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中国石油的康世恩（上）

在中国石油界，有一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中国石油舞台上，有一个人物，一生痴“油”，叱咤风云。他，就是康世恩！

康世恩，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河北省怀安县西湾堡乡田家庄。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康世恩由军队转到石油系统，历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兼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务委员等职务。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于石油工业建设，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刻苦探索精神，冲破种种束缚，为建立我国强大的陆上和海洋石油工业，开拓新中国的石化工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朱镕基曾撰文指出：“40多年来，康世恩同志转战南北，参与领导和组织、指挥了大庆等十大石油会战，亲自领导建立起海洋石油工业，关心和支持发展石油化工，对发展我国石油和石化工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建设，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15年4月是康世恩100周年诞辰，也是他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接手玉门油田，打造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1949年8月26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第九师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刚刚参加完解放兰州的战斗，正准备跟随彭德怀挥师新疆。这时，他接到解放军总部的命令，任命他为玉门油矿的军事部代表，接收玉门油矿。从此，他便投身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事业，同石油工业结下不解之缘。

玉门油矿是我国开发较早、规模较大的一个油田。从1938年开始勘探，到1949年有职工近5000人，年产原油约9万吨。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坐镇酒泉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亲率甘泗淇、许光达等高级将领视察玉门。他对康世恩说:“不但要把油矿当前的各项工作做好，多生产石油支援进军新疆和解放全中国，更重要的是，要把玉门建设成为发展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康世恩接管玉门油矿后，碰到头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四五事件”。“四五事件”是指1949年4月5日玉门油矿爆发的一次工人运动。因油矿当局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们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怒打了油矿当局的代经理戈本捷。随后，油矿当局勾结国民党酒泉河西走廊警备司令部，将欧阳义等32名工人投入监狱，其中4人被判刑。

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矿后，职工家属强烈要求重新处理“四五事件”。康世恩决定立即从酒泉接回受难工人。当时刚解放，既要稳定矿区民心，安定秩序，又要打击种种破坏活动，以发展石油生产；既要保护工人群众的利益，又要团结原油矿上层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情况复杂，矛盾尖锐。康世恩在全面了解事件真相以后，首先着眼于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时又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贯彻执行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军管会在全矿开展了“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广大职工包括各种不同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一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职工通过教育，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的使命和地位，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组织。

这样，玉门油矿解放几个月后，矿区面貌和人们的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支援解放军进疆部队的油品需要，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把解放前购来、尚未安装的一套热裂化装置投入使用，从设计、施工到开炉，仅用80天就试车一次成功，大大提高了油品的产量和质量。技术人员说，国民党办不成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办成了，今天我们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基础上，康世恩依靠广大职工，建立了工会组织，发展了党员，形成了一支团结群众、发展生产的骨干力量，王进喜就是这个时候涌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油矿生产形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陆续发现了石油沟、鸭儿峡、白杨河等油田，很快投入开发，使玉门油矿原油产量，由1949年的6.9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75.5万吨，1958年达到年产140万吨的最高峰，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座大型炼油厂——兰州炼油厂的顺利开工。

玉门不仅出产品，出经验，而且出技术，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石油会战，先后调出参加会战职工达7.8万多人，设备2000多台套。正如诗人李季写的那样：“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

大胆决策，成就新中国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

1953年初，康世恩被调到北京，任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

在当时国家的诸多工业部门中，最薄弱的就是石油工业。1953年，朱德对康世恩说:“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和石油，有了这两样，打起仗来就有了物资保障。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给你的命令。”

康世恩聆听着，默默地思考着，经常为如何执行和完成这个任务寝食不安。

1953年10月，苏联政府派遣以发现和开发苏联巴库大油区的功勋地质专家特拉菲穆克院士为首的专家组来华，帮助调查甘肃的石油资源是否能满足拟建的兰州炼油厂的需要。

康世恩和苏联专家组首先考察了雪峰耸立的祁连山麓和周边的荒丘大漠，又折回考察了陕北沟壑纵横、梁峁绵延的黄土高坡和广阔的鄂尔多斯盆地。1954年新年过后，又南下四川、贵州、广西和广东等地，实地察看了不同地质类型的沉积盆地，共历时156天，走遍7省大部分地区。回京后，苏联专家组写成了长达537页的调查总结《中国油气田》，对中国主要沉积盆地含油气的远景作了积极的评价。

1954年4月，康世恩亲自率领以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安德列柯为首的专家组翻过雪山，深入渺无人烟的青海柴达木盆地，调查那里的地质情况，评估含油远景，选择勘探队伍进入盆地的路线。

由于勘探技术、设备和手段的制约，到1954年，我国的勘探队伍还很少，现代化的设备如地震仪等几乎没有，勘探手段主要还是靠老祖宗留下来的榔头和罗盘，围着露出的地层和油苗打转，结果一直没有重大的突破。

1955年9月1日，中共石油工业部党组做出决定，组成以康世恩为团长的中国石油代表团访问苏联，要求康世恩从理论到实践，带回一套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的可行办法。

从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康世恩在苏联学习考察长达5个月。2月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了康世恩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李聚奎关于石油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关于石油的生成和中国石油发展的前景，又问在中国怎么找油。

康世恩汇报了在西北地区找油的情况和在苏联考察的收获。毛泽东听后，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啊!”

随后，康世恩汇报新疆、甘肃的油田都在戈壁荒漠地带。毛泽东感慨地说:“搞石油艰苦啊!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毛泽东提出要找楼房式的（多油层）油田，还提出要给石油工业增加投资，配备干部，在全国各地多打些探井。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对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月6日，陈云召集何长工、李人俊、康世恩等讨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加速石油勘探的问题，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大油区。

4月19日，康世恩率领苏联专家和石油部工作组，来到新疆准噶尔盆地西北部的克拉玛依。克拉玛依黑油山1号井在1955年11月曾喷出工业油流，但对这个地区的勘探前景，从1950年创办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起，就存在着一场争论。从苏联老巴库油田来的石油专家潘切列耶夫等人认为:这里大面积的含油岩层出露于地面，石油挥发后形成沥青丘，说明地下的石油已经散失，油藏已经破坏，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回到乌鲁木齐后，康世恩决定再召开一次不同观点的中外专家会议，就克拉玛依勘探部署做出决定。会上，专家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康世恩根据自己的知识与见解，在李聚奎和石油部党组其他领导的支持下，代表石油工业部工作组做出了对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进一步钻探的决定，把准噶尔盆地的勘探重点从西南部转向西北部。康世恩提出，要在克拉玛依地区3900平方公里的广大范围内，部署10条钻井大剖面，甩开钻探，进行区域综合勘探。这是我国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整体解剖一个大型盆地，是学习苏联勘探经验，结合新疆实际运用的大胆方案。

1956年9月，有23口探井喷出工业油流，探明含油面积130平方公里。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打开了我国石油勘探的新领域，是新中国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它证明中国在陆相沉积地层能够找到大型油田，进一步增强了石油工作者找油的信心。那首脍炙人口的《克拉玛依之歌》，后来唱遍全国，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曲赞歌。

打破框框，发现大庆油田

1958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作出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的重要决策以后，康世恩把松辽盆地作为战略东移的主要突击方向之一，开始倾注心血抓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1月，石油部在北京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会议期间，康世恩和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的余秋里等详细听取了松辽盆地勘探情况和部署的汇报。2月8日，正是农历己亥年春节，康世恩在大年初一召集石油部的地质专家和松辽石油局负责人，对松基3井井位的有关资料再次进行审查。在此之前打下的松基1井和松基2井，由于井位定得不准，均未出油。因此，对松基3井康世恩特别慎重。他要求这口探井一定要打在盆地的中间，资料数据要充分准确，而且要用新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勘测的最新成果，来完善和修正原来的论证。康世恩听了汇报，看了资料后，认为新定的井位资料可靠，论证充分。他说:“松基3井的位置定在（松辽）盆地中央拗陷大同镇，位置十分理想，你们要尽快准备好开钻。”

大家高兴地站起身来，才发觉已是旭日临窗了。外面迎春的鞭炮声，正此起彼伏。“好家伙——过大年了!”康世恩用爽朗的笑声向大家祝贺新春。

刚过完春节，康世恩和余秋里就去拜访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邝伏兆，一起讨论了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部署，确定了两部分工，并就松基3井井位施工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见。

松基3井由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施工，于1959年4月11日开钻。7月，钻至1050米，开始连续取芯，见到含油显示3.15米，含油饱满。消息传到北京，康世恩即率苏联专家组组长米尔钦克院士等来到哈尔滨，对该井含油气前景实地做出评价。康世恩和米尔钦克一段一段仔细地对照岩芯，看完所有地质图和资料。米尔钦克舒展眉头，说油气显示良好，要是在苏联遇到了这种可喜的情况，就要举杯庆贺了。他提出，继续钻进，以便了解地层深部的含油气情况。专家组其他专家也是这个意见。

康世恩听完专家的意见，默默地思考后和专家们商量:“打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一旦见到油气显示，就要马上把它弄明白，不要延误时机。从这口井的资料来看，希望很大，应该停钻试油，尽快确定有无开采价值。”

米尔钦克立即表示反对。他提高嗓门说:“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

康世恩完全理解米尔钦克的意思。但是，他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指着钻井工程资料对大家说:“这口井现在才打到1000多米，如果按基准井全部取芯，打完3200米，起码还得半年，油层被泥浆浸泡时间长了，恐怕有油也试不出来了。如果现在试油，有开发价值，可以立即开发，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

米尔钦克仍不同意。可康世恩想的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石油，只有争取时间早日在东部找到油田，才能缓解国家的困难。他在向余秋里请示后决定：“松基3井提前完钻，立即转入完井试油。”

考虑到松辽局还缺乏完井试油的经验，康世恩当时就急电玉门，点名调玉门油田固井工程师彭佐酞，带全套人马日夜兼程赶到松辽来固井。回到北京后，他又从部机关和北京石油学院抽调技术人员，立即赶赴松基3井参加试油。临行前，康世恩召集大家开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必须对见到油气显示的两个油层进行不同常规的彻底试油。并就这口井的固井、射孔、压井、抽汲和提捞等试油的每一个具体步骤做了详尽的指示。当时的习惯做法是捞油，康世恩则强调，这次要先捞水。他说:“在一定的油层条件下，尤其是在松辽盆地还没有气举设备这类先进的试油手段的情况下，深部提捞就是最有效、最彻底、最好的试油方法了。”

康世恩要求试油工作组每天用电话或电报向他汇报一次情况，一周用书面汇报一次。

康世恩提出的这套试油技术和措施，打破了当时正规试油方法的框框。在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施工之后，正如康世恩预料的那样，一边捞水一边井筒内就开始出现油柱。这一情况使试油工作组的专家和职工大为欣喜。康世恩得知情况后，立即发来电报，严令:“一定要加深提捞，把捞筒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去，只捞水不捞油，做到水落油出。”

试油工作组和工人们用了7天7夜时间，直到把井底的泥浆和掉下去的小螺丝都捞上来了，康世恩才认为是把水捞净了。9月26日，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开始外溢原油，用8毫米油嘴放喷，日产原油13.02吨，获得了有价值的工业油流。

辽阔的松辽大地发现了石油，人们为之欢欣鼓舞。考虑到大同镇与山西大同市同名，松基3井喷油与国庆10周年双重喜庆，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提议改大同为大庆。这样，在新中国的地图上出现了大庆这个震惊中外的新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