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勇于探索，开创出一条中国石油开发建设新路
在迅速探明大油田的同时，康世恩和会战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样开发建设一个世界级的特大型油田。
1960年5月，康世恩组织近2000名地质专业工作者与会战职工相结合，经过无数次分析化验和油层对比的综合研究之后，搞清楚了大庆油田的基本地质规律:大庆油田南北长70多公里，东西宽约10至15公里，呈狭长地带。整个油田地下是连成一片的，油层多，含油面积大，但原油粘度高，天然驱动能力小，上下各油层之间的渗透率变化很大，油层出油能力差异很大。这些特点给油田开发出了许多难题。有人主张按照苏联罗马什金和美国得克萨斯两个油田开发方案来搞。
康世恩认为:外国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一定要从大庆油田实际出发，自己开创一条新路。
他亲自组织地层对比队，对油田每个油层情况进行研究，寻找最佳的注水时机：是早注、晚注还是开采的中期注？注进水以后在各个油层中怎么推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大庆油田45个油层中每个单层的情况，并掌握其特性和规律。1958年有位著名的美国地质学家曾著文论述，这种认识油层的方法最好，但实践中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康世恩鼓励地层对比队年轻的地质家们，要从实际出发，敢于创造，勇于探索。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搞出了一种“回旋对比法”。通过这种对比法，不仅认识到了油田的每个单层，还认识到了居于每个单层中不同的“油砂体”。这套油层对比法后来获得国家科技一等奖，成为领先于世界的研究认识油层的基本方法，为大庆油田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实现长期稳定高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于现场注水试验，康世恩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由康世恩提名，中国著名的开发专家朱兆明、刘文章等组成了试注前线指挥所。他们头一回使用200个大气压，往油井里注了50方水，比要求差一半多。康世恩连夜赶到现场，当他得知专家们是照搬苏联专家传授的在玉门使用的方法时，立刻生气了:“乱弹琴!这里是玉门吗?情况变了，怎么还死搬教条？你们这个样会要了我们油田注水的命!”
康世恩关切地对刘文章说:“你们要学会抓主要矛盾，注不进水，油田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能稳产高产。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要靠实践，反复实践，不要怕失败。”
这次批评使刘文章等受到很大震动。重锤响鼓，振聋发聩，他们开始重新研究注水方案，常常废寝忘食。经过几十次失败，终于在1960年10月18日试注成功。
1961年，注水试验半年后，康世恩预料的现象出现了。注水井附近的油井相继见水，渗透率高的油层首先进水，有的油井过早地被水淹没，原油含水迅速上升。原定的开发方针和目标受到严重威胁。一直密切注视着开发试验的康世恩，抓住少量“水窜”这个苗头，立即召开技术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
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人说:要注水就必然出水，有水利就会有水害，这是难以平衡的法则。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是能把水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好了，可惜地下油层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此时，已经连续开了3天会的康世恩一扫连日的疲劳，站起来大声说:“看来我们真是山穷水尽了!我们要高水平高效益地开发好大油田，就不能见事迟，抓得慢。更不能在困难面前无所作为，任其自然发展，放弃主观能动性。我们就是既要注水，又要治水；既要水利，又避水害。要创造出一种能指挥注入水在油层中自由活动的新技术。”
康世恩提议仍由刘文章研究创造这种新技术。他对刘文章说:“你要像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车流那样，指挥油田地下注入水，该流的流，该堵的堵。”
刘文章调集了12个作业队在试验井上进行了反复的试验，用上了当时能找到的国内外各种新技术和进口的各种堵水用的封隔器，但都不适于大庆这种多油层的油田。一次次失败，使人心情沉重。1962年2月，刘文章到北京参加石油部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康世恩专门听取了试验汇报，对刘文章说，注水的成败关键是应该有一种得心应手的封隔器。他要刘文章想一想，搞个什么样的封隔器好。
过了几天，康世恩又把刘文章找去，用铅笔在纸上边画边说:“我想了几天，按大庆多油层的特点，搞一个像北京大街上卖的糖葫芦串那样的多级封隔器，每一个封隔器做成皮球那样，连接在油管上，形成一串，往油管中注水，它就胀大，将油管与套管的环形间封隔住。停止注水，皮球就缩回去，你不想注那层就封堵那层，想注哪层就打开哪层。”
刘文章听后，感到茅塞顿开!他立即率领攻关小组按照康世恩的这个设想，经过1018次试验，在1962年底终于试制出一种糖葫芦式封隔器，并在注水井中使用成功。这项新技术，为大庆油田实施分层注水、分层采油、分层测压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手段，使大庆油田长期稳定高产成为现实。
心系石油，“临死前我要大声喊三声：油！油！油！”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世恩顽强地坚持工作。这时，他主持作出了由大庆组织勘探队伍，赴辽河开展辽河盆地石油勘探的决定。
1967年初，继上海“一月风暴”后，夺权高潮卷到石油部，造反派要夺石油部的权，逼康世恩表态。在一次会上，康世恩面对各种威逼，镇静、严肃地说:“在中央没有正式指示之前，我不能把这个权交给你们!”
周恩来得知后，在接见造反派头头的会上肯定康世恩的表态是正确的，并告诫他们:国务院各部委的权任何群众组织不能夺。在1967年元月北京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历数大庆会战取得胜利的原因，用心良苦地保护大庆红旗，保护大庆石油会战的领导人。但随着动乱的不断升级，康世恩还是受到长达两年的批判和隔离审查。在激烈的斗争中，康世恩坚持原则，不乱说话，不上推、不下卸，有责任自己承担。
1969年2月，渤海结冰。巨大的流冰冲击着塘沽近海的一个油井平台。如果油井被毁，必将造成原油的大面积污染，需要立即派人前去组织抢救。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问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的余秋里：“这件事派谁去？”
余秋里回答：“康世恩熟悉情况，懂技术，最好派他去。”
周恩来立即指示与会的石油部军代表：“马上叫康世恩同志来!”
军代表回答说康世恩还没有“解放”，群众还不谅解。
周恩来生气地说：“群众不谅解，你们不会做工作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说服群众!”
片刻之后，周恩来又指示军代表：“马上让他到这儿来，我要向他当面交代任务。”
军代表两次派人去请康世恩，康世恩由于不明真情，都没有去。第三次军代表亲自去住所说明情况，康世恩才随同军代表一起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这时时间已是凌晨2时。周恩来亲切地上下打量康世恩，问：“身体怎么样啊?最近干什么啊？”
康世恩回答：“身体还行，正在接受群众批判。”
周恩来说：“你快坐下，给你一个任务去完成!”
接着，周恩来让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汇报渤海流冰撞击油井的情况，并说，压井这一套工作，你周希汉听康世恩的；海上航行破冰、安全，你康世恩听周希汉的。最后，周恩来又嘱咐周希汉，连夜把康世恩接到海军司令部去，然后直奔塘沽去压井。康世恩心里明白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关心和爱护，要借此机会使他获得解放，重新开始工作。康世恩和周希汉连夜赶到塘沽了解了情况，在大港油田渤海勘探指挥部的配合下，破冰出海，成功地指挥了压井作业，战胜了冰灾，完成了任务。
1969年6月中旬，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了组织江汉石油会战的意义，并点名要康世恩去组织这场会战，任会战指挥部副指挥长、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会战由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石油部统一领导，任命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为指挥长兼政委，军区参谋长张显扬为副指挥长，在部队的支持下组织会战。
去江汉前夕，周恩来找康世恩谈话。他紧紧握住康世恩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要排除各种干扰，坚决把中国内地的这场石油会战打下去。要想办法，保存一支石油骨干队伍，保持石油队伍的好传统和好作风。”
副总理李先念也十分关心江汉石油会战，听取汇报后作了具体指示。国务院领导的关心和重视，使康世恩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他对江汉的同志说：“在江汉找不到油，我死也不闭眼，如果闭了眼，你们就用火柴棍给我撑起来。临死前，我也要大喊三声，油！油！油！”
8月正值酷暑，而江汉地区又属于著名的“火炉”。康世恩在这场特殊年代的特殊会战中，调集了140台钻机，近10万人的会战队伍，云集江汉平原。根据康世恩的安排，石油部机关、各油田被打倒的“走资派”，靠边站的“反动技术权威”，关“牛棚”、受批判的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共有200多名处以上领导干部，被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参与组织和指挥会战。康世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支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石油骨干队伍。到1972年5月江汉石油会战结束时，一次就从这里调出7000多名干部和3万多名技术工人，为石油工业新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1年5月，中央决定调康世恩回京，任燃料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1年12月，康世恩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他列举大量事实，旗帜鲜明地批判林彪一伙推行极“左”路线，挥舞“不突出政治”的大棒，打击干部群众，破坏生产，否定管理造成的严重危害。会后，康世恩这个发言出了简报，张春桥看后大为不满，批发言是“形左实右”，要求追查。康世恩尽管承受了很大压力，但照样坚持抓生产。
1972年，康世恩开始主持燃化部工作。此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国家能源缺口越来越严重，周恩来不得不痛下决心，令电厂由烧煤大量改烧原油。为保证原油供应，周恩来找康世恩商量，决定动用后备石油储量，开发大庆喇嘛甸后备油田。同时，继续加紧在内地找油，继江汉石油会战之后，康世恩又组织了陕甘宁、辽河、任丘的石油会战。
1975年西斜坡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后，康世恩亲自到辽河油田进行动员。他把西斜坡的一连串突破比作是“继大庆油田之后发现的又一个大油田”，要求用3年时间，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这个大油田。他决定先把曙光地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油田拿下来，同时开展对西斜坡的全面勘探，为以后发展准备新的开发区。按照这个部署，从大庆抽调成建制队伍和辽河职工一道，开展了曙光油田会战。3年时间，相继拿下了曙光油田、高升油田和欢喜岭油田，使辽河成为中国又一个重要油气开采区。
1975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5月，康世恩和石油地质家根据对冀中地区地震勘探资料的研究，认为河北任丘——辛中驿地区是一个有利的油气聚集带，决定进行重点钻探。这时，正值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石油战线从上到下精神振奋。7月3日，任丘4号井喷出高产油流，经酸化后日产原油上千吨。这是中国第一次打开古潜山油藏的大门，是勘探领域里又一个新的突破。
实行包干责任制，石油工业再现新辉煌
1981年，中国石油工业面临一次新的抉择，原油产量下降，中国又将花大量外汇进口原油，对国民经济将造成严重的负担。这一形势，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经委员会主任的康世恩的严重忧虑。
当时，康世恩得了膀胱癌，住进了医院。他在病中最牵挂的是：石油怎么才能稳住1亿吨，不要继续往下滑，而且要逐步转入上升。他反复计算，这样做，今后5年到10年内一共要花多少钱?怎样筹措这笔资金？他对石油部来看望他的同志提出：“能不能不叫下面各油田年年争投资，想个办法给他们包干？”他组织石油部有关人员算了一笔细账，把1980年动用的石油地质储量57亿吨、121个区块划分成四类：产量稳定的、递减率较低的、递减率较快的和可以扩大开发的，算下来1981年可以保持原油产量1.0065亿吨。
当时，中东爆发了“两伊战争”，原油价格上升至每吨260美元，而中国国内油价每吨才相当于35.7美元。康世恩把这些情况综合考虑之后，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一个原油产量包干的轮廓：国家对石油部实行原油产量1亿吨包干，超产的原油允许石油部出口，利用国际油价上涨的机会，换回的资金用于资源勘探、油田调整和技术改造。国家不用增加投资，不用进口原油，而是让石油部门本身增强活力，使石油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1年2月，中央决定康世恩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4月22日，国家计委等几个部门联合给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原油产量稳住1亿吨和增加工作量的报告。国务院于4月26日批复:可以同意，并尽快落实。可否在此基础上包3年。
原油产量1亿吨包干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以后，在医院的康世恩立即组织研究实施办法，决定派副部长焦力人等率工作组到胜利油田搞包干试点。工作组临行时，康世恩对他们说：“国务院确定1亿吨包干是一次大的调整，也是管理体制上的一次大的改革，石油要稳住1亿吨，必须加大勘探工作量，必须对已开发的油田提高采收率，这就要大量的资金。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才想出这个‘包干’的办法来。”他认为实行这个新的政策，有利于调动石油战线百万职工的积极性，给企业一定的好处和自主权，使石油工业比较顺利地发展下去，同时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如何实施包干？康世恩讲了两条原则：一是四级包干，责任到人；二是企业内部实行甲乙方独立核算。
康世恩提出，要搞好地质、工程、经济3方面论证。他强调这是一次管理体制、利润分配、企业自主权的重大改革。按照这个要求，石油部工作组在胜利油田工作了一个月，拟订出先进的承包方案，康世恩对此十分满意。
1981年5月，康世恩主持了东部地质勘探工作座谈会，进一步阐明实行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政策和办法，决定在全国各油田全面展开。他要求大家振作起来，立志把石油工业搞上去。他要求将勘探司提出的东部地区20个含油带作为近两年拿储量的重点，并提出要依靠技术进步，挖掘油层潜力，改变看不起低产油层、小块油田的观念。
1981年7月24日，康世恩在能源委员会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上，提出实现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管理，三是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四是靠登泰山过十八盘的精神。在政策上实行包干制，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增加石油自我发展的能力；实行沿海大陆架对外开放，与外商合作勘探开发海上油、气资源；允许采取多种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可以向国外贷款。后来，中央同意了这3项重大决策，这为中国石油工业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2年3月，中原石油勘探相继取得新的成果，石油工业部决定要在河南濮阳一带展开石油会战。康世恩多次听取汇报，针对这个地区复杂的地质情况，提出要“打一场80年代特殊的石油会战——科技攻关会战”。
7月，康世恩正在北京301医院住院，医护人员不许他工作。康世恩就通知油田同志以探病的名义，偷偷将地质资料等带进病房。等医护人员闻讯赶来时，病房里墙上挂的、床上和地上铺的都是地质图。康世恩对护士长风趣地说:“我是打游击出身，打游击看来你们不如我。”“我一看地质图就来精神，比吃药还强。”经过几次研究，确定了3年内要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亿吨、天然气储量500亿立方米，年生产原油500万吨的会战目标。
1983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原石油科技攻关会战，并确定宋振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4月，康世恩率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河南濮阳参加会战动员会，要求以大庆会战的劲头，把大油田拿下来。随后，经康世恩多方做工作，石油部和中国科学院达成了科学院7个研究所参加中原油田会战的协议，石油部也组织了2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科技攻关。经过努力奋战，1985年底中原油田原油产量达到550万吨，在历史上多灾多难的黄河决口故地，出现了一片繁荣的石油新城。
临终嘱托，写下最后一个字：“油”
在1988年3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康世恩不再担任国务委员，退居二线，但他依然心系石油，心系未来。他给自己提出新的课题:到各油气田调查研究，为石油、石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尽老马之力”。
从1988年到1992年，康世恩每年都到大庆作一次调查研究。他曾打比方说，大庆打个喷嚏，石油部大楼就要抖几抖，大庆原油产量如果掉下来，哪一个油田也补不起啊!他每年到大庆去时，总是主题鲜明地提出:大庆油田如何能做到长期稳产高产，不但要稳产到本世纪末，还要稳产到下个世纪初叶。他还是像当年会战那样，认真细致地和专家们日夜商讨油田怎么再细分开采层系，怎么打加密井，怎么开展三次采油试验，提高油田的最终采收率。他尖锐地指出，立足于开采好油层、富油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今后要立足于开发薄油层和中低渗透层。从宏观到微观，从大局到技术细节，他都和大庆领导、技术人员一起反复研究讨论，一起算账，一起制定措施。
1993年3月的一天下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来到康世恩居住的四合院里，听取康世恩关于发展石油工业的意见。看到满屋挂的地质图纸，他为老人专心致志研究石油的执著精神深深感动。朱镕基后来在一封信中说：“康世恩同志对发展中国石油工业那种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5月，康世恩又到中南海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作了详细汇报。康世恩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1993年初，国务院决定塔里木盆地局部对外开放，其他许多建议也逐步付诸实施，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从1992年起，康世恩多年劳累引起的心脏、肺部等疾病，开始频繁发作，每年要住几个月医院。1994年5月下旬，他带病从四川归来，到301医院复查，结果被确诊为肺癌，并且已转移。面对“死亡之症”，他十分镇静，对身边的同志说：“有病就治，没有什么了不起，我80年代得了膀胱癌，战胜了它又活了10年；如果这次我能战胜肺癌，我还可以再活10年。”
石油天然气、石化、海洋3个总公司的领导经常到医院去看望他，他总是关切地询问石油和石化生产发展情况。他听了塔里木石油勘探情况汇报后，再三嘱咐，塔里木地下是个油海，是我们国家的大宝贝，应该抓住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把大油田拿下来。他对着大地质图，聚精会神，边看边谈，根本不像一个病人，仿佛又回到当年指挥石油会战的现场。
1995年3月17日，康世恩病情加重，呼吸困难。朱镕基来看望他。康世恩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挣扎着坐起来抓住朱镕基的手，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他喘息着对朱镕基说出埋藏在心里很久的话:“老朱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995年4月4日晨8时45分，江泽民得知康世恩病危，赶来探望。这时他已被切开气管，不能说话了，但他恳切地望着江泽民的眼睛，分明是告诉江泽民中国石油工业要加快发展。
江泽民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放心吧!上次你和我说的关于石油工业发展问题，我记着呢!”
康世恩点点头，再次流下激动的眼泪。
4月20日，是康世恩的80岁生日。石油、石化、海洋3个总公司的领导送来花篮向他表示敬意。一批又一批老同志来看望他，噙着泪水和他告别。
4月21日上午，康世恩已在弥留之际。身边人员看到他的手在微微抖动，知道他想写字，赶快拿来纸和笔。康世恩这时身体已无法动弹，两眼只能望着天花板。他凭直觉握着铅笔，在一块纸板上艰难地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他这一生最后的一个字“油”!身边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家属见此情景忍不住失声痛哭。
4月21日下午2时55分，康世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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