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美国投放原子弹，被日本认为是主要败因，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若假定日本的命运是由原子弹来决定的，那实在是一种错误。在第一颗原子弹投下之前，它的失败早已成为定局。那是压倒性的海权所造成的。专凭海权，即可夺占日本用来发动最后攻击的海洋基地，并迫使其国内陆军自动投降。因为，它的海上航运早已被摧毁。”麦克阿瑟上将也在1960年公开承认，“1945年使用原子弹，从军事上讲没有任何必要性。”
原子弹投放首选京都
1945年7月2日，美军正式攻克冲绳，打开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南大门。此时的日本，已步入穷途末路。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布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28日上午，日本各大报纸均对公告作了报道。30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我认为三国公告重申了开罗会议精神。政府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价值，因此予以‘默杀’。我们将朝着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的方向迈进。”
见日本态度如此强硬，美国决定对日本实施核攻击。实际上，在原子弹尚未试爆成功的1945年4月，为了确定轰炸的城市，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和陆军航空兵专家就组成目标选定委员会，当时考虑的投放地标准是，目标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方便事后评判原子弹的威力。在最初选定的17座城市中，东京、大阪、名古屋等面积大且破坏严重的城市首先被剔除，佐世保等小城市也随后被剔除。最后，该委员会选出了4座城市：京都、广岛、小仓、新潟；前两座为首选，后两座为备选。所以首选京都，主要因为京都是100万人口城市，当时其他日本城市已遭严重破坏，大量人口和机器设备都迁往京都，使之成为战争后期最重要的军事生产中心。
但是“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中将提交的这份名单，遭到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反对。史汀生在20世纪初担任菲律宾总督期间，曾多次造访京都，这座传统而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史汀生表示，京都对日本人有巨大的感情价值和宗教意义，如果将其毁灭，将给战后管理带来很大困难。他的意见得到杜鲁门的赞同。24日，长崎被拟定为京都的替代品。25日，杜鲁门最终下达对日进行原子弹轰炸的指令时，目标城市的优先级为广岛、小仓（后投弹时因天气不好而放弃）、长崎。
8月6日，原子弹“小男孩”在广岛上空爆炸。当晚，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投弹声明”：7月26日在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告，是为了拯救日本国民使之免遭全面破坏。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却断然拒绝接受这一通告。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现在提出的要求，那他们必须意识到空中将落下令他们遭受灭顶之灾的弹雨，那种弹雨将是在这个大地上前所未有的。
但是，日本民众对杜鲁门的声明，一无所知。爆炸发生后，日本政府禁止报纸使用“原子弹”一词（以“新型炸弹”代之），以不让民众了解真相。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先后造成14万人和7万人死亡（各正负误差1万人），极大地震慑了日本，迫使日本当局做出最终抉择。
挨原子弹早已成为日本的“宿命”
1941年底，美国正式开始实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投入资金为20亿美元。最初美国打算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即用以对付德国，直至1943年5月5日，美国才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决定用以惩罚日本。所以做出这一变更，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美国担心遭到科技实力胜过日本的德国报复；二是让苏德两国两败俱伤。1944年9月，美英首脑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会晤时，罗斯福将有关情况和决定向丘吉尔通报。
美国为什么要投放原子弹？按照通行说法，投放原子弹不仅可以使日本早日投降，而且可避免50万至100万美军牺牲。但也有观点认为，整个二战美军死亡40万，很难想像日本在经济崩溃、社会解体、装备不良、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能给美军造成比4年战争还大的伤亡。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夸大1945年11月1日实施“奥林匹克计划”即九州登陆作战的可能阵亡人数，是为了强调“投放原子弹是必要的，是正当的人道行为”。
其次，按照美国马丁·夏尔文教授的说法，“与其说原子弹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日终结，毋宁说原子弹推迟了战争的终结。”他这么说并非无理，因为美国将原定7月1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一拖再拖，就是为了使会议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召开，以便手里握有“同花顺子”。麦克阿瑟也认为，如果美国像随后所做的那样，同意保留天皇制，战争可能会提前几周结束，使用原子弹并无必要。照此说法，那么美国所以将《波茨坦公告》原稿中载明“保留天皇制”的条文，修改为“天皇地位未定”，是否有为投弹寻找理由的嫌疑？根据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中将的证言，“美国早已将日本作为原子弹攻击对象”。也就是说，即便日本最初不对《波茨坦公告》表示“默杀”，挨原子弹早已成为日本的“宿命”。
日本为何有此“宿命”？很多学者认为是为了不让苏联参战和威慑苏联。这一观点在丘吉尔的回忆录中能够找到依据：“美国不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在原子弹实验成功后，美英两国都无意让苏联分享对日战争胜利成果。事实上，由于苏联军队占领了东欧大部分地区，杜鲁门急于想在苏联参战之前使用原子弹，不依靠苏联结束太平洋战争，以便日后在解决东亚问题时掌握话语权。
美国海军五星上将莱希曾表示：“科学家和一些其他的人们想要进行实战试验。因为这个计划耗费了总计20亿美元的经费。”这被认为是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另一个理由。一个和“曼哈顿计划”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官员曾表示：“这颗原子弹必须成功——因为在它身上已经用了许多金钱，假使失败，我们对于这样巨大的费用将如何交代？想到人们的批评就会令人感到害怕……当这颗原子弹完成并投下后，一切有关人员感到了巨大安慰，有如释重负之感。”
事实上，对投放原子弹目标城市的反复斟酌，也显示了这一意图。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美国投放原子弹？1995年5月11日，唯一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讲，他的话令人深思：“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6期）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