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勇
拉贝
拉贝,尽管是一名纳粹党员,但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对他的崇高敬意,他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就是他,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园里,也挤进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拉贝日记》序言,胡绳)
错估形势 拉贝受阻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被南京难民视为“活菩萨”的拉贝。
约翰·拉贝(John Rabe,1882年-1950年),德国汉堡人。1908年8月18日来到北京,在一家德国商店当售货员。次年10月25日与女友朵拉在北京结婚。1911年,应聘到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兼文书,后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天津分公司经理。1931年11月,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
对于七七事变,拉贝一开始不以为然:“1937年夏季在北平郊区卢沟桥发生所谓的‘中日摩擦’时,在南京的我们曾认为,这起发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会在当地加以调停解决的。”(《拉贝日记》,以下若未特别标注,均引述于此)
可是,拉贝错了。正因为不以为然,所以拉贝还是决定到北戴河避暑。妻子朵拉已经于6月份先期到达。
拉贝原计划经津浦铁路北上,不料因7月30日天津沦陷,只能乘坐开滦煤矿管理局的一艘轮船去了秦皇岛。
尽管拉贝在秦皇岛很愉快,可好景不长。当时秦皇岛已被日军占领,“不断有运送军队的火车驶向天津,每列火车都架有高射火炮”。这使拉贝有些紧张:“情况看来要比我估计得严重得多!”
在北戴河,人们对日军早已占领此地似乎没什么感觉,但空气有些紧张,它促使拉贝立刻在秦皇岛请人预订返回上海的飞机票,回答却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已售完。”
正当拉贝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的时候,又传来消息,上海也受到了日本人的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
8月13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这让拉贝有些心慌:“眼下已不能指望经上海港返回了。这使我不知如何是好。而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已经袭击南京。”
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8月19日,两度空袭南京。8月27日,再次空袭南京。据次日《申报》报道,27日这天,全市房屋被炸毁500余间,“无辜平民被炸毙、焚毙者数百人”。
拉贝坐不住了:“这时我醒悟到了形势的严重性。现在就只有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于是,拉贝便与胶济铁路产生了“交集”。
涉险南下 风雨相随
涉险南下,赶赴战区,无疑是一种冒险。但拉贝不这么看:
“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
话说得很实在。8月28日凌晨,拉贝在夜幕下告别妻子,约15个小时后到达天津。
对于天津,拉贝并不陌生,他曾在此生活了6年(1925年-1931年)。他在南京工作期间,他的家属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女儿在天津结婚,外孙也出生在天津。
天津好友给拉贝搞到一张英国海轮船票。让拉贝颇感惊讶的是:
“这艘轮船连烟囱边上都挤满了中国难民。我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了战争在天津造成的破坏,其中有一个我们花了很大精力建造起来的自动电话局被损坏就证实了这一点。街道上设置了铁丝网路障,但每处日本兵都让我们德国人顺利通行。”
看来,日本当时对德国网开一面。无怪乎后来拉贝为使安全区免遭空袭,亮出的是一面大大的纳粹旗帜,居然还挺管用。
本来逃难就够受的了,可老天偏偏不开眼,又下起了倾盆大雨。这似乎预示着:逃难之路,充满凄风苦雨。
“在倾盆大雨中,一只小小的拖轮拖着两只挤满了逃难的中国人的小船。从白河(译注:当指海河)向下游驶去,数小时后才到达大沽。那里,那艘应该送我们去烟台的轮船一下子拥上了许多中国难民,我在拥挤中一度丢失了行李,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除此以外,一路上再没有发生什么事。”
貌似一路平安,其实不然。
“在烟台,下船时又下起了倾盆大雨,爬过几道铁丝网路障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送我到旅社去的人力车。这时已是黄昏时分。我把人力车顶篷推到边上,以便看一眼我冒冒失失来到的这个地方。”
想必,拉贝当时的心境,就像这风雨中的黄昏,一片灰暗。
在“经过了9家小酒馆和3所教堂”后,拉贝终于来到靠近海滨大道尽头的海滨旅社,此时已被淋成“落汤鸡”。
随后,拉贝联系了安茨公司老板布瑟先生,布瑟是西门子公司在烟台的代理,也是拉贝的老朋友,1919年曾与拉贝一同被遣返回国。
这里面有个插曲。“一战”期间,北洋政府对德宣战,1919年,拉贝被遣返回国。但第二年,他又回来了,又以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继续为西门子公司工作。政府怀疑他目的不纯,对他进行监视。直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权益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形迹特殊的人”。
在烟台,拉贝度过了短暂的愉快时光。让拉贝高兴的是,布瑟的女儿刚从南京返回,带回了南京的消息。
但她带来的消息却是不妙的:南京在8月中旬就受到了猛烈轰炸,居民们都在纷纷逃离。此外,烟台的周围地区遭到了水灾。乘机动车到胶济铁路去是不可取的,因为布瑟小姐乘坐的汽车途中就不得不多次停下来,全部乘客被迫下车,车子才重新发动起来。
后来,布瑟帮忙搞到一张去青岛的船票。那艘轮船同样挤满了中国难民。由于平津和上海是战区,众多难民涌向暂时无虞的青岛。同拉贝一样,再转道胶济铁路西逃。
抵达青岛后,拉贝拜访友人,漫步青岛,“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撤出的地方。”
对于青岛,对于日本,德国人心态挺复杂。青岛是二十世纪初德国倾力打造的“模范殖民地”,投入巨资进行建设。青岛也是德国的伤心之地,在1914年日德青岛战争中,被日本打得落荒而逃。
胶济沿线 满目凄凉
尽管战事还没有波及胶济线,但铁路沿线的景象让拉贝倍感凄凉:
“胶济铁路两边远远近近的村庄和田地都被水淹没了,有些居民蹲坐在自家倒塌房屋的梁木上。只要火车一停下来,乞讨民众的凄惨的哀求声就从各个窗口传进来。”
原来,同年8月,济南“长清玉符河决口,大水向东淹没济南百余里之村庄,受难灾民达十余万人”。后又“因黄河决口,被淹区域达八九县之多”。(《民国山东道院暨世界红卍字会史事钩沉》,李光伟,载《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一期)
到济南后,拉贝住进石泰岩旅馆。石泰岩旅馆是由德国人石泰岩在1904年创办的,位于胶济车站南侧的大马路(今经一路)。前后两个院,前院是二层楼房,后院是平房,总共有五六十间房屋,旅馆有50张床位。
据1927年《济南快览》记载:“德人石泰岩所设之旅馆,完全为西洋式,兼营餐馆及牛肉之贩卖,每日房金自八元至四元。旅济之西洋人多寓于此,盖得言语习惯之便利,中人鲜有入者。”
石泰岩与胶济铁路济南站颇有渊源。据1934年《济南大观》记载,车站大楼内的胶济铁路饭店,亦由石泰岩担任经理。因此,拉贝住在石泰岩旅馆,不论吃住,还是旅行,都方便得很。
拉贝在回到南京后,在日记中曾提及济南,不过不是饭店,而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韩湘琳。
韩湘琳(1906年—20世纪80年代),山东临淄县人,曾就读于齐鲁大学经济系。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时任拉贝的秘书。拉贝对他评价甚高: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1937年9月21日日记)
“韩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1937年11月19日日记)
住在济南的拉贝肯定想不到,在他后来拯救的难民中,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济南铁路局职工家属,她的名字叫徐淑珍。
1937年12月18日,南京大屠杀(12月13日)发生之后的第五天,18岁的徐淑珍随同母亲、还有20岁的姐姐徐淑德,以及两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弟弟,逃难来到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这是拉贝所负责的国际救济机构下设的25个难民收容所之一。尽管当时收容所内人满为患,但看门老人见徐淑珍的母亲裹着小脚,带着四个小孩很不容易,便好心收容了他们。
此后,徐淑珍和姐姐徐淑德在收容所内做义工。保留至今的“南京难民区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暨收容所所长率全体职员摄影纪念”照中,就有当时风华正茂的姐妹俩。
徐淑珍离开难民所后,到南京市卫生防疫站做实习生,后嫁给了薛惟城。1953年,徐淑珍随薛惟城到济南定居。薛惟城在济南铁路局防疫站工作。如今,徐淑珍已是96岁高龄,尽管记忆大不如前,但历史不会风化。
再说拉贝,在津浦铁路济南站,乘火车南下,顺利地到达浦口,再渡江到南京。这天,已经是9月7日了。而他从秦皇岛启程的时间是8月28日凌晨。
拉贝感慨良多:“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
微弱烛光 划破黑暗
一到南京,拉贝就开始忙碌起来。当然,也处在极度危险当中。
“9月19日、20日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我的战时日记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
“德国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尽管纳粹党旗后来让许多人心生厌恶,可就是这面党旗让许多中国人免遭轰炸。因为二战时纳粹德国与日本是盟国。
“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纳粹党旗下面,那是为防日本飞机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拉贝1937年12月12日日记)
当然,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保护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还有更多更多的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善举,他是这样说的: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商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我30年来一直是在这个国家。在我如此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也是从开始起就认为,在他们遇到不幸时不抛弃他们是合适的。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这些人是中国人中的最贫穷者,要离开这个城市又没有钱,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拉贝及其同仁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与灭绝人性屠杀中国人的日寇有着天壤之别。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离开南京,返回德国。就在离开南京时,他又救助了一名中国人,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佣人安全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
拉贝回国后,先后通过作报告、播放记录片、给希特勒写信等方式,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但当局强令他保持沉默。
“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为纳粹身份,先被苏联人逮捕审问,后被英国人抓去审问。在证实没有犯错之后才被释放。
“今天,约翰·拉贝已被视为兵连祸结之中的弥赛亚(注:救世主)。是他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历史,也是他给了那段历史微弱的烛光,使它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片。”(《约翰·拉贝画传》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