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曾多次论述陈独秀， 但集中评论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批评、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统一全党思想，教育全国人民，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为评价历史人物作出很好的示范，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也有重大、积极的影响。
“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特别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而国民党坚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斗争，严重地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些同志由于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本质认识不清，产生了右的倾向。
为了批评、纠正这种右的倾向，毛泽东于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完整而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策方针。在报告中，毛泽东告诫全党要汲取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指出：“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在抗日战争时期，像这样以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为鉴的论述，毛泽东还有许多。比如，在论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毛泽东还指出：“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更是严重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然而，“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告诫全党要从陈独秀的错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这对于教育全国人民，统一全党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深远的政治影响。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吸收延安整风成果的基础上，毛泽东对过去的党内斗争进行了反思。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结论作得严重”内涵是什么，毛泽东没有具体说，但联系他在1945年5月24日的讲话，应该是指将陈独秀开除出党一事。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说：“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
既然“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是不对的，那么，将他开除出党则更是不应该的。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处理陈独秀的教训，而且准备纠正这一问题。1937年底，党中央曾尝试将陈独秀挽救回到党内，前提是要陈独秀承认加入托派等错误。陈独秀拒绝认错后，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诬称陈独秀做了日特汉奸，接受了日本津贴。陈独秀对此反应激烈，愤而驳斥，导致两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再次指出：“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他还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李立三错误路线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在吸取历史教训的方面，毛泽东采取了全新的做法：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并要求同志们从中吸取教训；另一方面并没有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都加诸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是着重分析陈独秀犯错误的主观与客观原因。毛泽东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这是主要的；而主观原因则是次要的。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性”。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
关于这层意思，毛泽东还曾多次论及。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直至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这是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最精辟的总结。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将“幼年性”作为发生陈独秀错误的原因，指出：“这时期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
探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没有过分地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将陈独秀的错误置于特定的客观历史背景下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考察和评价。这样的分析与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幼年不成熟”，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因为“幼年不成熟”，所以更应该得到谅解。
毫不吝啬地肯定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内的地位日益巩固，威望日益上升，但他比别人更清楚，对历史上的人物，特别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能否作出客观、公正的理性评价，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他自觉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对陈独秀的是非功过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既指出其缺点与错误，又毫不吝啬地肯定其地位和贡献。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毛泽东这段话很值得品味。其一，“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这里面有政治的考量。晚年的陈独秀拒不承认错误，相反，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多有恶评，因而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机尚不成熟。其二，毛泽东强调，在修史时，“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就为以后的历史研究，为实事求是地评价陈独秀的功过做好了铺垫。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应该说， 这些评价是很客观、很到位的。毛泽东并没有因陈独秀犯过严重错误而对他全盘否定，而是给予既公允又不失原则的历史主义的评价， 特别是高度肯定了陈独秀在领导五四运动和建党过程中的贡献。这些无疑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虽然充分肯定了陈独秀的建党功劳， 但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里，毛泽东把陈独秀列为“大不老实的人”。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说：“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5月31日，毛泽东说：“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
毛泽东对陈独秀总体评价不高，原因有两个：
一、认识的局限性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陈独秀的重大失误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不服，他认为，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是要负责任的，但共产国际更有责任，自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忠实的执行者而已，由他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让他去莫斯科学习反省的安排，陈独秀更是表现了他的倔强个性：“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此言一出，共产国际中的一些人乃至斯大林对陈独秀的憎恶，可想而知。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陈独秀给中共中央连续写了3封信，批评中央的“左”倾错误。此时的陈独秀受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颇深，其政治思想已经完成了向托洛茨基派的转变，因此，那3封信不免有些错误的观点。更为严重的是，陈独秀涉足了托派小组织的活动，并打出了“反对派”的旗帜。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绝不能容许“反对派”的存在，至此，矛盾已无法调和。斯大林在征求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后，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1929年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不久，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正式扯起了“反对派”的大旗，并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陈独秀当选为托派中央的总书记。
在毛泽东看来， 陈独秀由“右倾投降主义”到托派总书记，矛盾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革命转化为反革命。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谈到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时，就把陈独秀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性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性的了。”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 我们党搞得不好， 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 陈独秀反对我们， 搞成托陈取消派， 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39年5月4 日，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
按照当时的认识，托派就是敌我矛盾，就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因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自然是负面的。而且自陈独秀拒绝写检查后，这种总体评价便没有改变过。1967年出版的《毛选》四卷合订本注释中，陈独秀被视为“叛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
这可以说是认识上的局限性。在当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无一例外都是这种认识。
毛泽东在1945 年4 月 21 日的那篇讲话里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 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 向比较完全前进， 向相对真理前进， 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 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内外对陈独秀建党初期的革命活动作了充分的肯定，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陈列馆内，挂出了他的照片；对他在大革命时期的问题也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因此，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也由负面转为正面了。
二、维护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团结
从党的二大通过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斗争的成功或挫折，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毛泽东在处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时，始终持慎重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尽量避免公开批评共产国际，以维护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团结。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说：“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关于这层意思，毛泽东后来在一个讲话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确实，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尽量避免提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比如，对于从苏联回国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整风报告说：“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对于王明等张口闭口就是“国际路线”，毛泽东则说他们是“言必称希腊”。
为了维护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团结，避免公开批评共产国际，这种政治的考量显然是正确的、必要的。然而，这对于陈独秀却是不公正的。
研究表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右倾错误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绕开共产国际就无法讲清楚陈独秀的问题，就势必令陈独秀承担他不该承担的责任。这也是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总体为负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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