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与新四军的初创及发展

张云逸 【1892.8～1974.11】

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上僚村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1939年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后兼任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及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张云逸参与领导了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又奉命开辟皖东、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还亲自指挥了多次战斗，为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了艰苦谈判，经协商最终达成共识。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6日电令：“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新四军正式成立。我的祖父张云逸当时正在南方开展统战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大批干部尚未到来时，他于12月19日第一个赶到汉口与叶挺军长会合。祖父和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曾一起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彼此了解。祖父的到来令叶挺喜出望外，祖父也为能再次见到叶挺并与其一道工作而感到高兴。在武汉，祖父还见到了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随后，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领导下，祖父投入到新四军的筹建工作之中。关于祖父在新四军中的任职，中共中央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并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由他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

1938年1月6日，祖父同项英等从汉口到达南昌，将新四军军部设在书院街高升巷张勋公馆内，9日，新四军军部正式办公。祖父同项英等一面建立健全新四军军部各机关，一面接待来自南方各游击区的人员，与其一起研究部队的集结和改编问题。同时还研究确定了新四军各个支队的编制序列并决定迅速将长江以南的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一带整训。为此，祖父同陈毅、项英等分赴各游击区集中部队。

1938年2月2日，祖父离开南昌赴闽北、闽西、闽南游击区，指导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改编工作。2月底，三支队所属5团与6团在浙江开化县华埠镇会师。两团会师前后，祖父也赶到这里在华埠开始着手组建第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并对部队进行了短期整训。3月中旬，祖父同项英率三支队由浙江开化向皖南歙县的岩寺开进并于月底抵达岩寺。

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迁至岩寺，各支队陆续集结完毕。至此，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主力胜利完成了下山、改编和向皖南、皖西集结的任务。完成改编和集结后，新四军共辖有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一万余人，各类枪支6200余支（挺）。

由于新四军处于初建阶段，祖父以新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任第3支队司令员，工作十分繁忙，很是辛苦。他协助叶挺、项英督导集结在岩寺的新四军三个支队进行了半年左右时间的军政整训，收效明显。同时，新四军军部从三个支队各抽调一部，组成一支400余人的先遣支队，由皖南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6月17日，先遣支队在江苏镇江西南韦岗成功伏击了日军车队，毙伤日军21人，击毁军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及军用品一部。首战告捷，祖父等军部领导人都非常高兴。各部队经过整训逐渐形成战斗力，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取得了蒋家河口、马家园等战斗的胜利。

在新四军面临着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形势下，祖父于1938年11月10日接到通知，准备率新四军一部由皖南到江北地区活动。11月17日凌晨3时，祖父北渡长江，经无为、庐江，下旬抵达皖中舒城，组织当地的新四军部队东进皖东，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为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他恢复了第4支队第9团、挺进团两个团的编制，陆续组建了江北游击纵队、第3游击纵队、新四军第5支队。在他的推动下，部队进入皖东后，于次年春季迅速进至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地区，为江北新四军开辟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祖父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负责对新四军第四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等部的统一指挥。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新四军江北部队实行战略展开，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在皖东敌后初步站稳了脚跟。至1939年12 月，第4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地区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亦称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5支队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开辟了以盱眙半塔集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亦称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军部的联系。

1939年末，随着新四军江北部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对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广泛开展对日伪军的打击，引起华中日军高层的严重不安。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抽调南京、明光、蚌埠等地日伪军2000余人于12月中旬集结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兵分三路从东、南和北面，对皖东地区进行首次大规模“扫荡”，企图乘新四军在皖东立足未稳而一举加以歼灭，同时驱逐和消灭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这次“扫荡”之敌，一路700余人从全椒出动，20日拂晓进占大马厂；另一路300余人，于21日中午占领周家岗；又一路400余人于20日从滁县进至施家集和周家岗。为配合日伪军对周家岗的“扫荡”，驻巢县日军于21日出动近千人的兵力经含山县向全椒西南国民党军李本一部驻守的古河镇发动进攻，并于21日占领古河镇。

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之敌，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扫荡”，祖父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针对敌情，认真研究了我军反“扫荡”的战法，制订了“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的方针，同时召开指挥部作战会议，商讨部署作战计划，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根据江北指挥部的决心和部署做好各项战斗准备。

从12月19日夜起，日伪军由全椒、滁县分别出动，向以全椒县、周家岗为主要目标的新四军第4支队发动进攻。21日起，双方展开激战，敌人的进攻在新四军顽强阻击下寸步难行，增援之敌又遭我伏击，伤亡惨重，进退维谷。次日，日军夺路溃逃，再次遭到我军伏击。国民党军的作战虽然失败了，但在新四军的英勇抗击下，日伪军于23日开始全线撤退。新四军乘胜追击，将周家岗、大马厂、复兴集、古河等地一一收复。到这时，李本一又带着他的随从返回古河。为团结其共同抗日，祖父和刘少奇等研究决定，新四军部队撤出古河。

经过三昼夜的战斗，新四军第4支队在江北指挥部和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的指挥下，共毙伤俘敌人160余人，击毙日军中队长毛高千穗，生俘日军小队长一人、伪军四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胜利粉碎了日军对皖东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

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后日军龟缩滁城、珠龙桥等据点长达半年之久，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4支队和第5支队由原来的7000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5000余人，使皖东抗日根据地在艰难的环境中巩固和发展起来。

对于这次作战，祖父回忆道：“我们的装备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日军‘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日本人的部队。”

新四军创建三年间来，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由最初的1万余人，到1939年底，已有近5万人，1940年底，扩大到8.8万多人，成为华中抗击日寇的主要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