。为了让“卫生子”恢复走路功能，尹清平和老班长卫大成、马夫董成福一有时间就拉着他练习活动，由两只手扶着变成一只手拉着，再换成给他一根拐棍拄着。就这样，“卫生子”终于又会走了。
解放后，担任了邢台大河菱镁矿矿长的郭明祥谈起这段往事就格外激动，他忘不了尹妈妈的救命之恩，经常携家人去北京看望尹清平和何长工两位老人。
解放战争时期，尹清平任东北军政大学女生队队长兼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尹清平转入地方工作，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地质部监察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繁忙的工作之余，尹清平曾多次回故乡旺苍探望，帮助解决具体困难。1962年，尹清平回到家乡时，见县委领导的工作十分艰苦，特别是处理公务极为不便，到农业生产第一线都是步行，雨天还打光脚。回京不久，她便向地质部领导建议，由地质部拨给旺苍一辆小汽车，使旺苍县有了第一辆小车。当接车的同志受县委之托，顺便带去几斤木耳和腊肉略表谢意时，尹清平却极为生气，非常严肃地说：“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只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送礼，送来的东西还是拿回去。”县里的同志只好原物带回。
女儿何光瑨这样评价母亲：“我的母亲是四川的一个贫苦妹子，为追求翻身解放，从万里长征、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转战南北东西。从我记事起，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坚强慈爱的笑容，展现了一腔热血和爱心。她用自己的言行实践，成为我们成长成才的第一任老师，铸造了一代母亲的丰碑。”
毛泽东批准她嫁给将军
从富家的倔小姐到向往光明的女娃儿，从红军排长到抗大优秀学员，从周恩来的秘密交通员到敌后游击队长。历经坎坷却不改信仰，跌宕一生却无悔选择，身经百战却不言功绩，尝尽苦难却忠诚依旧。这就是罗炳辉将军的夫人张明秀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传奇……
张明秀是原昭化县（今广元市）虎跳驿镇南斗坝（现广元市昭化区虎跳镇南斗村）人，1918年2月6日出生在一个富豪之家。家有良田百亩，商船数十艘，富甲一方。后虽一度衰落，但她的母亲是剑阁县一家豪门巨富的独生女，嫁到张家时，带来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箱柜妆奁，仅送亲队伍就排了一里多长，所以家中一直生活无忧。
张明秀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据说她的母亲在分娩前夕，梦见一只燕子绕梁飞舞，家人大喜，都认为是个好兆头。父母给她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燕平，昵称“燕娃儿”，直到进了学堂，才改名为张明秀。
少女时代的张明秀以“倔小姐”而闻名乡里。她性格豪爽，心地善良，没有一点小姐架子，与佣人丫环亲如兄弟姐妹。母亲要她裹小脚，她坚决不肯。父母非常疼爱这位倔女儿，把她送到新式学校上学。上学读书后，张明秀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逐渐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攻占了昭化，嘉陵江两岸燃起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得轰轰烈烈。张明秀的父亲虽然表示要把土地分给穷人，被红军视为开明地主，但还是被革命的热潮吓得躲进了县城。一心向往革命的张明秀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母亲派佣人丫环守着她，又派妹妹张明莲看住她。可结果，张明秀却说服妹妹一起赶到木马寺，找到苏维埃政府报名参加红军。当负责扩红的负责人得知她家是地主时，问她：“你是发财人家的小姐，为啥要当红军呢？”张明秀急了：“发财人家的小姐就不能当红军，闹革命吗？”那位负责人觉得她说得对，但又做不了主，便叫她去找当时的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熊国炳见姐妹俩革命意志坚定，便答应了她们的要求。这一年，张明秀17岁，妹妹13岁。这一走，一直到1958年，张明秀才又回到家乡，见到了久别的母亲。
参军后，张明秀作战勇敢，工作出色，很快就当了排长。长征开始后，部队遇到一条冰河，水流湍急，河里全是大大小小的冰块。张明秀紧紧攥着妹妹的手一起过河，却不幸被一块大冰撞击，跌进水中。张明秀被战友们救上来时已经昏迷，14岁的妹妹明莲却永远没有醒来。
1935年6月，红军翻越海拔4000公尺且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就在到达山顶时，张明秀一个踉跄跌下山崖，幸被一丛荆棘挂了一下，跌入悬崖边一个不大的平台。战友们将绑腿连接起来放了下去，才将多处负伤的张明秀拖了上去。
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张明秀入了党。1936年10月，张明秀到达陕北延安，被分配到宜川云岩镇妇女干部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兼一连指导员，后经何长工批准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恰在这时，罗炳辉也来到抗大，他们在一起学习，一起听报告，两人由相识到相知，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后经何长工夫妇的热心撮合，两人于1937年9月结婚，毛泽东亲批“同意罗炳辉和张明秀同志结婚，并祝永远幸福”。
婚后不久，罗炳辉就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身份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2月，张明秀也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还兼任中共湖北省委的秘密交通员。
一天夜晚，周恩来交给张明秀一项紧急任务：连夜找到并通知几位同志在拂晓前转移，能烧的文件烧掉，不能烧的立即送到办事处来；外地同志能返回的返回，不能返回的立即搬到办事处。张明秀机警地在武汉三镇奔走了一整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39年春天，周恩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在军部大礼堂做报告。他在人群中发现了时任教导总队女生队政治指导员的张明秀，朗声说：“哎呀，张明秀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张明秀调皮地说：“是组织上派我来，可不是我自己私自跑来的啊！”周恩来高兴地把张明秀介绍给在场的叶挺和项英，说：“这是我的老同事张明秀同志！长征过来的。”张明秀连忙纠正说：“啥子同事吆，我和你是被领导和领导、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曾经在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大锅里吃饭，还不是标准的同事么？”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
1939年4月19日，罗炳辉奉命从苏南返回新四军军部。在云岭，军长叶挺为罗炳辉和张明秀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中，身材魁梧的罗炳辉英气勃勃，全副武装，席地盘腿而坐，脸上溢满笑意。并肩坐在右侧的张明秀一身戎装，紧扣着风纪扣，腰扎皮带，打着绑腿，两腿并拢，双手抱膝，军帽下露出乌黑的齐耳短发，一脸灿烂的微笑。这年，张明秀刚满21岁，罗炳辉42岁。
1943年12月25日，夫妻俩的爱子降生，罗炳辉以“新四军时期生于安徽”之意，给儿子取名“新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炳辉率部北上山东，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他虽已身患重病，但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5年12月16日，张明秀在临沂生下幼女，取名鲁安。这一年，罗炳辉前妻所生之女罗镇涛也到了山东，合家团聚。罗炳辉对张明秀的付出深为感动，他在枣庄前线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除了谈到长女镇涛的教育外，还殷殷询问：“新安这一向怎样？讲了什么话？鲁安更好玩了，我均很想念。”罗炳辉最后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特别照料关心，可是我对你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了……”
张明秀万万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成为丈夫的绝笔。经过9天的鏖战后，枣庄解放。当晚，罗炳辉在主持高级干部会议时发病昏倒。1946年6月21日，罗炳辉病情恶化，不治逝世，终年49岁。
6月23日，解放区10万军民为罗炳辉送葬。张明秀悲痛欲绝，跳进坑里抱着丈夫的棺木痛哭。这一年，张明秀才28岁。
解放后，张明秀历任华东局卫生部人事科科长、人事处副处长，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上海瑞金医院党委书记，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等职。1984年离休。
2011年6月13日18时15分，张明秀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3岁。
陈毅曾挥毫写下长诗《悼罗炳辉将军》，诗中的“患难共朝夕，奋斗与君同”正是这对革命夫妻“共在长征路上，同在宝塔山下，并肩新四军中，心向共产主义”的真实写照。
三次痛失爱子的女红军
1916年大年初一，正是军阀混战的动乱年月，四川广元苍溪县三川乡伍家坪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女孩子，因为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大家都叫她三妹。
三妹3岁时，母亲去世，到了4岁那年，父亲又撒手人寰，她一直由哥嫂抚养。7岁那年，因家里欠了地主很多债，无法生活下去，万般无奈之下，哥嫂只好含泪把她送到地主家干活抵债。
三妹每天都要上山放牛、割草、打柴，烧火做饭，什么活儿都干，稍有一点做得不好，就要挨打受骂。14岁那年，在又一次挨了毒打之后，遍体鳞伤的三妹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偷偷地跑回了家，跟着哥哥到了昭化。兄妹俩找到三妹的姐夫袁镜（中共秘密党员）。经袁镜介绍，同为秘密党员的哥哥进了汉阳兵工厂做工，三妹则帮着姐姐姐夫带孩子煮饭。
从此，三妹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并通过姐夫认识了秘密党员陈子谦、王子和等人。陈子谦、王子和见三妹聪明懂事，忠实可靠，便发展她当了秘密交通员，经常叫她把秘密信件送到宝轮院的秘密党组织那里去。开始，她还不懂得送信的意义，以后逐渐明白自己是在做革命工作，所以每次送信，她总是想尽办法，巧妙地躲过了狼狗一般的民团的搜查。由于她工作出色，16岁那年，由陈子谦、王子和介绍，三妹在昭化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她才有了自己的名字——伍兰英。
1932年春，川北一带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当时三川乡的农会准备举行暴动。党组织派伍兰英回家乡参加农民协会工作。国民党反动派闻知农会准备暴动，于是勾结地主豪绅加紧镇压，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三川乡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伍兰英回到家乡不久，哥哥和姐夫均被捕遇害。亲人被杀的噩耗传到伍兰英耳中，她对天发誓：一定要为哥哥、姐夫报仇。
由于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嗅到了伍兰英的行踪，并悄悄向她伸出了魔爪……
一天夜晚，伍兰英刚和衣睡下，“砰、砰、砰”的敲门声突然把她惊醒了。原来是地主的团丁包围了她的家。
“三妹！你赶紧逃命去吧，可不要被敌人抓去了啊！”伍兰英忍着悲痛离开了嫂嫂，沿着狭长的山沟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她心急如焚，摸了一夜，天亮前才找到作为秘密联络站的孟鲁侯家，从他那里知道，党内出了叛徒，使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当时敌人搜捕得很紧，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天一亮，伍兰英就同孟禄清、孟洁清等人离开三川寺，前往通江苦草坝，找到了当地党组织。
1932年12月，伍兰英在通江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34年任四川苏维埃政府财委会司务长。1935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任妇女独立团连长。到达延安后，任会计学校排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会计学校40多位女同事都有了对象，唯有21岁的伍兰英还打着单身。通过战友的介绍，伍兰英认识了时任抗大第三大队大队长的刘忠，刘忠干脆爽朗的性格打动了为人忠厚淳朴的伍兰英。伍兰英说：“爱刘忠的原因，是他老实巴交会打仗。”
刘忠1906年生于福建上杭县，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曾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中任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在抢渡湘江乌江、四渡赤水河一系列著名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当时，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曾称赞他“功不可没”。
1937年7月，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的结婚报告。一天晚上，刘忠借来27块边币，买回了山药蛋、苞谷面，请来了罗瑞卿、胡耀邦、莫文骅等人。婚礼上，刘忠唱起了一首粗犷豪放的闽西山歌：“有胆革命有胆当，勿怕颈上架刀枪，割去头颅还有颈，挖去心肝还有肠。”伍兰英则唱起了川北红军歌谣：“妹十八来哥十九，拿起锄头去挖藕，只要哥心会妹意，要当红军一起走。”
第二年，伍兰英生下了一个儿子。谁知，在受命突破同蒲路日军封锁线时，她背着儿子一夜急行军30公里，结果，孩子被活活颠死在她的背上。
1940年冬，刘忠出任抗大第六分校校长，伍兰英则带着出生不久的次子留守八路军三纵队后方政治部，负责照看30多个儿童，她常常用儿子的保育费买来棒子面，填饱孩子们的肚子，而自己的儿子却不幸被饿死……
1946年9月，在打响歼灭号称“天下第一旅”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一旅的战斗前夕，时任四纵队干部家属学校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的伍兰英，在指挥家属们转移过程中，为了干部和群众的安危，毅然丢下了自己年仅4岁的儿子……
三次痛失爱子，作为母亲，伍兰英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她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定，坦然面对。在1946年10月纵队英模大会上，夫妻俩双双戴上了大红花。
1950年12月，伍兰英身背一对儿女，奉命押送装有500支步枪、700顶钢盔，还有70亿人民币（旧币）的6辆汽车前往成都。她指挥车辆绕行于秦岭的崎岖山路中，多次击退土匪的袭扰，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保证了成都入城式的按期举行，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刘忠历任西康军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司令员，1961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部长、物质保障部部长、副教育长、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3年困难时期，他安排妻子去当学院的家属委员会主任，伍兰英虽然有些想法，但为了支持丈夫工作，仍毅然放下架子，以正营职干部的身份愉快就任。此后，她积极组织干部家属自力更生，为国分忧。
1979年12月，刘忠夫妇双双主动提出离职退休，享受副师级待遇的伍兰英不顾晚期宫颈癌的折磨，撰写了14万字的回忆录《从军五十年》。
1982年春，伍兰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她握着丈夫的手，深情地说：“我先走了，30年后我们在马克思面前重逢。”
伍兰英辞世后，刘老将军总觉得妻子没有离开他，只是出了一趟远门。他经常到妻子的卧室，看着照片上的妻子对着他微笑……
2002年8月7日，刘忠将军亦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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