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雷刚
章汉夫（1905-1972），原名谢启泰，江苏武进人。他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第一副组长等职务。解放前，章汉夫在党的指派下，曾两次南下广东，到香港从事党的一系列工作，写下了一段红色传奇故事。
南下广东担任白色恐怖下的省委书记
1926年，章汉夫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美国旧金山中国支部书记。回国后，他积极从事反帝反军阀革命斗争，于1928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并协助邓中夏工作。
1931年农历新年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章汉夫从苏联回国，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临时机构接上了关系。中共中央任命章汉夫为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3月下旬，章汉夫到达两广省委机关所在地香港赴任，在香港，他配合李富春进行省委机关的重建工作。
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斗争异常残酷，共产党人的处境非常险恶。两广省委多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在此形势下，时任省委组织部长的李富春分别于1月16日和22日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增派干部来广东工作。李富春提出：“来的同志最好是广东人，最好是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能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能艰苦工作的同志。”章汉夫正是这种情况下来到两广省委，来到香港工作的。
章汉夫在港工作一段时间后不久，李富春被中央调到上海负责军委工作。5月，蔡和森到香港接任两广省委书记，同时赴广东、江西边区任红七军军委书记的李硕勋也被调到广东省委，担任省委军委书记。但不幸的是，蔡和森担任省委书记刚一个月就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后惨遭杀害。
蔡和森被捕后，在采取一些营救措施的同时，章汉夫向中央报告：“射兄（即蔡和森）6月10日被捕（在海关机关内），但详细经过，到今天还未调查清楚。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滉等5人。省委机关有4个（人）动摇。现在已进行营救，并缩小机关，加紧秘密工作。”蔡和森牺牲后，中央决定两广临时省委由章汉夫代理书记（随后任书记兼宣传部长），李硕勋仍然担任省委军委书记，潘洪波任组织部长。但在此后不久，两广省委再次遭受打击，李硕勋也不幸被捕牺牲了。蔡和森、李硕勋牺牲后，一些同志被调去他处，两广省委只剩下章汉夫等几个人。为此，章汉夫曾向中央报告说，那时省委就“只有启泰一人，后加上实生（即罗登贤，当时任南方局书记）算有了两个人，加派1人来粤是非常必要的。”虽然人手很少，但以章汉夫为首的两广省委仍然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发动、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1年9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9月20日，中共两广省委发出《中共两广省委通告（第六号）》，要求各地加紧开展反帝工作，在东江、琼崖苏区，应在党及团领导下，组织九一八事件委员会，有计划地领导反帝工作；在香港、广州、澳门、惠阳等地，应建立反帝大同盟，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出版壁报和刊物。9月22日，章汉夫再次签发《中共两广省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轰击东三省群众武装占领城市宣言》，并亲自起草发表了《中共两广省委宣传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炮轰东三省工农群众宣传大纲》，揭露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阴谋，阐明共产党的抗日立场，号召各界行动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沈阳失陷后，广东各界群众悲愤不已。章汉夫立即组织全省各地群众进行抗日游行集会，发表通电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广州，9月22日，中山大学师生员工2000多人召开反日大会，并倡议全市各校召开反日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对日实行“经济绝交”。10月10日，中山大学附中学生抗日宣传队及部分群众在广州市永汉路制止奸商售卖日货时，惨遭国民党当局武力镇压，死10余人，伤近100人，被捕100多人，这便是震惊全国的“双十惨案”。从12日开始，中山大学以及各大中学校实行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起来后，章汉夫和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叛徒盯梢。1931年12月28日，章汉夫准备去九龙办事，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娱乐戏院对面的公共汽车站下车时被捕。被捕后，他用了王嗣同的假名，在接受敌人审问时，从容不迫，振振有词，使敌人一时无法抓到把柄。后来组织上积极设法营救，而章汉夫的姑父（时任中国银行经理）也不断通过关系搭救章汉夫。由于审问不出结果，港方无奈，最后下令将章汉夫驱逐出境10年。1932年1月，章汉夫坐船离开了香港。
建立香港文化宣传据点，主编香港版《群众》周刊
1932年，章汉夫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干事、秘书，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到上海担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他到武汉任《群众》和《新华日报》编辑。后来跟随《新华日报》社到武汉工作。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章汉夫来到重庆, 在《新华日报》社任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职，亲自撰写社论、各类文章和阅改文稿。为争取刊登中共重要新闻及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反动面目的真相，他与国民党新闻检察官、军警特务进行了迂回曲折的斗争，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为中共发挥了重要的喉舌作用。同时，他还与乔冠华一起负责撰写国际述评、时评，并以苏联“宇宙通讯社” 驻中国记者的身份，公开采访。1945年4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1946年5月，章汉夫任中共上海工委委员、副书记、书记，并负责在上海、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后任《群众》周刊主编。
1946年10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章汉夫与许涤新、乔冠华、龚澎等再次到香港工作。10月初，章汉夫等人启程赴港。为安全起见，章汉夫等人分批搭乘英美外商客轮，离开上海去香港。为了避开特务的注意，章汉夫穿着中式长袍，化装成银行董事，因为他很胖，颇有大老板的派头，身后跟着一个穿西装的青年做“秘书”，煞有介事地赴港上任。这次在香港，章汉夫是以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开辟党的对外宣传阵地，理直气壮地和港英当局打交道。
10月29日，周恩来致电党中央并转方方、尹林平并香港工委，告称，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章汉夫等负责，并任命章汉夫为中共粤港工委书记，兼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员。章汉夫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委员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等紧密合作, 为南方部分省和港澳地区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开展武装斗争努力工作。香港工委下设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工委，以许涤新为书记的财经委，以乔冠华为书记的外事委，以冯乃超、邵荃麟为书记的文化工委。章汉夫对外的公开工作是办《群众》周刊。当时与章汉夫同住一室的卢杰曾撰文回忆道：“在香港，第一次申请出版《群众》未获批准。后来有一天，章汉夫对我说，香港当局现在对我们有些松动，准备办第二次出版申请。后来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了2000元港币押金，章汉夫就将他自己、林默涵和卢杰改了名字，向港英当局办理了《群众》香港版的登记手续。第二次申请获得了批准。填表时，章汉夫改名为章翰，是督印人兼主编，并在政治面目一栏写上了‘中共党员’四个字，这是他对外用的公开身份。” 1947年1月30日，《群众》香港版创刊，社址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33号二楼10座。平时日常刊务由林默涵、廖沫沙、黎澍、范剑雄等负责。
香港版《群众》周刊创刊后，很快就旗帜鲜明地确定了编辑方针。周刊的工作人员包括章汉夫在内共有5人。其中只有章汉夫的身份是公开的，其余则是以他的雇员的身份在社里工作的。在章汉夫的主持下，《群众》周刊香港版与上海版的方针一致，其内容主要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报道、评论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战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黑暗统治。其具体设置的栏目有：社论、中共重要文告、专论、解放区报道、随笔、群众邮箱、国内外通讯等。他还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影响，为《群众》周刊拉来了一大批撰稿者。许多文化名人和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曾先后在该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高岗、陆定一、廖承志、郭沫若、乔冠华、夏衍、胡绳、冯文彬、沙千里、千家驹、茅盾、翦伯赞、金仲华、艾思奇、彭泽民、李章达、马叙伦、胡愈之、薛暮桥等人。《群众》周刊是党的理论刊物，前期登载的长篇文章较多，于是有读者来信说这些文章太长又深奥，还说刊物的内容不够活泼多样。章汉夫立即动脑子想办法改进刊物的版面和内容，他在同夏衍商量后，决定开辟一个《茶亭杂话》专栏，请夏衍撰写一些介乎杂文和政论之间的随笔，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为了更迅速地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章汉夫还建议杂志社购买一台收音机，安排工作人员及时收听广播，将重要消息记下来，送交《华商报》和《群众》周刊发表。据有关资料记载，《群众》周刊每期的发行量约3400份，其中三分之一在国内发行。解放前夕，广东各级党组织正是从《群众》周刊中了解到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领会党的方针政策的，为日后开展土改工作和城市接管工作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重视统战工作，参与秘密营救爱国民主进步人士
在港工作期间，作为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除了办报办刊之外，还非常重视统战工作，经常利用工作关系，同当时在港避难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爱国进步人士、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保持联系和交往，同他们交心，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述国际国内革命形势，聆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使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跟着党走。1948年，中央发出邀请，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知名民主人士李济深在接到中共的邀请之初，思想上顾虑重重，而且遇到了许多外界的阻力，因此他不愿意马上北上。章汉夫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与香港工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做其思想工作。很快，李济深便打消了各种顾虑，响应中共的号召，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秘密来到了解放区。
为了揭露和批判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间路线”，章汉夫等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开始在《群众》和《华商报》发表批判文章，以帮助爱国民主人士打消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1948年1月29日，他在《群众》上发表了题为《大公报的“中间路线”》一文，文章写道：“在这个时候，有人出来利用‘中间路线’，替蒋介石拉些捧场的或者殉葬的人，……要他们不要对蒋介石太失望，不要对中共抱希望。”文章指出：鼓吹“中间路线”的实质就是“一个替蒋介石挣得喘息、分化中间力量的阴谋”。经过章汉夫等人在媒体上的宣传、解释，稳定了这部分文化民主人士的思想，使他们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胜利的信心和认同感大大增加。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热烈欢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去，参加新政协会议。广大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对此热烈响应。为配合对新形势的宣传，号召广大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章汉夫先后在《群众》上发表了《论旧政协和新政协》和《历史的转折点》两篇专论，文章特别指出：“各民主阶级人民，其觉悟是空前提高了。对美蒋的幻想，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完全破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定胜利，有了普遍的信心。”文章还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分子，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且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争取迅速召开新政协，讨论和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全国统一的人民的民主联合政府，这证明了全国人民的决心和敢于争取全国的胜利。”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章汉夫对全国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其内心的喜悦跃然纸上。
为了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安全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组织领导下，一场紧张的“文化大营救”在香港秘密地展开。1948年5月，周恩来打电报给正在大连从事解放区经济工作的钱之光，要他设法打通从解放区大连到香港的航道。8月2日周恩来再次致电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接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钱之光到达香港后，同方方、章汉夫等人见面，一起研究了运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问题，决定成立运送工作专门领导小组，并作了具体分工，领导小组由潘汉年、章汉夫、钱之光、许涤新、饶彰风等人组成，潘汉年抓总，饶彰风负责具体工作，许涤新负责租船经费，连贯和夏衍负责联络。1948年9月13日，章汉夫陪同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一行10余人，乘船秘密离港北上。一周后，到达朝鲜的罗津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负责人李富春前来迎接。船靠岸后，章汉夫继续秘密护送这批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圆满完成了护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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