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精心部署的“铁桶计划”扑空无获。中央及时作出战略转移、胜利长征的决策。
项南来到上海新家，生活了一段时间，父亲安排他在附近的小学读书。母亲做家务，其他就没什么事情做了，对于整日忙惯的农村妇女，实在闲得发慌。她感到这里不比老家，山上、田里、家中，一天从早忙到晚，载星出门载星归，都有活儿干，只要出力流汗，就可赚到饭来吃，而且不要花什么钱。但城里却不同，除了空气呼吸不花钱，什么都要用钱去买。母亲最怕有人来敲门，门一打开，经常是登门来收水费、电费和其他杂费的。项与年整日东奔西走，干的是重要的机密情报工作，而且随时还有生命危险，却没有按月发工资，跟苏区农村干部一样，“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穿草鞋闹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也是没有薪水领的。有时上头发下的生活津贴费也有限，等到生活过不下去，他只好伸手借钱，或请福建同乡会和其他外出乡亲接济，解决一下燃眉之急。
为了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母亲待城里生活安定，环境较为熟悉后，向在上海做生意开店的乡亲找一点小工做，赚钱贴补家用。不久，地下党组织安排项家到上海法租界八仙桥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的一幢法式洋楼居住（其真正主人是商人翁旭初），此处是中共地下党机关新建的联络点，母亲被安排看守机关电台。组织上每月发给生活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项与年的后顾之忧，让他可以放手开展工作。
项南在上海小学校念书一年后，父亲在乡亲帮忙下，把独生子转学到南京尧化门小学就读。这是当时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办学思想办的学校。博览群书的项与年很崇拜陶行知，认为只有按他的教育理念培育下一代，孩子才有出息。
项南就这样从上海转学到南京尧化门小学读书，经考试，直接念五年级。他刚到学校那段时间，只会讲普通话、客家话，不会说南京话，语文、算术和常识等功课成绩不理想，落在其他同学后头，心里很自卑，每天总是沉默寡言。但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格外用功读书，加上天资聪颖，课本知识掌握得比较快，善于触类旁通，成绩很快赶上去了。由于他勤于读课外书和报刊，作文进步尤为显著。至于打扫校园、动手做饭、洗涤衣衫、种树种菜之类的劳动操作，对于在老家放过牛、在田里做过事的项南，更是举手之劳，比其他同学干得更起劲，经常受到老师表扬。
开学不久，学校举办普通话演讲比赛，五年级班里同学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报名登台参赛。这个班在全校属后进班，各项活动都落在人家后头，班主任于老师感到很没面子，在班会上一再动员同学们踊跃报名。她说：“我们参赛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争第一，而是锻炼自己的勇气、口才和智力，总之是重在参与……”
但是，于老师说了许多重要性、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由于自卑感较浓，还是没有同学站出来响应。项南本来是想报名参赛的，但考虑到自己刚入学，对学校情况不熟悉，怕出洋相，所以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当于老师在无奈中把目光投向自己的时候，项南突然想起于老师前不久把陶行知说的“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这句话写在黑板上，感到心里来劲，立即举手说：“我报名参赛！”
于老师带头鼓掌，随即全班响起参差不齐的掌声。这位谨言慎行的新同学，平日没有被人注意，如今一声“我报名参赛”，不由让人刮目相看。于老师高兴地说：“大家要向项德崇同学学习，胆子大一点，勇气多一点，这也是一场没上课的上课，不考试的考试呀！”
但是，困难随即而来，演什么，讲什么，拿什么内容去比赛呢？这时，于老师拿了几份资料，同学们也提了不少建议，但演讲比赛下周举行，时间不等人，来不及准备了。这时，他在家里读的父亲买的《陶行知教育故事》在脑海中闪现，他对班主任说：“于老师，我就讲陶行知教授的故事《拜人民为师》好吧？”
“你读过呀？那太好了！”于老师立即到校图书馆借来这本书，安排项南照本宣科，照书演讲。
项南说：“不必照念，我按记忆的故事讲，可能更生动。”
于老师说：“那更好，你有把握吗？”
项南说：“试一试吧！”
由于五年级班是最后报名的，演讲比赛那天，项南被安排最后一个登台演讲，大家都担心他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哪料到他一登台，与其他演讲同学不同的是，首先向听众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博得一阵掌声。然后他说：“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这又受到评委老师们的好评，带头鼓起掌来了。紧接着他手舞足蹈、生动活泼地演讲，把听众的心都紧紧吸引了。只听项南流利地说：
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教授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项南就这样侃侃而谈，像拉家常那样，用自己的话语，把陶行知这篇《拜人民为师》的故事娓娓道来。大厅里鸦雀无声，连记录者翻动纸张的声音都听得见。当他提高声音说到“再学习”时，全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只见评委老师们兴奋地挥笔打分，一个个亮出小黑板，上面写的全是“100分”。
接着进行颁奖，校长依序向季军、亚军、冠军授予奖状。项南最后一个登台领了“冠军奖”。同学们把手掌都拍红了，以最响亮的掌声，向这位刚入学的新同学祝贺。
从演讲夺冠，到毕业作文，项南都取得优异成绩。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九一八”之我见》，他一见这个题目，不禁暗自高兴，因为当时《中央日报》等报纸上经常有文章论及“九一八”。长年坚持读报的项南有些社论的段落他都能背下来。他很轻松地写完这篇作文，其中一些句子，诸如“……自当破釜沉舟，以必死之决心，作最后之奋斗”云云，都是读报时记住的。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写成的这篇《“九一八”之我见》，被老师判出高分，最终被列为南京小学毕业作文考试第一名。这个成绩，使项南信心大增，并激发了他对写作的兴趣。
时间过得很快，日历如同枯黄的落叶，一片又一片地飞过去。不觉之中，项南在尧化门小学学习的两年一倏儿过去了，他不仅学到了语文、算术等书本知识，明白了不少做人的道理，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养成爱清洁、讲卫生、有条理和勤于动手动脑的好习惯。应该说，陶行知先生的办学思想和教育方法，使项南获益颇大，甚至影响终生。
项南从尧化门小学毕业后，由南京返回上海。在家里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又被送到上海俞塘的强恕园艺学校。母亲在送他去学校的路上告诉他：“这个学校不收费，半工半读，在这里吃点苦，对你有好处。”
母亲是在乡亲们帮助下送他到这里上学，固然有让他受锻炼的意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里没钱。父亲不知在哪里，即使回家，手头也是空空的。有时借到几块钱，他首先想到的是向组织交党费。何况他现在又不知“失踪”到什么地方去了。
母亲在洋楼里的生活还算安定，她带着年幼的女儿平静度日，与外界几乎没有交往。时常有几位穿长衫的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项南在这里又见到过熟悉的胡子叔叔），除使用电台收发报外，他们还在室内低声商谈事情，然后一同外出。母亲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对他们的行踪从来不理不问。
项南这年16岁。他在强恕园艺学校上了几天学才明白，这里实际是个农场。每天，学生们必须在农场做工八个小时，只是早晨念书一个钟头，晚饭后再学习两个钟头。而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靠学生的劳动所得来维持。学生们正值长身体的年纪，能吃，贪睡，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实在吃不消。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孩子困乏得不得了，干活时呵欠不断。
最难熬的是晚上，不少同学困倦得趴在书本上大睡。懂事的项南，经常以冷水淋头来提神，坚持念完当天的功课，做完作业。他心想，自己的家跟别人家不一样，父亲来无影去无踪，可怜的母亲每天有做不完的家务，年幼的妹妹体弱多病，连看病的钱也没有，自己不刻苦学习，长点本领，实在是问心有愧。
从这时起，项南实际上已经开始独立生活。家庭不再给他提供任何费用，他靠着半工半读养活自己。这个客家人的后代，凭着坚韧顽强走上自我谋生的道路。
每天劳动量太大，休息不好，引起一些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学生向校方提出减少劳动时间的要求，经过几次斗争，校方被迫改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半工半读。
母亲已经把家由原住处搬到霞飞路宝康里。项南从学校回到家看看劳累的母亲，看看小妹妹，却很少见到父亲。父亲偶尔回家，见到项南除了问问他的功课之外，很少有时间与项南谈心。
1934年，项与年在上海的秘密活动日益困难，他居无定所，神出鬼没。同年3月底，受组织委派，项与年到莫雄担任司令的江西赣北第四区保安司令部任情报参谋。离开上海前夕，项与年找到在上海的连城县同乡好友张雪澄说：“我很快就要离开上海去外地，我的儿子德崇（即项南）在强恕园艺学校读书，他的生活就请你照顾一下。”说罢，项与年双手一拱，匆匆告别。
张雪澄比项与年小10岁，两人交情颇好。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在上海“职业教育社”工作，参与编辑《救国通讯》（后改名《国讯旬刊》）该刊物由黄炎培创办于“九一八”之后，以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呼吁团结抗战为主要内容，颇受读者欢迎。张雪澄同情革命，正如项南晚年至函张雪澄之子张展文所言：“……特别是在上海白色恐怖下，你父亲对共产党是帮了大忙的。”那时张雪澄隐约感觉项与年是共产党员，但不点破，却不时给予支持。
对项与年托付的事，张雪澄认真对待。16岁的项南，勤奋好学，彬彬有礼地称他“雪澄叔”（直至后来当上福建省委书记依然如此）。张雪澄见项南对写作感兴趣，就安排他业余时间到《国讯旬刊》编辑部打杂，干些抄抄写写的事。这时，陶行知的教导“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鼓舞着他在工余时间坚持学习。他感到莫大安慰的是，编辑部每月发给他5块大洋。这笔钱对别人是“点心费”，对项南却非同小可，不仅解决了项南生活的困难，也使他得到劳动报酬的快乐，增强了自我谋生的能力。陶行知的教育理念这时伸出看不见的双手，支撑着他在人生征途上迈出新的一步。
正当项南在人生征途上，艰难地冲出第一步，依靠“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自己赚得一口饭吃，摸爬滚打在人生征途上的时候，风云变幻，波诡涛谲，父亲一走无影无踪，而在上海的家中却出了大祸，母亲连同7岁的小妹妹，被国民党敌特抓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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