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华 何明圆
三次走过草地的女红军
1933年4月的一天，川北旺苍县白水乡来了红军。那天正逢白水赶集，年仅13岁的侯敏去集市换盐巴。刚走到场上，她便发现不远处，有几个剪着齐耳短发、打着绑腿的女红军，正对着人群大声地讲着什么。侯敏凑了过去一看，原来她们正在动员人们参军。
“乡亲们，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是带领穷人翻身做主的革命军队。”穷苦出身的侯敏被红军的话打动了，她鼓起勇气问：“女子也能当兵吗？”女红军说：“当然行啦！我们不是姐妹吗？”侯敏怯生生地问：“你们能不能收下我呀？”女红军打量了侯敏一眼，问：“你几岁啦？”当时刚满13岁的侯敏一下子给自己“长”了两岁，高声回答：“15岁啦！”那位红军又说：“当红军可是要走路的哟，你走得动吗？”侯敏挺起胸膛回答：“走路怕什么？别说走路，干什么我都行！”就这样，侯敏成了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的一名战士，成了所在部队年纪最小的女兵。
由于必须立即随部队出发，无法与家里联系，出来换盐巴的侯敏便从此踏上了征程。事后侯敏才知道，那天晚上，父母未见她回家，十分着急，发动亲友到处寻找，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家里人都认为她被土匪捉去了。4年后，侯敏在延安给家里写了信，父母方知女儿参加了红军。
参加红军后，侯敏先是任三十一军宣传队员，不久升任班长。每到一地，她就和姐妹们深入百姓家里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并四处张贴宣传标语。
不久，侯敏转入后勤队，负责运送伤病员和给养。由于女战士们年龄小，个头矮，有时抬不动担架，急得掉眼泪。每当这时，伤病员便挣扎着起来，安慰她们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走。”侯敏和姐妹们一听就更急了，赶紧按住伤员，说：“别动！别动！我们能行！”于是，姑娘们咬紧牙关，硬是抬起担架走。侯敏的肩膀常常是又红又肿，晚上痛得连觉都睡不着。
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危害，侯敏随红四方面军来回过了三次草地。
1936年初春，红军开始翻越党岭雪山。党岭山主峰海拔5000米，山顶终年积雪，雪崩不断，老百姓称其“鬼门关”。山道一边是松软的雪岩，一边是陡峭的雪壁，路上堆着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谷。侯敏穿着单衣，冻得浑身哆嗦，双脚被冰碴划得鲜血直流，一手撑木棍，一手拉着前面战友的衣襟往上爬。晚上，大家在稍微避风的山崖下宿营，互相抱着取暖。第二天早上，部队要出发了，侯敏看见一床被单下还躺着几个人，便喊他们起来，可揭开被单一看，他们已全部停止了呼吸。
1936年冬，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侯敏所在的后勤队本已经上了渡船，后因情况变化，又临时下船。结果，渡过黄河的2万余名红军在祁连山陷入绝境，只有几百人活着回到陕北。侯敏又一次与死神擦身而过。
1937年，侯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八路军总医院卫生班长、护士，山东胶东西海军区八路军医院军医。
1938年，经人介绍，侯敏认识了在平型关战役中负伤住院的八路军干部杨家华，两人结为革命伴侣。杨家华是江西人，1933年加入红军。夫妻俩先后养育了7个孩子。
新婚的第二天，杨家华即奔赴前线。两人婚后第一次重逢是在莱芜王庄车站，当时八路军和日军正在车站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侯敏的左脚踝，骨头都露出来了，鲜血直流。因为当时侯敏怀有5个月身孕，不能背，杨家华就抱着妻子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找到了游击队。
几个月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侯敏的脚伤也基本好了。
孩子才3个月，部队又要出发。有一次，他们准备冲破日军封锁线时，孩子却哭个不停。侯敏当时已没有奶水了，便喂水给她喝，可是孩子越哭越响。杨家华低声说：“如果再哭，就只能掐死孩子了，不然会连累战友们的。”侯敏抬头看了丈夫一眼，又低头亲了亲孩子，哽咽着说：“要掐你掐吧，我当母亲的下不了这手。”说罢，把孩子送到丈夫的手上。就在杨家华解开衣扣，把孩子贴到胸口的时候，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原来，孩子是被冻得受不了，才哭个不停的，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小家伙睡着了。
全国解放后，杨家华任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正军职﹚，2004年9月10在福州病逝，享年88岁。侯敏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2年离休，被定为正师职，2008年1月10日逝世，享年88岁。
巧合的是，夫妻俩同年参加红军，享年都是88岁。
红小鬼千里寻找红军
曲飞原名罗坤、罗正坤，1921年3月，她出生于苍溪县高歧镇（原双石乡）一个穷苦人家里。
曲飞8岁那年，两个哥哥在家乡与中共党员黄天民一起发动农民革命，不幸被国民党团总杀害，父亲因是“通匪”家属也被抓去坐牢。母亲听闻噩耗，当场昏死过去，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10岁那年，曲飞被卖给东溪场刘寡妇当了童养媳，平时干着繁重的家务活，稍不如意，刘寡妇就用黄荆条抽得她伤痕累累。
1933年夏天，红四方面军来到这里，打垮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军队，解放了四川苍溪县。
红军来了刘寡妇也跑了，硬叫曲飞留下给她守家。曲飞心里真有些害怕。战斗激烈的时候，她就躲进水缸里，上面用簸箕盖住。
听闻外面的枪声渐渐稀疏了，曲飞便准备从水缸里钻出来。谁知刚一露头，屋外又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她又赶紧蹲到缸里。
忽然，盖缸簸箕被拉开了，曲飞吓得“啊”地叫出声来。揭缸盖的是个年轻战士，穿着土布军装，帽子上还缀着一颗红五星。他用惊异的眼光瞅着她：“咦，这小姑娘蹲到缸里干什么？”很快，他似乎明白了，伸手把她抱了出来。
曲飞出了水缸才发现，旁边放着一担水，还围着三四个穿着同样服装的战士，有的背着枪，有的拿着扫帚、筐子，全是笑呵呵的。原来，他们来是帮家里挑水扫院子的。
“小妹妹，不要害怕，我们是红军，来帮助穷人打土豪，闹翻身的。”
红军待人是那样的亲热、和蔼，尽管他们讲的那些革命道理曲飞不全懂，但是，她开始明白红军是好人，他们讲的正是她心里想说的话。
红军打开了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和衣物分给穷人。大伙儿背着粮食，捧着衣物，高兴得奔走相告，都说共产党领导的菩萨兵来了，穷人真的要翻身得解放了。
那些日子，曲飞高兴极了，整天跟在红军后面，有说有笑，又蹦又跳，帮助搞宣传。可是，她一想到刘寡妇那张冰冷阴沉的脸，就不寒而栗，于是拿定主意要当红军。
但是，红军嫌曲飞年纪小，曲飞磨破了嘴皮子，负责登记报名的红军就是不松口。他总是拿那句话安慰曲飞：“小妹妹，别着急，再过几年保险收你！”
时任青钢乡人民政府妇女主任，后来成为董必武夫人的何莲芝了解曲飞身世后，见她机灵活泼，便让她加入乡儿童团并任团长。同年，曲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巴中道革命法庭看守队队长。
一天，曲飞和一个小伙伴在路口放哨，忽听“嗒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跑在最前面的马背上，是一位30多岁、宽脸庞、高个子的红军指挥官。
曲飞习惯地把手一伸：“红军同志，请您把路条拿出来。”
听说要看路条，那位高个子红军“嘿嘿”一笑，和气地对他俩说：“哎呀，小鬼！今天走得急了，没来得及到苏维埃开路条。下次补上行不行？”
“那哪行？你们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大个子红军笑着点点头，说：“我们从关线来，到那边去。”他说着还做了个端枪射击的动作。
见还是不肯放行，警卫员急了：“这是王副总指挥，要去开紧急会议。”
“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曲飞差点叫出声来。
王树声以商量的口吻说：“小鬼，这么办行不行，我们留下一个同志在这里，你们派一个跟我去。要是假的，你们可以把我拖回来。”
曲飞这才赞同地点了点头。王树声把她抱上了马背，一路上亲切地向她问这问那，不知不觉就到了前线指挥部。
后来，王树声表扬了儿童团，还奖给他们每人一枝铅笔、一个练习本。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了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曲飞和儿童团的小伙伴们十分兴奋，成天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前线的胜利。
曲飞万万没有想到，当她和11位红小鬼在乡下搞完宣传，匆匆回到驻地时，红军大部队已不知去向。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急得直跺脚，有的人急得掩面哭泣，还有的人提出来干脆散伙回家。最后，一位年龄大些的姐姐说：“沿着红军的去向追，追到天边，也要追上队伍。”
大家接受了这一建议，当天下午就踏上了寻找红军的征途。
11位小姐妹日夜兼程，一路西行，去追赶大部队。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沿途讨点剩饭吃，晚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夜，屋檐下、草场上、大树底下，随便找个地方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沉沉地睡过去了。
从川北找到川西，处境也越来越艰难，红小鬼们在农民家里找不到吃的，就想出了“吃大户”的法子。她们假装愿意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等吃饱喝足之后便瞅准机会逃走。依靠这一“巧计”，她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曲飞和小姐妹们从剑阁、江油、中坝、北川、茂县等地一路追寻，她们躲过了豺狼、野牛的袭击，摆脱了人贩子的拐骗，战胜了疾病、饥饿等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历时3个多月，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在草地边缘追上了队伍。
“找到啦!找到啦!”两位前去探听消息的红小鬼高兴地大喊着跑回来。
当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见到这12位从天而降的红小鬼时，惊奇地睁大了眼睛，感到不可思议。
长征途中，曲飞先是担任康克清的警卫员，后来出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连二排排长。
抗日战争时期，曲飞先后做过护士，当过妇女委员长，搞过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经组织介绍与老红军徐其海结为夫妻。
徐其海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8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参谋长，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八五师副师长，志愿军四十六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4年8月24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曲飞与徐其海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大女儿徐莎萍1939年一出生就被送给了延安老乡，直到解放后才由组织派人找回。
1946年农历十月初八，夫妻俩由延安出发至承德，途经河北兴隆县雾灵山下梨树沟村时生下了四女儿﹙老五﹚，将其送给了梨树沟村农民高德林，取名高连香。
1965年9月，曲飞给兴隆县公安局写信，请求他们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
同年10月的一天，养父高德林带高连香进京，在西郊民巷27号找到了生母，曲飞张开双臂一把将高连香搂入怀中，泪水滴湿了肩头，口中喃喃不停：“是我家人，是我闺女。”
1966年盛夏，高连香带着3个月的女儿去北京看“红军姥姥”，当她“极其艰难”地说出不能离开养父、不能离开乡亲时，曲飞虽然心里有恋女之情，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并说:“闺女的心情妈理解，别忘端过的百家碗、吃过的百家饭，不能忘了中华民族的根啊。”
为答谢老区乡亲对女儿的养育之恩，曲飞决心为梨树沟村乡亲办点事。1972年春，曲飞得知梨树沟村遇上洪水，全村成了孤岛，便将积蓄的6000元寄给村里，建起了一座横跨东西的 “军民友谊桥”。
2004年，曲飞因病医治无效逝世，走完了83年的人生。
木门镇走出的女上校
曾被誉为“军中女丈夫”的何锐，是开国少将袁克服的夫人。
1917年，何锐生于旺苍木门镇，因幼年家贫生活艰难，举家流落到陕西宁强县茅家坪沟。何锐6岁时，妹妹和母亲先后病亡，她13岁就被迫做了别人家的童养媳，后不堪虐待而去，以背柴卖草度日养家。
1935年初春，红四方面军到达茅坪沟，18岁的何锐参加了红军，成为宁强县第一位参加红军的女性。离家时，何锐立下了“革命不成功不回家”的誓言。
何锐原来的名字叫何桂枝，参军后，战友们将何桂枝叫成“何鬼子”和她开玩笑。何锐想，自己是红军战士，最恨的就是敌人鬼子，于是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锐，她说这个“锐”字响亮、正直，符合她当革命军人的愿望和现实。
长征途中，何锐初任妇女班班长。部队到达金川后，何锐加入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
在红军过草地时，何锐升任排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追击中，她积极扶助伤病员，节食资助战友，顽强地越过巍巍昆仑，涉过邈邈草泽，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丈夫”。
1939年7月1日，何锐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袁克服结婚。袁克服是湖北红安县人，1929年３月参加游击队，次年转为党员，曾任鄂豫皖苏区少共省委书记、川陕苏区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等职。
婚后，组织上安排何锐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次年在三八妇女节获中央妇委“乙等模范奖”。
1943年，何锐调任中央卫生部门诊部商店主任。当时边区物资匮乏，她以1间破房15刀麻纸起家，不断拓展业务，积累资本，收入渐渐增至能供给门诊部200余人的办公杂支费用。商店经营刚有起色，不幸遭到水毁，于是她带领店员设摊摆点，努力恢复，甚至常常女扮男装深入关中及陇东“国统区”，独自赶牲口转运货物，不久便使该店成为当时延安出色的商店。为此，联防政治部授予她“乙等模范工作者”奖章，边区党报还刊登了她的事迹和照片。
抗战胜利后，何锐任冀南军分区司令部四科副科长。1946年，她被调往东北。当时关外战事正紧，交通受阻，她女扮男装，绕道渤海到达战地，出任吉敦军分区管理股副股长。她带领大伙整顿治理，使股内管理混乱的局面迅速改观。
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何锐任湖北野战医院副院长，她常常深入前沿阵地检查医疗救护，为改善病员条件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袁克服任陕西军区政委。何锐调任中央军委直属疗养院副院长。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袁克服被授予少将军衔，何锐被授予上校军衔。夫妻俩既是革命战友，又是生活伴侣，工作上相互勉励，共同进步，生活上相敬如宾、相互关爱，堪称模范家庭。夫妇共育有三子一女，后均成为革命军人。
何锐生前曾先后两次回宁强家乡看望父老乡亲，1972年，她病逝于西安，终年55岁。
抱子跳山崖的女八路
1942年5月，日军出动30000余兵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发动了围歼性的“总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八路军的首脑机关，摧毁八路军设在晋东南的兵工厂。由于寡不敌众，加之日军有飞机协同作战，晋东南兵工厂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厂长郝希英和时任妇女主任的妻子王志成带领工人艰难突围，许多没有及时转移的职工和百姓惨遭日军杀害。
在仓促转移中，王志成与丈夫郝希英失散了，她背着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往一座山上跑，不幸被一股日军盯上了。敌人发现背着孩子的王志成没有携带武器，便狂叫着：“抓活的，抓活的！”“女八路，快投降吧！”强烈的颠簸和激烈的枪声吓得孩子哇哇大哭，王志成咬紧牙关，任凭子弹在身边嗖嗖乱飞，拼命往山顶上爬。日军的枪声越来越激烈，脚步声越来越近，王志成抱着宁死不当俘虏的决心，背着儿子来到了山顶。前面是数十丈高的悬崖，后面有穷凶极恶的追兵。“儿子，跟妈妈死在一起吧！”王志成豁出去了，她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纵身一跃跳下了山崖。
王志成跳崖后，摔在石头上昏死过去，后来，兵工厂的同事到山沟里寻找埋藏的账本，发现血肉模糊的王志成还有一丝气息。他们连忙找来担架，将她抬了回去。经医生检查诊断，王志成右手臂、右腿和脚趾都摔断了，头被摔坏，脑神经、血管严重损伤。她躺在床上四五个月不能说话，一年之后才站立起来，从此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
王志成是广元旺苍人。1933年，20岁的她加入红四方面军，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出生入死。她先后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红一方面军后勤部妇女营班长、排长，延安、太行、太北高峪沟兵工厂群众工作员，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支委、妇女委员，鞍山保育院股长、副院长、院长等职务。
正是在革命的道路上，王志成结识了延安兵工厂党委书记、厂长郝希英。两人情投意合，结为革命伴侣，先后养育了6个儿女。
1943年，王志成生下了二儿子郝利明，之后便将其寄养在河南一个普通人家，5年后他们才得以相见。战争年代，王志成跟着丈夫南征北战，经常跟随部队转移，夫妻俩给每个儿女取的名字都是按出生地取名，如一个叫太南（太行山南），一个叫鞍山，一个叫钢铁，还有一个叫安东，含有纪念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郝希英调任四川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兼厅党组副书记，1966年去世，享年64岁。王志成也随丈夫来到四川，先后在省机械厅、物资厅工作，1982年2月离职休养。
离休后，王志成并没有闲着，她还参加了老年大学。每次上课，她总是提早去，坐在最前排。因为努力和认真，她多次获得“优秀学员”的证书。
在王志成几个儿女心中，母亲的性格要强，很坚忍。因为1942年的那次跳崖经历，王志成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常常三叉神经痛，有时候痛到呕吐。每次疼痛起来时，她就拿着大扫帚，到院子里去扫地，以此分散注意力，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又一年。
晚年的王志成还很关心慈善。每次遇到灾难，她都会捐款。
2011年6月21日，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的王志成因病医治无效，在四川省医院逝世，享年98岁。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