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鲲池
2014年6月5日，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了75年的原安徽省政协主席史钧杰同志，永远离开了他日夜惦念的江淮儿女。他的去世，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深沉的哀思。作为一个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办事人员，我将我知道的他的“三农”情结的若干片断，从记忆深处挖出来，整理成文，敬献给史钧杰同志，算是心香一瓣慰忠魂吧。
一
史钧杰14岁参加革命以来，无论是在河北省建屏县洪子店区农会当会计，还是在安徽省铜陵县当县委书记；无论是当安庆地委副书记，还是当桐城县委书记；无论是当巢湖地委书记，还是当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无论是当安徽省委副书记，还是当省政协主席，他都一以贯之地把工作的重心、重点放在“三农”问题上。他担任安徽省政协主席时，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情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但很深刻：“万业农为本，百姓食为天，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何况安徽又是农业大省，这是最基本的省情。中央一贯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解决好“三农”问题出路何在？史钧杰从实践中认识到，在于坚持改革。1995年10月，他在为我编纂的《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一书的序文中写道：“1983年邓小平同志就昭示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科学论述，用以武装头脑，坚持改革不动摇！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改革的力度，使‘两个轮子’同时转得更快，促进安徽农业高速发展，推动安徽农村经济全面振兴。”
史钧杰讲的安徽农村改革的“两个轮子”，一个是农业生产改革，一个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从1954年开始，中共安徽省委由点到面地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农业生产三项改革办法，简称“三改”。“三改”的主要内容是：一、改变夏秋两季收成比重，使夏收（包括初秋收成）大于秋收；二、改种高产作物和耐水作物，推广马铃薯和胜利百号山芋，沿淮地区逐步改种水稻；三、改变广种薄收习惯，实行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沿江地区改一季稻为双季稻，由两季收成改为三季收成。经过两年奋斗，“三改”成就显著。1955年全省粮食空前丰收，总产为227亿斤，比上年增加一倍半。在往后的很多年里，“三改”仍是安徽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人们称“三改”是一次“绿色革命”。1961年2月开始，安徽省委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名为责任田实为包产到户的农村经济体制重大改革。奋斗一年，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54亿斤，增长40%，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民称责任田为“救命田”。不幸的是，仅仅试行一年的责任田在“左”倾指导思想摧残下夭折，但“地火”犹存。所以，到20世纪末，我国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安徽诞生，改革大潮的潮头从安徽卷起。史钧杰多次跟我说，安徽发展最大潜力是农业，农业的发展在于坚持改革。他一直把这个观点坚持不懈地付诸实践。安徽农业改革两个轮子——农业生产改革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他都奋力推动，勇敢前行。
1954年，“三改”起步，安庆地区试种双季稻33.1万亩，尽管当年汛期早、水势大，但除少数地区受淹外，大都获得丰收。早稻增产幅度更大，山区和丘陵地区平均亩产350斤，圩畈区为500斤。史钧杰当时担任安庆地委常委兼秘书长，全力协助地委书记许少林，抓好桐城县和安庆郊区总铺大队两个点，一年至少有两个月时间在点里工作，实行“四同”：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他在蹲点过程中，对双季稻生产的全过程，一环扣一环地狠抓落实。从计划安排到茬口调节，从改良品种到秧苗培育，从开发荒地到水面利用，从农活的细致安排到插花田的调整，从工具改革到劳动力的合理布局，从消灭低产田到改造落后队，从水到肥，从播种到管理，环环扣紧，一着不让，在实践中获得了真知灼见。1955年，全省特别是安庆地区较大面积地改种双季稻并获得明显成效的事实，使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非常高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各省要编一本农业生产经验的书的指示精神，曾希圣亲任主编，发动各地认真总结写稿。在众多来稿中，精选了128篇90多万字，编成《安徽省农业生产经验》一书。安庆地委根据省委的部署，先后两次召集了桐城县委书记张安国、枞阳县委书记孙德成、怀宁县委书记李干、潜山县委书记常棣和、岳西县委书记成一波、望江县委书记沈去非、宿松县委书记彭小聚、太湖县委书记谷志瑞等8位县委书记召开座谈会。史钧杰从座谈会上获得大量数据和典型事例后，加班加点开夜车写了两篇很有分量的报告。史钧杰后来对我说：“写这两篇材料，我是投入很深的感情、下了很大劲的，开夜车每晚要吸一包香烟。”曾希圣阅后为两篇文章亲笔写了编者按，对安庆地委的工作表示肯定，对其经验加以总结推广。
史钧杰执笔总结的安庆地区种植双季稻的主要经验是：一、积极领导，因地制宜；二、掌握季节，安排茬口；三、推广先进经验技术，加强田间管理；四、选用优良品种和早熟品种。他的这两篇文章内容实在，结构严谨，语言大众化、通俗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十分赞赏农民编的顺口溜：“双季稻，就是好，旱不掉，涝不了，它是农民一个宝。自从种了双季稻，多收粮食多收草，一季收成抵一年，‘三改’办法就是好。”
二
在推行以责任田为主要形式的安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史钧杰既大刀阔斧又深入细致，当“左”倾大捧遏制责任田的险要关头，史钧杰毫不含糊地表明坚持责任田的立场，并旗帜鲜明地保护了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
1959年至1960年，由于“左”倾指导思想肆虐，安徽农村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农民积极性极度低落，农业生产大幅度减产，全省粮食产量跌落谷底。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140.2亿斤，1960年又下降到134.92亿斤，农村人均口粮不到200斤，全省农村绝大多数社队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安徽省委进行了深刻反思，主动担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推行了名为责任田实为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带领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区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联产到户的试点，10天后，试点结束。3月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了南新庄试行责任田的办法，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扩大试行责任田的办法。
省委精神传达后，安庆地委立即组织试点。史钧杰当仁不让，满腔热情地到怀宁县三桥公社牛岗大队当“点长”。在精心试点过程中，他创造性地开展了以“五统一”（计划统一、包产部分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使社员把分户经营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4月底，他认真撰写了《安庆地委关于怀宁县三桥公社牛岗大队开展以五统一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报告》，5月3日，省委将这份报告批转了各地、市、县委。由于积极推动，精心指导，1961年，安庆地区93.9%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获得了大丰收，1961年全地区粮食总量比上年增长4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由于粮食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2年元月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千百万农民称之为“救命田”的责任田被指责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而强行改正，积极推行责任田的史钧杰像安徽许多干部一样想不通，他拒绝检讨推行责任田的“错误”。
1962年3月20日，改组后的安徽省委发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这个《决议》发到基层后，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争议，普遍的倾向是，责任田已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要求不能改，全省许多基层党组织和各方面人士，向中央和省委写信，要求不能改正责任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庆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下放到太湖县当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钱让能1962年5月写给毛泽东的《关于保荐“责任田”的报告》。这个报告由太湖县第一书记谷志瑞于1962年7月29日交给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由桂林栖交给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后由李葆华呈送毛泽东。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接着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责任田进行了批评，指名道姓地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为天下富裕中农谋利益”。这就最终宣告了责任田的命运。
八届十中全会后，钱让能的《保荐书》被中央作为批判“单干风”的典型材料印发到县团级。安徽省委采取许多措施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加快改正责任田的步伐。措施之一是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汉到太湖做调查后写了《“责任田”应该保荐吗？》的调查报告，指出“钱让能的《保荐书》的内容完全错误”。责令钱让能作深刻检查，并要求太湖县委对钱开展批判，肃清流毒。
安庆地委得知太湖县委反复批判钱让能的情况后，派史钧杰于1962年11月来到太湖县。史钧杰到钱让能住处，安慰钱让能说：“你上书毛主席保荐责任田，组织原则上没有错，认识上也没有错。《保荐书》的观点，代表了地委，代表了许政委，也代表了我。”接着，史钧杰在县委两次常委会上反复强调：“钱让能的《保荐书》，历史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对老钱一定要保护，绝不能歧视。叫他停职反省，不对。要安排工作。”根据史钧杰的意见，太湖县委于1962年冬安排钱到太平公社工作，钱让能后来跟我说：“史书记安排我到太平公社，我就太平了。”1963年春，史钧杰又把钱让能调回了县委宣传部。
史钧杰对钱让能上书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冤案一直十分关注。1975年他回到安徽工作后，立刻找人了解钱的境况。1980年1月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期间，他建议省委为责任田正名，并明确建议要为钱让能平反，恢复名誉。省委接受了史钧杰的建议，于1982年12月18日在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周子健、省委书记王光宇的主持下，发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为钱让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史钧杰看到省委这份文件后，无限感慨地说：“老钱平反了，责任田正名了，历史已铭记安徽农村改革进程中这件大事。”当时，钱让能担任安庆地区科技局副局长。史钧杰认为应该发挥钱让能所长，让他从事农村政策研究。1983年10月，我调到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他要我转告省委农研室主任周曰礼，请周曰礼向安庆地委建议，请钱让能出任安庆地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安庆地委采纳了周曰礼的建议，钱让能在新的岗位上，果然又为安庆地区农村改革建立了新功。
三
安徽省推行责任田这项重大改革时，安庆地区有93%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在全省带了头。当曾希圣因推行责任田犯了“方向性错误”被罢官调到四川时，安庆地委书记许少林也因跟着曾希圣“搞单干”被调到江西降职使用（许少林在安徽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到江西后不是省委委员了）。史钧杰是许少林推行责任田的主要助手，自然难逃牵连。1963年8月，他从安庆地委副书记岗位上被下放到桐城担任县委书记。
史钧杰来到桐城第二天，就要我提供全县种植双季稻的资料。当时我在桐城县委办公室工作，负责搞通讯报道。我将我保存的为时任县委书记张安国写的刊登在《安徽日报》上的《双季稻胜利了》《把双季稻的红旗举得更高》《继承与改革》《桐城大种双季稻粮食生产大发展》《桐城县双季稻连续四年增产》《依靠群众坚持生产改革》《桐城县种双季稻的经验》等10多篇文章的剪报送给他，他看后说，这些资料很宝贵，看来双季稻确实是桐城增产粮食的一个宝。没过几天，史钧杰便下乡调研。他下乡一般不坐县委小汽车，全靠步行。我问他为什么不要车子，他总是笑笑说：“用两个脚量好，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嘛。”当时桐城全县63个公社他全部跑了一遍。在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史钧杰沉静思考，踏实苦干，紧紧依靠并带领全县54万人民踏实苦战了3年，在1965年桐城县统计年报上，出现了这样一组数字：
全县粮食总产量4.1亿斤；
亩产量800.4斤；
双季稻种植面积31.32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63%；
双季稻总产量26180万斤，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63.79%。
与1962年对比，粮食亩产量增加252斤，总产量增加10226.7万斤。这就是说，史钧杰在桐城苦干了3年，全县每年增产粮食3408万斤，够7万人吃一年。
桐城县成为安徽省第一个粮食亩产超《纲要》的县，比《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的时间提前了3年。
1963年底，史钧杰来到桐城后不久，利用徐河、白果等几个公社与金鸡笼发电厂只有一河之隔的地域优势，亲自规划、采线、筹资……用不到一年时间，把这几个公社的电架通了。从此，桐城农民实现了“点灯不用油”的美好愿望，特别是沿湖和沿大沙河一带遇涝能电排了，遇旱能用电机抽水灌溉了，这就为粮食高产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使这一地区的双季稻生产如虎添翼。到1964年，徐河公社粮食亩产超千斤。特别使史钧杰高兴的是，永丰大队红星生产队，在安庆农科所水稻专家方帆驻队具体指导下，全队有25亩晚稻超过早稻。同一年，白果公社郑圩大队实现了晚稻超早稻。与此同时，地处大沙河边的半岗半畈的三河公社新民大队也实现晚稻超早稻。
为了弄清几个晚稻高产典型的经验和晚稻尚处于中产甚至低产地区的问题，1964年春，史钧杰到石河公社翻身大队汪庄生产队住了3个月，结果，汪庄生产队在这一年也有21亩双季晚稻单产超过了早稻。1965年秋天，他打着背包住到徐河公社聂祠大队一户社员家里，并带领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思魁、县农业局副局长章德年、县农业局技干刘忠亮、团县委秘书尹昌忠和县委农工部桂顺清等人到这里蹲点，又从省里请来了种子专家陈鸿佑、李光恒等人同他一起滚稻草，用“三结合”的办法，亲自探索晚稻高产栽培技术新途径。
在此之前，史钧杰从大量农村调查中，已明确地认识到：相对来说晚稻单产低于早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品种老。全县绝大多数社队基本上是“三小稻”（小红稻、小麻稻、小白稻）当家。“三小稻”秸秆高，不抗倒，产量低，造成丰收的架子，低产的结局。这样一来，从改良品种突破，促进双季稻产量再上一个新台阶，便成为摆在领导、群众和科技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和迫切任务。
1964年4月，史钧杰在合肥开会时得知江苏有些地方引进“世界稻”（“农垦58”）实现大幅度增产这一信息后，便立即打电话给我，叫我通知县农业局种子技术员蒋立顶迅速到合肥来见他。次日，蒋立顶来到合肥稻香楼宾馆。史钧杰亲笔写信给时任安庆地委副书记的钱俊瑞（钱俊瑞是从中央文化部下放到安庆地委当副书记），请钱写信给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管文蔚和江苏省科院院长顾复生。史钧杰特别交代蒋立顶：“你去不仅是调种，还要把外省的技术学回来。一定要在桐城试种成功。” 蒋立顶领命后，日夜兼程，先到南京找到管文蔚，管为他写了到省农林厅种子处的信，再由种子处开了到江苏丹阳练湖农场调二万斤“世界稻”的介绍信。到农场取到种子后，由同去调种的县粮食局黄君将种子运回，蒋立顶又赶赴浙江省宁波农科所向该所技术人员调查世界稻双季晚稻试验资料，并请教了有关技术问题，做了详细的记录。回桐后，他写了一篇《“世界稻”在浙江宁波做双季晚稻栽培的调查和在我县栽培的技术意见》呈送史钧杰。史钧杰让蒋立顶铅印2000份，并与老县长李抗东和蒋立顶一起，选择了6个示范点、12个试验区，分别对“农垦58”的秧龄、施肥量、栽培密度做了认真的对比。这一年，“农垦58”在桐城共试种987亩，平均亩产达512斤（比当年小红稻亩增128斤），最高的亩产达804斤。试种成功后，1965年史钧杰决定将种植面积扩大到8万亩，占当年双晚总面积的22.86%，亩产达到654斤，而总产量则占了全县双晚总产量的36.55%。史钧杰说，今年全县粮食亩产超《纲要》，“农垦58”立了大功。
“农垦58”从1964年在桐城落户后，在桐城县推广双季稻这一重大耕作制度改革的舞台上占据了15年之久，累计种植面积410万亩，增产粮食10亿多斤。这个品种在双季晚稻的“高秆改矮秆”。“籼稻改粳稻”和桐城粮食亩产超《纲要》，超千斤上“纲半”（1200斤）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双季稻种子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1986年，史钧杰到桐城调研时，得知桐城已经实现了全面的晚稻超早稻，当年全县早稻总产量26162万斤，双季晚稻总产量28360万斤，晚稻比早稻多收2198万斤。他高兴地说：“桐城晚稻终于超过早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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