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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会议的前前后后

应细飞

2015年11月04日10:5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史纵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8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注定要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注定要让世界永远瞩目的重大事件,那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旷古未有的革命远征,不仅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且是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一个伟大的转折。在这一伟大事件的过程中,扎西会议(在云南省威信县境内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由于县城驻扎西镇,史称扎西会议)作为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完成第一次历史性的转变,从幼年走向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次重要会议的认识和了解尚有欠缺,就连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中也只字未提扎西会议,只把扎西会议所作的若干项重大决策中的两项带了一下。因此,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扎西会议,还扎西会议的本来面目,有利于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

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4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红军为通过这4道封锁线付出了惨重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李德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中央负责人的支持。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要到湘西去。后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左”的军事路线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的困难,把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却没有对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的反省。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护,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亦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这次会议制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北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由于军情紧急,遵义会议只召开了3天,红军就不得不启程。当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赤水地区开进时,敌人也很快调整了部署,蒋介石调集了7个纵队150多个团40余万兵力,妄图把红军聚歼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长地带。敌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所部由贵阳附近分4路向赤水、习水、怀仁、叙永、古蔺追来,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南古蔺、叙永以西一带地区。黔军王家烈部在红军离开遵义的当晚即进占遵义。川敌刘湘派兵在叙南地区和横江、屏山各地扼守,并欲派军进入云南越境追击,将红军尽量往南压迫。刘湘还同时下令由宜宾至屏山、雷波,沿金沙江岸赶筑碉堡,抢挖战壕数百里,以防红军由此渡过金沙江。而龙云指挥滇军则想方设法把红军朝北挤。由于川军沿金沙江重兵布防,严密封锁了道路和渡口,并集中数个旅从高县、长宁、兴文、左宋、叙永压来。当红军行军到土城时,遇到了敌军强大的阻击而失利,红军渡江已不可能。为此,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赤水河西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中,待机破敌。

扎西会议的召开

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并且选举毛泽东为常委,但朱德和周恩来仍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遵义会议虽然取消了“三人团”,但博古在军内仍是军委委员,由于常委没有进行分工,他仍然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根据一贯的党管军队原则,只要博古继续担任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指挥就不可能有保证,也谈不上军事指挥者的确立。因此,变换中共中央领导权的问题成为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在集结扎西的途中,张闻天提出了变换中共中央领导权的问题。

2月5日,党中央进入云南威集县的水田寨,在花房子召开了会议。会议实际上分别由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组成。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了中央常委的分工,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参加会议的常委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张闻天)、陈云。会上,博古将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随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主力红军撤离后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了会议,研究了中央苏区请示的紧迫问题,回复了项英2月4日和5日给中央和军委致电要求对中央苏区行动方针进行指示的要求。2月5日,中央及军委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的指示电,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及组织领导问题作出决定并给予答复。认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有任何动摇”,要求中央苏区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2人组成,项英任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6日,中央纵队进驻石坎子、大河滩,总部驻今石坎庄子上,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陈云、博古、刘少奇、邓发、凯丰和秘书长邓小平。会议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讨论了今后新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后改为扎西)集中,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在庄子上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以自己的“反报告”(即遵义会议上反对博古“左”倾路线错误的报告)为基础,依据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提纲,再加上大河滩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战略方向的改变和提出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并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批判了“左”倾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决议通过后,为了便于传达实施,张闻天又根据决议精神,简要地缩写了题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于2月8日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并电告中央苏区,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等。会议决定,决议发出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决议”,并规定了传达范围及注意事项。

2月9日,中央纵队进驻威信县城扎西,总部驻江西会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会馆戏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亦扩大到军委和军团负责人,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秘书长邓小平等均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作出了红一方面军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的战略决策和精简缩编,扩大红军以及开创云贵川新苏区根据地的决定。

扎西会议后,10日上午,军委纵队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随后,毛泽东到就近的三军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陈云向中央纵队及干部团传达遵义会议详细内容,张闻天、周恩来也到红军部队传达了会议内容,并将“决议大纲”电告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认真传达贯彻。

同日,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出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缩编的具体办法是:“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4个团”,“五军团将现有的3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为2个团”,“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为1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数编入三军团”,“一、三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余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五军团应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的人员处理与上项相同”,“实行上项缩编,各军团应在干部与战士中进行必要解释的充分准备工作”,“各军团的新兵,一般的应利用此次缩编补入到各战斗连中去,唯大烟瘾尚未戒脱的新战士,则仍留新兵连训练”。通过缩编,除一军团仍保留2个师的编制外,将原10个师30个团按新编制缩编为17个团,中央纵队和国家机关也进行了大量精简,不少干部下到连队,充实连队和师以下的领导,加强基层力量,提高红军战斗力,改变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还彻底精简了不少笨重的辎重器材,使红军的编制适应了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斗争方式,借此从根本上解决了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同时,又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队伍。扎西整编,不仅是部队编制体制的“轻装”和物质上的“轻装”,更重要的是官兵思想上的“轻装”,从观念上适应了大转移中的运动战。

10日,根据中革军委发布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之规定,中央选派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班和几个修枪工人,与叙永特区汇合,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三省的昭通、毕节、宜宾、泸州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根据地。中央决定,由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八军团民运部长)、夏才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州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广大区域的革命工作。徐策任特委书记,余泽鸿任宣传部长,特委由中央直接领导。纵队共有400多人,六七百条枪,还装备有4挺重机枪和1部电台。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司令员王逸涛(后叛变),副司令员曾春鉴(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供给处长杨德胜(红军总部第四局供给处干部),特派员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讯学校特派员),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女,卫生担架连指导员),司令部秘书甘棠(女,中央妇女部秘书),纵队下设5个大队。

中央对这支部队非常重视,寄予很大的希望。中革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专门召集游击纵队100多名干部开会,周恩来亲自到会动员,指出:“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但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机动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部队要轻装,伤病员要安置,所以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你们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此后,在特委的领导下,川南游击纵队与红军黔北游击队会师,合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后,由四川刘复初等人领导的南六游击队和红二、六军团组建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也并入纵队。为牵制敌军,纵队主动诱敌进攻,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仍在川南,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北上。

回师黔北,重占遵义

扎西会议期间,川滇之敌追来,对红军已成夹击之势。黔北敌军兵力空虚,战斗力较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决定立即回兵黔北,重占遵义,出其不意地杀敌军一个回马枪。

10日,军委正式发出迅速脱离滇川敌侧击,离开扎西向雪山关进军,回师黔北的指示。军委电示认为:“我野战军目前在扎西地域伏击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而应迅速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在转移中应力求避免川滇敌之侧击,但在逼紧与阻我前进的条件下应击退之。”电令对中央红军前进的路线做了规定:以三军团及一军团一部为左翼队,经扎西、双河场向摩泥前进;军委纵队及一军团主力为中央纵队,经大河滩、石坎子向石厢子及其以东地域前进;五、九军团为右翼队,担任佯攻和迷惑滇敌,掩护红军主力向东南转移,然后向水田寨、水潦前进。

此时,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红军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引下,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挥师东进,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川滇之敌合围之际,从敌军空隙间穿插出去,于2月18日至21日再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在这次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此后,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接着,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主力神速地向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初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完全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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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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